解决“公地悲剧”：如何防止人们的自利损害公共利益

在生活中，我们经常可以见到一种现象，就是公共资源被人无底线的滥用和损毁。最典型的就是前些年那些贪图小便宜的大妈。

当时，政府修建了很多公共厕所，里面都配有公用卫生纸，一些老人贪图便宜，往往抽取过量的卫生纸甚至将其直接带走。这种滥用公共资源的行为使得政府被迫取消了公用厕纸，以至于以后使用者不得不自己带纸。所有人都因为某些人的自利行为而被迫承担损失，老人的个人利益最大化导致了集体利益的损害。

现在很多公厕因为一些人的恶劣行为都不配纸了

很多人斥责老人的品行，认为是过去的贫穷让他们贪图小便宜，甚至有人将其归结为“中国人的劣根性”，从科学的角度，这显然是没有道理的。因个人利益最大化而损害公共利益的“公地悲剧”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都在反复上演，生活水平提高并不能杜绝公地悲剧，最多只能提高侵害公共利益的“标准”。

如为什么决公地悲剧，防止人们的自利行为损害公共利益，一直是经济学家和政府为之努力的目标。这是一场制度和人性的较量。

公地悲剧：自利行为与作茧自缚

公地悲剧是经济学中一个经典的命题，他描述的是在一片公用的牧场上，所有的牧民都争相放养更多的牛，以保证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由于公地上牛的总量太大，远远超过了草场的承载能力，最终导致草场沙化，所有的牧民都无法放牛了，都赔的血本无归。这个案例旨在告诉人们每个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最终只会导致集体行为的丧失。

在现代，这种案例都不少见，在渔场，如果政府不加控制，那么马上贪得无厌渔民们就会把鱼全部打光，连幼鱼和怀孕的母鱼都打掉，以至于整片海域的鱼绝种，最终的结果就是大家都打不到鱼了。

在市场中，如果政府不加规范，那么所有人都会进行投机和欺诈，最终的结果就是市场紊乱，所有人都坑蒙拐骗，进而劣币驱逐良币。盗版成风、抄袭成风，欠债不还，虚假信息等都会损害市场的效率，非洲中东东南亚的发展中国家无法遏制这些现象，从而造成低市场发育度。

在一些农村地区，也会发现这种现象，村民们将自己的屋子院子收拾的干干净净，却在村里的公用地上乱扔垃圾，弄得整个村庄臭气熏天，卫生极差。这样的村庄想要依靠农家乐等旅游产业致富显然不可能。

因此，要想维护公共利益，建设现代化的国家，就必须要遏制公地悲剧，我们无法改变人性，但我们同样可以利用人性来降低人性导致的恶。

方法一：公共资源私有化，利用人的自利

经济学家针对公地悲剧提出了很多有趣的理论，其中第一点就是全盘私有化，将原本的公共资源、公共物品私有化，利用人的自利行为来保护公共资源，典型案例就是非洲坦桑尼亚的自然保护区。

当时坦桑尼亚偷猎猖獗，经常有偷猎者进入保护区杀害大象等保护动物，使得这些种群的生存受到了极大威胁，政府为了阻止偷猎者使出了浑身解数，但是不仅花销甚大，而且作用乏善可陈。

最终，政府决定将保护区包给私人，问题立即得到了解决，虽然保护区的主人也会杀害一些大象利用象牙来赚钱，但是由于大象成了他的私人财产，他为了长期获利就不能将其赶尽杀绝，他必须要考虑长远利益，因此他在杀害一些老象的同时尽力保护母象和小象，以确保他们的数量越来越多，这直接意味着自己的财产增加。

与此同时，他还积极的对付偷猎者，由于事关他自己的财产，保护区主人往往绞尽脑汁，防御森严，其工作效率远高于政府公务员（坦桑尼亚政府无能而腐败，这种差距更为明显）。最终的结果是偷猎者数量大为减少，保护区的大象还增多了，保护大象的目的居然以这样一种方式达到了。

这一政策可谓十分巧妙，要知道如今世界上种群数量最多的哺乳动物就是牛羊猪这些家畜，而之所以数量多是因为他们成了一些人的私有财产，主人依靠他们获利，自然希望他们总数越来越多，在坦桑尼亚，大象成了家畜，自然可以存续繁衍。

私有化确实在坦桑尼亚解决了公共资源被损害的问题，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可以用私有化解决，如果道路被私有化，有人在其设立关卡收取高额费用，无疑会降低效率；如果学校医院全盘私有化，那么无疑很多人将看不起病，上不起学；因此，私有化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但并不适用于所有问题。

方法二：雇佣监管者，引入第三方

另一种方法就是雇佣监管者，奥斯特罗姆在《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中就提到，瑞士的托拜尔，日本的一些村庄就通过雇佣第三方的监管者来确保公共资源不被滥用，他们特地从村里选出一些人作为监管者，监督公共资源的使用，如果有人违反会受到很大惩罚，同时罚金的一半将归监管者所有。

设立监管者确实是好办法，但是这些村庄的案例只适合村子内部的熟人社会，不适合推广至整个国家，国家级的监管还是要靠政府，但是政府监管面临一个很大问题，就是官员并没有动机去监管，这是如今食品卫生问题，疫苗问题、环保问题如此猖獗的原因。

但是能否仿照那些村庄给监管官员予以奖励呢？实践证明不行，因为一旦将其确立为指标并进行奖励，就会出现钓鱼执法的问题，到时各种冤假错案和敲诈就会降临下来，会引发更多的问题，所以依靠政府解决，目前来看，也仅是差强人意。

方法三：耻感文化与社会压力

其实，最能解决这个问题的不是私有化，也不是政府，而是整个社会的压力，如果一个人损害公共利益，破坏公共资源，整个社会都会投之以敌意，让其寸步难行，那么，这种以私废公的现象将会极大被遏制，甚至绝迹。

典型代表就是日本，一旦你犯了触及大家观念的行为，那么整个社会都将孤立你，对你进行冷暴力，从而使得犯事者不得不自杀。《菊与刀》中特地提到了这种耻感文化对于日本公共秩序的作用。

而在欧美国家，这种观念和共识同样强大，在美国，很多违法行为并非由警察发现，而多是公民举报获得，很多华人偷偷将小孩独自放在家里（美国法律不允许12岁以上儿童单独在家）之所以被警察抓获不是因为警察发现其行为，而是其邻居将其举报。在这种强大的公民举报系统下，你几乎很难损害公共利益而不受损。

这种道德凝聚下的共识才是最强大的力量，相比之下，政府的监管耗费大量财力，还无法将其根治。因此，形成强大的公民文化以及全社会对于此等行为的谴责，绝对是威力无穷的监督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