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尽全力的绝望 —— 《迦百农》

11岁的扎因状告自己的父母，指责他们不该在明知无力养育的情况，还将自己带到这个贫穷混乱的世界。黎巴嫩女导演Nadine Nabaki第三部剧情长片《迦百农》继续探讨黎巴嫩严重的社会公平问题。

当一个地区连宗教都无法维护秩序时，它就真正地进入了一种最为原始的混乱。

混乱之地

迦百农是《圣经》中耶稣发迹之地，在这里诞生了许多神迹，却也是被耶稣所诅咒的一个地方，而这个词在阿拉伯语中也指代混乱和灾难。126分钟的《迦百农》囊括的社会话题太多，任何一个单拎出来都可以延伸出无数讨论。儿童买卖、未成年人婚姻、童工、毒品交易、无户口居民、叙利亚非法移民、非法居留等，这些因贫穷而生的社会百态密集地穿插在电影当中。这一次，Nadine将她的镜头聚焦在儿童问题。

我一直告诉你，“你儿子还没有出生就已经死了”，他并不存在，即使是番茄酱也有名字，有生产日期和到期日期。

儿童问题是黎巴嫩非常突出的一个社会问题，在这个国家的大街小巷里，你都可以看到、感受得到这种苦难。正如电影中所展示的那样，这个国家的大街小巷里挤满了各种无人看管、奔于生计、极有可能是未注册出生的儿童，卖水果汁的、卖口香糖的、卖日用品的、在车流中走动敲打车窗售卖鲜花的、搬运着体积和重量远远大于自己的煤气瓶……

扎恩有多穷，七个兄弟姐妹（还有一个哥哥在监狱里）被逼睡在一间卧室的地板，在布挂起来作为隔离的另一边，是正在做爱的父母。在贫穷面前，每个人的人生都像那个被扎因拉开上衣露出双乳的玛丽莲梦露一样，毫无尊严可言。性有多裸露，生活就有多贫穷。

《迦百农》里面所描绘的那个世界是如此贫困和混乱，有些影评人质疑是导演故意为之的噱头。Nadine也直接怼回去说，这些人应该挪动一下他们稳坐在咖啡室里（码字）的肥屁股，离开自己的小角落，出去多走走。

批评说《迦百农》刻意煽情，只能说金钱和舒适的生活限制了这些人的想象力。

电影开头所展示的那种毒品贩卖是这个社区再平常不过的日常生活截面，利用儿童去药房骗取处方药（比如镇定药曲马多），研碎泡水，用衣服浸泡并晾干，带进监狱重新用水提取制成可以饮用的带镇痛药的饮品进行售卖。有很多更为暴力的行为和现象，比如强奸、恋童癖等等导演都没有放进电影里，因为，光是电影所展露的这些，已经足够令人心痛了。

用尽全力的绝望 —— 《迦百农》

那些坐在空调房里批评导演哗众取宠的影评人，永远都无法想像那种用尽全力都无法逃脱的绝望。

突破阶层、逃离原生家庭，不是用努力两字就可以做到的一种命运。有些时候，你越努力，就会越绝望。你所能想象的一个人为了突破阶层束缚的努力，扎因都已经做了，起码在他那个年龄所能做的，都已经尽力去做了。

电影开头是扎因奔走在那个他无法选择的出生地之间，去药房骗处方药、换媒气、搬水、送货、送菜、摆地摊卖水果汁，所有能够挣钱帮补家计的事情，12岁的扎因都毫无怨言地去做了。在所有人都在忙着生存的时候，扎因在默默地抵抗这种恶性循环，丢掉阿萨德向萨哈示好的甘草和拉面、向父母提出上学的需求、隐瞒萨哈来月经的事实。奔走在各种体力劳动之间，那辆接送学生的校车成为扎恩与理想生活之间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你可能会说，为什么他不离开这个原生家庭，自力更生。扎因也真的这样做了，在11岁的妹妹萨哈被强制嫁给房东的成人儿子阿萨德后，他就搭着长途巴士离开了这个混乱的地方，但也只是从一个绝望跳到另外一个绝望而已。

