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囊虫病及其他：欢迎来到印度器官博物馆

利维坦按：文中所说的脑囊虫病，又名猪囊尾蚴病，也是我做过的一个噩梦中最骇人的病症……此种寄生虫的发病形式会造成脑部出现神经性的病变（经消化道穿出肠壁进入肠系膜小静脉，再经体循环到达大脑内）。在发展中国家里，囊虫病是最常见的癫痫发作病因之一。顺便提醒那些爱吃猪肉的同学，一定要将猪肉煮熟煮透再吃（反正我个人从来不吃猪肉）。

本文的这个印度大脑博物馆并不是全球收藏量最大的。秘鲁利马桑托斯·托里维奥·德·莫格罗韦霍医院（Santo Toribio de Mogrovejo Hospital）内有一家大脑博物馆，收藏了近3000例大脑标本。

博物馆内大脑藏品

但这还不是最大的。美国哈佛脑组织资源中心（Harvard Brain Tissue Resource Center，hbtrc.mclean.harvard.edu），这地方外号“人脑银行”，据说有着世界上最大的人脑收藏（约7000枚人脑标本，一说为9000枚）。这是一家货真价实的“银行”——它为成千上万从事精神错乱、肌肉运动中枢疾病（如帕金森综合症，亨廷顿氏病）的研究人员提供研究资料，还为寻找严重精神病（如精神分裂症、躁狂抑郁性精神病）的奥秘提供关键的证据。

本文或许含有令你产生生理或心理不适的图片，请酌情考虑是否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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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颗由福尔马林固定的人类大脑，研究人员正准备将它递给参观者。图源：MAYA PRABHU

女人死后，警察带走了她的男人。女人的父母宣称，是这个男人逼疯了她们的女儿——他总是向妻子索要嫁妆。这个故事相当真实，尤其是当女人的既往病历送抵停尸间的遗体旁时。病历上列举了许多似乎是精神疾病的症状：疯狂的举动、幻听、奇怪而又扭曲的幻视。

只有当医生打开她的头骨、拿出她的大脑并切片后，真相才最终大白：她的损伤是物理性的，且病源并不是她的男人，而是一条绦虫。

坐落于印度南部城市班加罗尔的大脑博物馆是全国唯一一座这一类型的博物馆，别无分号。来到这里的参观者会知道，这个女人只是得了“脑囊虫病”（Neurocysticercosis）。这正是该女子大脑切片上所贴标签的内容。这些大脑切片外包裹着透明的硬塑料壳，浸泡在福尔马林溶液中，犹如一件可怖的镇纸或是一个特别平平无奇的玻璃雪球。它们就这样保存在这座博物馆中。

一片储藏在塑料外壳中的大脑切片，标签上写着“脑囊虫病”，这是一种由绦虫引发的疾病。图源：MAYA PRABHU

博物馆内有成百上千具大脑标本，都用相似的方式保存、安装、排列在LED背光架上。这些背光架就像条纹般安置在一间大房间的三面墙上。标本中有因动脉瘤、真菌感染、细菌感染以及外部创伤而受到损害的大脑横截面。也有因肿瘤而扭曲的大脑标本，它们粘稠且与众不同，就像柔软、多褶的脑组织里挤出了浓稠多肉的蘑菇茎干。另有一些标本则展示了因先天畸形或因患阿兹海默症而部分萎缩了的大脑。长方体标本箱内则收藏着整个大脑，上面爬满了稠化的暗色血管。

脑囊虫病标本是一片大约半英寸（约1.27厘米）厚的切片，上面像被机枪扫射过一样，布满了胡椒子般大小的、洞穿了整个脑组织的小洞——这是大脑被猪肉绦虫幼虫感染了的证据。“重要的是，”S.K.尚卡尔（S.K. Shankar）医生解释说：“在进行大脑解剖分析之前，这个病例存在误诊情况。”他进一步说道：“我们在临床诊断上犯了错。但这个——”他指了指摆满了大脑标本的墙面，“把最终结论告诉了你。”

