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美分”：清朝官员眼中的西方政治与社会

鸦片战争的失败，一举惊醒了沉浸在天朝幻梦中的清王朝，自诩为世界中心，举世无双的天朝上国居然败给了一个小岛上的“蛮夷”，给整个天朝带来了极大的震撼。

李鸿章说此乃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更有知识分子认为此次战败于洋人有亡天下的危险。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从来不乏异族入侵甚至反客为主的现象，五胡乱华、蒙古入侵乃至清王朝自己就是异族征服的结果。可以说，历史上的中国(此处专指汉人王朝）多次被异族打败甚至征服，但他们从没有想过去学习异族的“先进文明”，在中国传统的儒生看来，蛮族虽然在武力上战胜了中国，但他们在文化和政治制度上确是蒙昧不堪。他们要想统治中国，就必须接受中国的文化，因为他们自己根本没什么文化。

鸦片战争乃至洋务运动之后，清朝开始大量派遣留学生到西方

因此，纵使历史上多次被征服，但汉族的知识分子依然保有一份骄傲和自满，但是此次被西方打败，情况则截然不同，汉族知识分子发现，西方不仅比中国更强大，而且比中国更文明、更先进，这种震撼，是从来没有过的。

最早的“美分”：徐继畬（yu二声）

我们常把今天无底线吹捧美国的人称为“美分”，但实际上，若要追根溯源，美分的诞生时间相当早，而且这位最早的美分还是朝廷重臣，他就是清朝末期先后担任福建巡抚、闽浙总督和总理衙门大臣的徐继畬。

徐继畬在他的《瀛寰志略》对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国政民风之美大加赞叹，他评价美国的共和制是：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对于华盛顿本人，他更是大加赞赏：““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

在徐继畬眼里，美国的共和制是真正贯彻了传统儒家天下为公的理想，而创立这一制度的华盛顿更是堪比周公孔子，不仅为泰西第一圣人，更是世界一大圣人。他在文中将美国的选举制度比喻为中国传统儒家推崇的乡举里选，将美国的民兵制视为古人理想的寓兵于农，认为正是这种推举之法让美国上下众志成城，即使常备军不多，但依然能令人生畏。

虽然他的观点在今天看来错误很多，充满了过多的想象，但是在当时天朝上国思想还四处弥漫的时代，徐继畬无疑是开眼看世界的伟大人物。当然，因为这些错误的美分言论，徐继畬曾中途被罢官，之后才被任为总理衙门大臣，主管外交。

徐继畬画像

徐继畬的文章鲜明的反映了一个现象，那就是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学习西方远不仅是西方武力强大，而是他们认为西方的制度更文明、更先进，更符合古儒天下为公的理想，相比而言，清朝实施的秦制反而是彻底的“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的家天下。

每叹西洋国政民风之美：驻外大使眼中的西方社会

如果说徐继畬对于西方的描述更多是想象，那么当时清朝驻外大使的评价显然更为可靠，有意思的一点是，当时清朝凡是出国考察的大员们，无论是否赞成学习西方，是被评为开明派还是守旧派，几乎都赞叹西洋各国的国政民风之美。就算是坚决反对留美幼童计划的顽固守旧派陈兰彬，依然对美国的发达和治理赞不绝口。他们虽然因为利益纠葛等各种原因派别不一、互相攻讦，但对西方的描述始终是一致的。

郭嵩焘

比如驻英公使郭嵩焘在出访英国后就对英国赞不绝口，他赞扬英国的科技发达，说：“电报各异式……一辨声知字，运用尤灵， 其机尤速，此又新式之尤奇者”而除了科技，他认为英国的国政民风也很美，他说：““西洋政教、制造，无一不出于学！”“此邦术事愈出愈奇，而一意学问思辨得之！”他更是多次赞扬：“此邦民风之厚矣”。因为这些“崇洋”言论，他被国内的很多知识分子抨击，他的副手刘锡鸿无数次告发他的“汉奸”行为，李慈铭认为他妖言惑众，认为“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王闿运更是评价他：““殆已中洋毒，无可采者。”但即使遭到如此多的抨击，郭嵩焘依然不改口。