他跟着一个穿着“蟑螂服”的老人、在一个破旧的、寒酸的游乐场前下了车，手里只剩下250黎巴嫩磅LBP（折合1元RMB），他努力在找工作，但都没有人愿意请一个12岁的瘦弱小男孩，最终和埃塞俄比亚非法居留的泰格斯相依为命。而泰格斯的突然消失，留下一岁不到的尤纳斯，又让扎因面临着新一轮的困境。

绝望困境中的生存与选择，是导演极力想要在扎因身上表现的矛盾力量。

一方面他拥有最为原始的、强烈的生存欲望，这样一种天性让他无所不用其极继续生存下去，无论是在旧社区还是离家出走之后；另一方面他又有着这个社会、尤其是贫穷社区所最为缺乏的恻隐隐之心——我不能将其称之道德感，因为道德感是后天社会环境的产品，若我们说生他育他的那个混沌世界给予了他这种闪着光的善良，实在是不合理——或者这种侧隐之心来源于他和妹妹萨哈的紧密联系，又或许真的是这个破败社区的异类。但在这种环境，恻隐之心，常常是致命的。

扎恩的生存能力无疑是非常强的。电影里展现了很多扎因想要独立的尝试，这种尝试无关尊严，只是希望在不伤害别人的前提下获得生存资格。比如正儿八经地在快餐店、甜品店等各式商店里询问是否需要劳工，不接受免费的食物（一直没明白为什么在这个情节里导演留了个白），在泰格斯失踪之后独立照顾尤纳斯……他可以选择再次出走，但他没有，因为他知道，一旦他选择将尤纳斯抛弃在杂乱的街头，他就与强行送走妹妹的父母无异。

然而令人讽刺的是，在泰格斯意外被拘留之后，走投无路的扎因最后还是靠卖曲马多（镇静药）水赚了钱；而被房东锁在门外，最终成为了压倒他全部希望的一根稻草。

《迦百农》不是童话故事，即使他不愿意，即使他再坚强，最后扎因还是将尤纳斯交到了人贩子阿普洛手里，不然他们两个都得饿死，这已经不是一个道德选择，而是生存选择，一如扎因父母当初所做的那样。这不是生存与人性的两难决断，是社会碾压人性的绝对无奈。

在这里，扎因和从前的父母似乎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和解，但要中断这种诅咒，个人之间的和解又看似毫无意义。而妹妹萨哈的死，又再一次将这种和解打破，逼使扎因不顾一切地想要玉石俱焚，将自己的父母推上法庭。

每个人，都是这个悲剧的受害者

扎根于末日世界的《迦百农》难得的地方在于，它给予这个贫穷社会毫无偏见的、不加修饰的、甚至略带粗暴的一刀， 把一个囊括黎巴嫩众生相的社会横切面，赤裸裸地摆在观众面前。较之好莱坞式的煽情套路，《迦百农》力求在那些本可以大肆渲染情绪的镜头中保持冷静，避免过度催化个体之间的情感因素，用一种更为客观和全面的态度去展现贝鲁特这个被轮胎紧紧压下的混乱社区。愤怒、悲伤、痛苦、无奈这些生命负能量，在自出生之日就带有、无法缓解的永恒诅咒之下，情绪宣泄本身变得毫无意义。

无疑，我们的小主角扎因是我们窥探这个我们从前在温暖的咖啡室无法知悉的世界的一个主要窗口，一个极易吸引注意力和煽动情绪的入口，但《迦百农》并没有一味地沉浸在扎因的世界里无法自拔。那些和扎因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人、想要在他身上获得利益的人、甚至带给他巨大痛苦的人，同样在导演的镜头里获得了一个向观众讲述自己苦难和无奈的机会，正如他们在法庭上自我抗辩的那样。