从这座博物馆建成之初起，这位神经病理学家，尚卡尔医生，就成了它的一部分。现在，刚过古稀之年的尚卡尔，身材依旧敦实、行动依旧敏捷，唇上的花白胡子修剪得整整齐齐，最出名的还是他的高标准、严要求。2012年，尚卡尔退休了，从那之后，他每天都来博物馆工作。

“我觉得，是他将我们凝聚成了一个团队，大家各司其职，努力工作，”安妮塔·马哈德万（Anita Mahadevan）说，自1998年起，她就一直与尚卡尔共事。尚卡尔的同事们表示，建立这座博物馆是他的主意，但当我向尚卡尔询问此事时，他却不以为意并坚持认为：这里的一切都是整个团队的功劳。

博物馆中的S.K.尚卡尔医生。图源：MAYA PRABHU

上面提到的这个团队由印度国家心理健康和神经科学研究所的一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构成。这个机构主持了两个项目，其中之一就是这个大脑博物馆，另一个则是博物馆的姊妹项目，大脑银行。1979年，尚卡尔以年轻研究员的身份加入该研究所。

同年，他和其他一些病理学家开始着手进行一个永久性的收藏活动：在解剖尸体时，将那些拥有有趣且清晰可辨的病理学特征的大脑收集起来，并且，如果死者家属一致同意，就将死者大脑浸泡在福尔马林溶液中至少三周，直到其硬度达到可切片且可供持续展出时为止。

此后多年，这些数量日益增长的展品只能在一间小小的房间内“安家”，也只有专业医学人员、研究者和学生能够进到这个小房间内。“学生们很少能够看到这样的标本。他们只能看见病人，病人死了，然后他们只能猜测究竟发生了什么，”尚卡尔说：“但是在这儿，没有猜测，只有事实。”

2010年，一幢崭新的大楼在印度国家心理健康和神经科学研究所的土地上拔地而起，那就是主体由蓝色玻璃装饰的印度神经生物学研究中心。而储藏大脑标本的这个小博物馆也得以搬到更大的地方。尚卡尔医生和他的同事安妮塔·马哈德万医生敏锐地捕捉到，这是将这些展品开放给普罗大众的绝好时机。截至2014年，已有成千上万名参观者领略了这些展品的风采。而博物馆也有了新目标：将“神经科学方面的知识”带给怀揣着好奇心的大众。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自己就像置身于某种奇怪的宠物动物园之中。

“这座博物馆的主题是大脑，以及那些和大脑有关的故事，”尚卡尔说。在他的所有这些“故事”中，尚卡尔向我提起了一位图书管理员的轶事。故事说到一半，尚卡尔自己停了下来，手指在摆满标本的架子上滑动，接着拿下了贴着无关标签的一些标本让我仔细研读，上面写着“动脉粥样硬化性脑萎缩”，或者“乙型脑炎”。尚卡尔把这些东西塞到我手里，嘴里喃喃地说道，“拿着这个”，然后“把这些放到桌子上，就是那儿”。

福尔马林确实是一种强效防腐剂：在那些尚卡尔从架子上挑选出来的标本中，我们很难用肉眼分辨出哪些是几十年前的标本，哪些是最近才制作好的。然而，尚卡尔却清晰地记得每个标本制作完成并送到博物馆里的具体时间。我问他这里面哪个标本是他的最爱，他开玩笑地回答：“它们都像我的孩子一样。手心手背都是肉啊。”

那个患上了脑囊虫病的女子的遗体是在博物馆建立之初送到印度国家心理健康和神经科学研究所的停尸间的。作为工作流程的一部分，这位女子的真实身份和她捐献出来的这片脑组织已经“解绑”了。如果说还有人知道她的名字的话，那只能是尚卡尔，但他永远不会告诉你：即便自己的病人都去世了，医患间的特殊关系也仍旧存在。