英国的发达给郭嵩焘留下深刻印象

郭嵩焘即使受到如此大的压力依然不改口，与他相比，他的副手刘锡鸿就有趣多了，在朝廷上，刘锡鸿多次举报郭嵩焘，细数他的种种崇洋媚外行为，认为他有二心于英国，甚至郭嵩焘披了洋人的衣服他都要拿出来批判一番。但是这个刘锡鸿却在自己的日记《英轺私记》认为英国“无闲官，无游民，无上下隔阂之情，无残暴不仁之政，无虚文相应之事……街市往来，从未闻有人语喧嚣，亦未见有形状愁苦者。地方整齐肃穆，人民欢欣鼓舞，不徒以富强为能事，诚未可以匈奴、回纥待之矣”。每每举报郭嵩焘崇洋媚外言论的刘锡鸿既然在私底下如此赞扬英国，着实让人意外，实际上，刘锡鸿对于英国的优秀之处夸赞的比郭嵩焘还“过分”。

他在文中记载英国的养老院、学校条件都很好，英国人都很孝顺，也很尊敬君主，甚至监狱办的都很好，他提到英国监狱：“壁净阶明，尘垢俱绝”，犯人“肉食必具，莫不体胖色华”，他还提到英国监狱重视对犯人的再教育，使得犯人：“不复为斗殴盗贼之行”。这个崇洋的行为可比郭嵩焘厉害多了，唯一不同的是，刘锡鸿只敢私自夸赞，不敢像郭嵩焘一样公开宣称，他污蔑郭嵩焘也许更多是一种自保手段。

另一个有趣的案例是陈兰彬，陈兰彬这个人可以说是极为反动，非常的保守顽固，他更是留美幼童计划的坚定反对者，并认为西洋政教风俗远不如天朝，但即使是这样的人，在去了美国之后，依然感触很大，对美国的很多先进技术赞不绝口，更有学者认为他私底下也许和刘锡鸿一样，只是为了自保和政治利益才公开表示西方治理不如清朝，实际上也是赞扬西方国政民风之美的“洋奴”。

为什么了解西方的清末官员普遍崇西

通过以上这些案例，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凡是去过西方的清朝官员或是知识分子，都认为西方国政民风之美，最次也是陈兰彬那种（还不一定）赞叹西方的科学技术，他们即使为了政治利益在公开场合鄙视西方，但在私下里却是赞不绝口，他们普遍认为不能将西洋人视作匈奴回纥之类的野蛮人，而是文明程度甚至优于中国的文明人。

实际上，从徐继畬的文章来看，这些人崇尚西方都有一个理由，那就是认为西方的政治制度和行政管理反而更符合传统儒家天下为公的理想，而清朝的制度反而与古儒理想相差甚远。

徐继畬将西方的议员视为传统儒家理想中的乡绅

与很多人认知的相反，秦始皇之后实行的中央集权郡县制，其实并不符合正统儒家的理想，正统儒家第一推崇的是尧舜那样的禅让，退而求其次则是周王朝那种含情脉脉的，以血缘为纽带，以礼治天下，小共同体本位的长者政治。对于秦以后这种受法家影响严重，崇尚法术势和赏罚的一人专制毫不感冒，那些与秦制合作的，如董仲舒、叔孙通这些人当时都被那些正统儒生排斥。甚至我们认为儒家代表的科举，像朱熹这样的大儒也是坚决反对的，朱熹认为科举只重视会不会考试，而完全忽略了道德，儒家崇尚的不是这种考试选拔人才，而是充满乡土气息的乡举里选，即由乡村德高望重之人为朝廷推荐人才，而且以德为先。

很多大儒并不喜欢科举制，认为其严重违背儒家理想

如果是按照孔子、孟子的想法，秦朝以后的中国，实际上离古儒的理想越来越远，而不是越来越近，孔子喜欢的始终是周制，而西方的中世纪封建制度类似于周制，之后实行的选举制度，尤其是美国的联邦制貌似更像现代版的周制。在这些知识分子看来，西方的选举议员就是古代的“乡举里选”，议会就是乡绅集于一处，公器付之公论，而英国等国的虚君也更类似于周制下的周天子。首相和总统的任期制更是类似于尧舜禅让。不管这些观点在我们今天看来多么可笑，但他至少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对于清朝制度的高度不满。

儒家喜欢的君臣关系是春秋那种君贤臣忠，互相敬重的关系，清朝君臣地位如此悬殊，实在太偏离儒家理想

实际上若不是清朝实行的秦制太过糟糕，太过腐败，中国知识分子也不会借赞美西方来表达不满，到清末，那种“使天下人不得自私、不得自利,而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的君主专制制度，实际上一刻也活不下去了。但凡历史上君主亲政的国家，都走向了共和革命，而非君主立宪，清朝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