每个人，都是这个社会悲剧的受害者。看第一遍的时候，观众的全部注意力都落在了扎因身上，他对妹妹的保护、对父母的抗争、自我生存的挣扎、对尤纳斯的照顾，扎因小演员的表演实在太抓人眼球了，让人无法从他身上离开。生于长于难民区的小演员Zain al-afeea，给予扎因这个角色一种独特的魅力，很多时候他瘦小的身躯让他看起来比剧中的年龄要小得多，但同时又散发出一种、甚至比成人更为成熟的气场，可以震慑住比他年龄大得多的暴力邻居。

在已知悉所有剧情之后，二刷中才会慢慢发现那些被我们所忽视的其他人物的情绪，比如阿萨德父亲提亲拜访时，舒雅德（扎因母亲）强忍悲伤的无奈，塞利姆（扎因父亲）精疲力尽的沮丧。

正如塞利姆在法庭中所说的：

这是为了让她摆脱痛苦，和我在一起，她没有希望，她连睡觉的床都没有，吃的喝的都不够，也不能洗澡，电视也看不上。我对自己说，嫁了她，起码能有大床睡，真正的床，有毯子的床。

你有没有想过，这不是我们的错。我也是这样出生，这样长大的，我做错了什么？如果我有选择的话，我可能会比你们所有人都好。这不是我想要的。

有人告诉我，没有孩子，你就不是男人，你的孩子将会是你的脊梁。但他们打断了我的脊梁，伤了我的心，我诅咒结婚的那一天，我为什么要过得这么悲惨？

而同样地，大家可能会希望导致萨哈怀孕致死的阿萨德是一个十恶不赦之人，但其实只是个无知之人，从众地做着大家都在做的事情而已。

我不知道她会因此而死，周围很多女孩这个年龄已经结婚，我继母也是年纪轻轻结婚的，她就在这里，活得好好的。

舒雅德：

我这一生都奴隶，你还敢批评我？你有什么权利批评我，你有我这种处境吗？你永远不会，因为你活不下去，你连做噩梦都活不下去，换成你是我，你早就已经上吊自杀了。为了让孩子活下去，我愿意犯下千种罪，他们是我的孩子，没人有权批评我，我是我自己的法官。

让《迦百农》的影响走出电影院

相比起精致的《罗马》（个人也是很喜欢的），《迦百农》略显粗糙，叙事结构轻微失调，中间与叙利亚小姐姐梅苏姆的支线又显得和主线稍有分离。剪辑上亦不算高明，甚至有那么一丝的凌乱，比如泰格斯的被捕（前一秒还在和家人打电话，后一秒就已经切入扎因和小尤纳斯的场景）、扎因离家出走时在面包店和陌生男子的互动……但无处不在的轻幽默和素人演员的精彩演出，都给了《迦百农》一种原生态野蛮生长的活力和震撼感。

这种根植于残酷现实的幽默感，不旨在逗人发笑，也不在于自己的一笑而过，而是对无法抗争的命运的一种无奈，是无法突破阶层的绝望，当哭都没有用的时候，那就只能笑了。

你要问扎因，他为什么要扯下回旋马车顶篷上玛丽莲梦露的上衣露出她丰满的（假）乳房，他可能也答不上来。

《迦百农》的结局来得轻巧且随意，似乎前面的那些苦难轻易有了明朗的结局，可能在导演的心里，是存在着这个社会能够走向更好的美好的一种愿景，她给电影这样轻巧、开放的结局，或许是希望能够鼓励更多的扎因站出来，但同时也让作品对政府的影响力反而减弱了。

这两年，黎巴嫩电影正在以光速获得电影世界的聚集，连续两年入围奥斯卡最佳最外语片提名，较之《羞辱》，今年的《迦百农》获得的声量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正如Nadine在采访中所说的（大意），在这样的一个贫穷和混乱的国度，每一个能够成功被制造出来、走出国度获得关注的电影作品，都是某种程度和形式的寻找外力帮助的呐喊。

这样的一种作品被创造出来，背后已经不仅仅是电影制作本身，更多的是电影人的血与汗、无数的与环境、政府和地方周旋的结果。而令人唏嘘和讽刺的是，这些力求冲破困难、创造好作品、发出声音的创作者，最终他们所希冀的，是让这个不断在阻挠他们发声的地方，能够变得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