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特立独行的奇才 一本备受争议的禁书
提到“焚书”,首先想到的应该是秦始皇“焚书坑儒”。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欲实行郡县制,遭到了淳于越为首的一干人儒生的反对。丞相李斯进献《谏逐客书》,批驳儒生不识时务,并建议惩戒儒生并焚毁私藏书籍。今天介绍的这本《焚书》,和“焚书”完全没有任何关系,它是明朝著名思想家李贽在64岁高龄时写就的一本著作。
书从问世起,就备受争议,甚至一度被列为禁书。李贽和他的这本《焚书》到底经历了怎样的传奇故事呢。
世皆欲杀之而后快 天下何人能容君
李贽前半生,为生计奔忙,自然无为、与世无争。四十岁时,接触到了阳明心学,开始重新省视自我生命的意义,潜心悟“道”。至此,李贽就常以“异端”自居。在他的《自赞》中曾这样评价自己:“其性褊急,其色矜高,其词鄙俗,其心狂痴,其行率易”。李贽的“狂狷”颇受争议。
在他的《题孔子像于芝佛院》中,对世人尊孔却人云亦云、不懂装懂的现象进行了犀利的嘲讽。他指责这类人“虽有目,无所用矣”,认为他们和睁眼瞎毫无差别。对孔圣人、后儒的批判,引来不少人对李贽的不满和攻击。清初三大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都曾猛烈批判过李贽。
王夫之在《船山全书》中斥责李贽不恤军情,不顾人伦,与民彝相抗,是“惑人心者”,认为他妖言惑众。
顾炎武则称李贽为“小人”,认为“自古以来,小人之无忌惮而敢于叛圣人者,莫甚于李贽。”他愤慨地指出李贽对圣人的质疑,是对圣人的大不敬。
黄宗羲在他的著作《明儒学案》中,直接避开李贽,不写。可见他对李贽有多么的不屑了。
面对众人的非议之词,李贽选择了淡然处之。他把自己64岁时写就的这部著作命名为《焚书》,其实早就预见了自己这份狂狷是定不会被世人接纳的。万里三十年,万历皇帝直接下令焚毁李贽的所有著作。清代,更是把李贽的著作列为禁书。
行为偏僻性乖张 哪管世人诽谤
《红楼梦》中曹雪芹用“行为偏僻性乖张,哪管世人诽谤”来评价贾宝玉的离经叛道。这句话用来形容李贽,是最贴切不过的了。
李贽痛恨封建礼教的一套假道学。道学家们读书只是为了博取功名,为自己谋一个好前程。他们口是心非,嘴上高谈虚假的仁义道德,心里念叨的是高官厚率。他们只是打着道德的旗号,为自己谋求利益最大化而已。
封建统治者极力推崇的孔孟之学,在李贽看来并不是什么神圣不可冒犯的。他犀利地指出“虽孔夫子亦庸众人类也”,孔子博采众长吸取诸子的各家之长,并融会贯通,才有了自己的陈旧。“非圣无法”,任何圣人之学都不能是有法可循的。后人只是打着圣人的名号欺世盗名罢了。
李贽在男权的封建社会勇敢地替女子发声,认为女子头发长见识短完全是无稽之谈。男女本来就是阴阳调和,无高低之分。红粉堆中也不乏见识过人之辈。
最让封建统治者们不能容忍的是,李贽撕下来他们鱼肉百姓的遮羞布,责骂当权的官吏们是“冠裳而吃人”的虎狼。
李贽一世清廉,对儒家的入世之学是十分厌弃的。他没有料到自己的仗义执言会给自己带来了不尽的声讨。76岁时,狱中的李贽决绝地用剃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明白身处封建名利场中的世人,是容不下自己这个“另类”的。
亦儒 亦道 亦佛 摸索前行的探路人
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花了三万字写了“李贽——自相矛盾的哲学家”一章。
李贽少时求学,苦读圣贤书;半世为官,痛斥官场黑暗;落发为僧、参禅悟道,却不守清规戒律。他的身上处处都体现着矛盾。
在封建集权顶峰的明朝,身为皇帝的万历都有万般无奈,只是坐在龙椅上的傀儡。儒家的理学已经编织成一张大网,谁也逃不出被禁锢的命运。
李贽试图在佛家找到心灵的净土,退隐山林。可谁又能料定,佛家的清规戒律不是成为束缚人心的另一张大网。
道家的“道”,似乎更接近人心本真。在李贽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开始潜心研读《易经》。道家的玄妙就成了他聊以慰藉的一剂良药。他受阳明心学影响,又深感泰州学派的玄妙。他在儒道释三家间徘徊挣扎,著述不少,却缺少一个完整的体系。
这种思想的矛盾并不妨碍他思想的一针见血。他见解独到、文笔生动精彩、雅俗共赏,给我们提供了多样的材料去了解当时著名的文化名人。
李贽的这种思想矛盾,是身处明清时文人思想挣扎的真实写照。他们了解封建旧俗的鄙陋,试图冲出藩篱,寻求全新的心灵自由,崇尚心性。他们出于文人的责任感,想要改变,却缺少革新的勇气和手段。他们以笔为剑,抒写对新自由的向往和追索。
李贽无疑是这类文人的杰出代表。他的一生,从未中断过探索和战斗。他一生潦倒,一生狂狷。一本《焚书》,禁者自禁,传者自传。褒贬都留给后人去评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