然而，这些隐去了主角姓名的故事仍旧静静地埋藏在这些标本中，等待着人们倾听它的诉说。其中的部分故事还有道德寓意。

三面墙墙上整整齐齐地排列着包裹在透明硬塑料外壳中的大脑切片。图源：MAYA PRABHU

在尚卡尔的团队于这位女子的大脑中发现绦虫蛀的洞之后，她那身陷拘留所的丈夫也被释放了。女人的父母主动放弃了控告。我猜想，这个家庭接下去会在悲伤中和谐相处，通过平凡的劳动，默默地度过余生。病理学家们的“最终诊断”——排除了任何临床诊断错误，排除了任何猜想与假设——换句话说，拥有一种冷却效果。任何由谜团和怀疑激起的狂暴力量都会在大脑解剖的实际结果面前消失得无影无踪。

也许这种对直接经验的信服，就是为什么大脑博物馆的工作人员鼓励参观者们伸出他们未经训练且未带手套的双手捧着这些真实的人类大脑，感受着还带有保存液的滑腻表面。

和储藏在塑料壳中的大脑不同，这些标本是“正常”的——也就是说，它们是健康的，尽管将这个词用在一个逝者的大脑切片上显得有些奇怪。实际上，这意味着大脑的主人死于其他原因，死于身体其他部位的不幸而非大脑。这些大脑捐献者有可能在逝世前就决定要将自己的器官贡献出来了，但通常情况下，这些大脑都来自那些死于致命交通事故的无知受害人——在班加罗尔，交通死亡非常常见。

在这些案例中尽管调用了印度国家心理健康和神经科学研究所的病理学家，但让他们作出“死因”声明的就不再是临床治疗医师了，而是城市警察。验尸环节也成了这些科学家询问死者家属，是否愿意将他们挚爱之人的肉体遗骸托付给这种特别的身后事处理方式的唯一机会。

博物馆中陈列的各类器官。图源：MAYA PRABHU

我第一次去这座博物馆的时候，屋子中间的桌子上摆着一件白色搪瓷盆，里面放着两件完整的大脑标本以及几个其他器官——肺、肝、心脏、从硬膜囊中溢出的一团粉条状脊髓神经——所有这些都浸泡在搪瓷盆内一两英寸（一英寸约2.5厘米）深的溶液里。打着结的粗棉布里还包裹着第三个大脑标本——这个是切了片的。引导我参加的这场公众游览的科学家将手指放在这些大脑切片上慢慢滑过，就好像在浏览名片一样，想要找到那份最能表现海马体外形的切片。她小心翼翼地将这些浸泡过特殊溶液的身体器官捧在手心，再转交到我们掬着的双手中。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自己就像置身于某种奇怪的宠物动物园之中。

用福尔马林固定的完整大脑标本沉重、完整，即便是在两个半脑的结合部位也十分牢固，从质地上说，这就像个有弹性的肉球。那些来到大脑博物馆作校外参观学习的小学童总喜欢将这件标本比作坚硬的印度奶酪。负责讲解的科学家告诉我，鲜活的大脑更像果冻，但即便是这种硬化了的状态，这个器官作为一个肉质的普通物质实在——容纳人类所有思想和感情的剧场——也仍旧有点像是一场显灵，像是一场逆序的奇怪超自然体验。

展品中还包括一些动物大脑。图源：MAYA PRABHU

尚卡尔和马哈德万用“启蒙”这个词来描绘他们期望这座博物馆取得的成就。在印度，大脑疾病常常会与耻辱和迷信联系在一起，因此，“启蒙”这个词会引发一种特定且有实际意义的共鸣。“人们总是认为这些神经疾病就像是邪恶的魔鬼。而我们想要破除人们心中的这个想法，”尚卡尔对我说。博物馆墙面上张贴的海报直截了当地把矛头指向了癫痫症。其中有一条是这么说的：“持续接受有效治疗，重现美好光明未来！”

巴拿勒斯印度大学坐落于印度北部的古老城市瓦拉纳西。维贾雅·纳特·米什拉（Vijaya Nath Mishra）医生就是这所大学的神经学家，20年来，他一直致力于研究癫痫症及其特征。“很多人觉得，癫痫症是恶魔的诅咒，因此，癫痫症患者常常被遗弃并且遭到社会的歧视，”今年米什拉作为共同作者发表的一篇研究论文如是写道。

2012年，一项发表在《柳叶刀》（Lancet）上的研究表明，在印度，只有60%的城市癫痫症患者和10%的农村癫痫症患者被送往就医。根据米什拉和他同事的说法，剩下的癫痫症患者依靠“三姑六婆的巫术”治病。

“当我看到这些饱受折磨的病人时，我总会感到无助，”在一封电子邮件中，米什拉这么对我说。他曾见过一名18岁的少女被铁链束缚着送到医院。无数癫痫症患者被他们的配偶遗弃或是被他们原本的未婚夫/未婚妻拒绝。

在WhatsApp上，米什拉给我发了一些他在印度北方邦的偏远地区作田野调查时拍摄的视频。在其中的一段视频中，一个米什拉描述为“受过教育的”男子坚持认为，治疗癫痫症患者的最好方式就是给他一只小猴子。当小猴子长大之后，它就会将疾病吸收到自己体内，就像道林·格雷（Dorian Grey）的生动画像一样。（译者注：在王尔德的长篇小说《道林·格雷的画像》中，主人公道林·格雷颜值爆表还心地善良。后来，有个画家给他画了一幅肖像画，道林的岁月沧桑和犯下的所有罪孽都由画像中的自己承担，而自己则永葆青春美貌容颜。）在另一个视频中，一名男子则开出了吞食臭虫的药方。

粗棉布覆盖着的就是可以让参观者手持的器官。图源：MAYA PRABHU

“这些迷信只不过是人们对自己未曾亲眼目睹的器官的一些思索过程，”米什拉在电话中这么跟我说。他解释说，大脑是隐藏在头颅内，无法用肉眼直接看到的：心脏会跳动，胃会咕噜咕噜响还会疼，但大脑则无法感知——“始终是生命中的一大谜团”。

不过，死亡倒是给纠正观念提供了一个机会。2003年，米什拉来到班加罗尔参观大脑博物馆，以此作为一个为期15天的神经病理学研究生课程。“我震惊了，”他回忆道，“当我用手捧着一整个大脑的时候，实在是开心极了。”对米什拉来说，这是人生中的第一次，并且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现在，米什拉旅行的时候，都会随身携带大脑的照片以及一些干燥杏桃来作为大脑标本的小型替代物——这些东西能够让大脑不再抽象。“这就是你的大脑。它很柔软，不会像骨头那样断裂，”米什拉这么对他遇到的癫痫症患者说。“这样，他们就知道自己是可以治愈的了。”

米什拉还随身携带着自己的认捐卡。15年前，当他在班加罗尔的两周之行即将结束之际，他把自己的大脑也预捐给了印度国家心理健康和神经科学研究所的病理学家们。

一名实验室的技术人员将浸泡过福尔马林溶液的人类大脑倒置。图源：MAYA PRABHU

自尚卡尔医生退休以来，安妮塔·马哈德万医生就兼管着大脑博物馆和大脑银行这两处的事务，今天，她的下班时间推迟了。一名男子刚刚去世，尸体解剖不能等待太久。她一到现场就跟我说：这名病人的肺结核扩散到了大脑，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小时里引发了呕吐和痉挛。他转院来到印度国家心理健康和神经科学研究所时已经太晚了，我们没能拯救他的性命。

马哈德万说话的时候有一种良师应有的专注、和蔼的态度。她对自己工作的热情就像磁铁一样吸引着别人：“我想让别人意识到，大脑是如此美妙的一个器官，”她说。多年来，她始终希望自己能成为一名病理学家。“外科医生是实干家，他们想着让事情重回正轨，”她解释说，“病理学就像解答谜题一样，而病理学家就是侦探。”

从侦探的角度上说，好消息是，这名男子的家人一致同意将他的大脑捐献出来以供研究之用。实际上，很少有家属会拒绝。“大多数家属的态度是：我的家人离世了，能有机会让别人继续活着也是好事，”马哈德万说。“这个社会还是有不少能为他人考虑的人。”捐献完成后，这名男子的一半大脑将在-80℃的低温下冷冻保存在印度国家心理健康和神经科学研究所的大脑银行中。同时，这一身体组织的档案也会留存下来，以待后续研究之用。

动静脉畸形的大脑。图源：MAYA PRABHU

他的另一半大脑则会在福尔马林中定型，由大脑博物馆保管。此后，这个大脑标本便不能再进行生化检测了，但其稳定程度却足以在显微镜下作分析。这个大脑很可能不会安装在塑料壳内后展出。用博物馆团队内的一位博士生什韦塔·杜尔加德（Shwetha Durgad）的话来说，这是专门为这些“完美范例”标本保留的特殊待遇：这些标本上会明显体现出一些典型病灶。

然而，除了刚刚痛失亲人的家属的无私奉献之外，马哈德万正面临着标本供应问题。刚刚这名男子的大脑仅仅只是博物馆今年新增的第十四具标本。“从整个世界的角度来看，尸体解剖率都在下降。过去，我们每年能得到将近300具标本——那是在磁共振成像技术投入应用之前，”她说。

现代脑成像技术让医生们能够更早地发现问题从而拯救更多生命。但是，当病患死后，由这种硕大的环状磁共振成像机器产生的阴影图像往往已经足够让医生作出可靠且充分的诊断结果，于是，医生们鲜有动力再去要求作一次解剖，而家属们更是没有多少理由同意这种请求。

假如当年那位患有脑囊虫病的女士在发病前，印度国家心理健康和神经科学研究所就已经拥有了磁共振成像仪器，甚至只是电脑断层扫描仪，那她可能就根本不会被误诊为患有精神病：在生前检查产生的大脑图像中，绦虫留下的痕迹将会非常清晰。不过，假如这位女士最后还是不幸去世了的话，她的主治医师此时就可能不再要求病理学家作进一步解剖了。她的这本大脑标本也许就永远不可能登上博物馆的展览架了。

参观博物馆的医学生正仔细观察展品。图源：MAYA PRABHU

对像马哈德万这样的科学家来说，这就是个问题，因为当磁共振成像技术就事论事地告诉你究竟发生了什么的时候，其实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需要解决。“为什么神经细胞会不断死亡？我们可以做什么来阻止此事？如此种种都需要我们拿到实体的脑组织，通过组学技术在其上展开生化实验，在电子显微镜下观察这些组织，”马哈德万解释说。即便在病变脑组织存量持续下降之时，研究人员手中的研究工具也仍在不断升级。

另外，印度国家心理健康和神经科学研究所的病理学家们可以进行解剖工作的地理范围也十分有限。因此，尽管马哈德万正在努力推动全国范围内大脑银行分行的建立，尚在人世的当地器官认捐者的重要性仍与日俱增。

这就意味着，大脑博物馆储藏的这些性质稳定的“完美范例”标本必须开始承担新鲜出炉的紧迫宣传任务了：那就是倡导科学。在博物馆展览室门口旁的桌子上，放着一叠写有器官捐献计划相关信息的卡片。“首先，我们会让来客参观整个博物馆，然后就和他们谈谈有关捐献的话题。如果他们感兴趣的话，我们就会把这张卡片给他们，”什韦塔·杜尔加德对我说。目前，器官认捐人数正在缓慢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