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皮书》：音乐改变世界 就像我能改变你

上个月末，全球最受瞩目的电影盛宴奥斯卡颁奖典礼落下帷幕，拿下最佳影片的《绿皮书》便在3月1日和中国的影迷见面。

该片在某种意义上也带有着强烈的“政治正确”的意味，对于少数群体问题在世界范围内还如此尖锐的当今社会，电影回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描写了种族歧视矛盾最激化的美国社会的一对“黑人精英知识分子”和“白人底层平民”相处的故事，用一种温情脉脉来缝合种族和阶级裂痕，以期解决现实和历史问题。

片名中的“绿皮书”，就是这段历史的一个直接见证。绿皮书全称是“The Negro Motorist Green Book”，意为给黑人旅客的安全出行指南，它的标语是“现在我们可以没有尴尬地旅行”。

书中翔实记录旅途上可接待黑人的饭店、宾馆、可出没的公共场所、甚至是可行走的道路。电影中白人司机托利就是用这本绿皮书做行动指南载着黑人钢琴家唐·雪利一路向南开巡演，活生生一部公路片＋音乐片。

音乐是身份

电影中，值得回味的一个情节是，托尼向唐安利当时最流行的黑人乐手（小理查德、恰比·切克、山姆·库克、艾瑞莎·富兰克林），唐说他一个都不认识，托尼只能无奈又激动的说：“我比你黑！”

这就是音乐身份一个很有趣的讨论案例，什么样的音乐能代表“我们”？“我们”是谁？

这是一部几乎被音乐包围的影片，音乐也大体分为三类，一类是唐演奏的古典音乐，演奏的音乐据他自己说是来自于在学校时学习的贝多芬、莫扎特和肖邦；一类是他们在路上时车里的广播放的流行音乐，电影有意多安排了很多黑人流行音乐，但是对于这些音乐认知程度的深浅却和我们设想的不一样，托利对这些信手拈来，唐却说他一首都没听过。还有一类是唐最后走到一家黑人酒吧，和酒吧的音乐家们合奏了原生的黑人自由爵士。

这三种音乐的听众在影片中也区分开来，分别是：白人权贵和精英、白人中下层民众、南方黑人劳动者。音乐成为了区分身份的象征，而不同的音乐之间又有着十分严重的欣赏壁垒。

流行音乐的出现和发展，让不同身份之间壁垒的打破出现了可能。流行乐（摇滚乐）的最初源头，是黑人劳动者的集体音乐，抒发心中的情感，通过音乐这种形式在黑人之间寻找认同。白人也受到这些音乐鼓舞，开始系统性地挖掘黑人音乐，最终在50、60年代带来了全新的美国流行音乐形式，拥有着更普世和更广泛的传播价值。

电影中像司机一样的白人中下层民众在某种程度上和黑人也处在同样的社会境地，当托利把摇滚乐的缔造者之一小理查德介绍给唐时，便在一个角度上将黑人和白人联通起来，成为了一种“太平的粉饰”。

音乐是见证

李宗盛曾说：“流行音乐史就是社会的变迁史。”了解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历史，除了历史文献之外，流行音乐及其背后代表的流行文化也是一个很好的切入口。

我们没有美国那样的种族歧视历史和阶级融合的社会变迁，所以上世纪60年代美国的摇滚乐对于现在我们很多人来说有些远离。但我们也有自己的社会现实和人类共通的情感，自然，也有优秀的音乐人和流行歌曲记录现实，歌唱现实，留住现实。

上世纪八十年代，海峡对面的中国台湾正经历着各种各样的政治危机，“白色恐怖“就像阴影一般笼罩在台湾岛上。还在做医生的罗大佑经历了一台他毕生难忘的手术，手术对象是一个身负重伤的女孩，女孩的母亲是台湾政治运动”美丽岛事件“的发起人，他们母女二人经历了政治暗杀。

全台湾的年轻人都跟他一样，面对现实有着诸多无可奈何，一腔热血不知道该如何释放，自由诉求喷薄而出，人生却又充满幻灭。

罗大佑意识到他要做出努力，即使一己之力不足以改变社会现状，但也要贡献自己的力量。在做医生的时候，他接触到了很多社会的黑暗面，从小有在学音乐的他将所见所闻填词、谱曲，为了让更多的人听见这些歌曲，他用他的所有积蓄请人带去日本编曲演奏，再拿回台湾重新配唱。

他拿着这些在当时听来有些古怪的这些歌曲，被各家唱片公司接连拒绝。“你这歌太怪了，谁听啊？”直到找到了滚石，愿意一试，但也同样不敢保证歌曲的效果。

罗大佑也孤注一掷，专辑一出，就彻底放弃音乐。结果专辑一出，全台湾为之轰动。

这张就是台湾流行音乐史上最重要的《之乎者也》。罗大佑为全台湾迷茫、沉郁的年轻人找到了情绪的宣泄口，感情的载体。在整个社会沉醉在情歌的“靡靡之音“中时，罗大佑用自己的尝试告诉大家，音乐也可以批判社会，关注文明进程，关注历史的脉搏。

在《之乎者也》里，罗大佑尖锐的问道：“现在听听我们的青年他们在讲什么？但是要想想到底你要他们怎么做？”

在《鹿港小镇》里，他和所有的年轻人一样，抒发着对快速发展社会下的迷失：“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台北不是我想像的黄金天堂，都市里没有当初我的梦想！”

音乐是力量

老生常谈的是，艺术来源于生活。流行音乐因其具有更大的普世性，质量优秀的流行音乐更能代表社会最广泛群体的心声和诉求。

台湾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青年通过罗大佑的歌曲呼吁自由，而刚改革开放的内地，长期被压抑的自我身份也急需找到一个窗口表达。此时传入大陆邓丽君的歌曲，为大家开启了一片全新的情感和自我天地。

从文化动荡中走出来的年轻人们，发现在这样的歌曲中没有阶级斗争，没有保家卫国，在混乱、百废待兴的生活中，邓丽君歌唱自我，并鼓励全社会的年轻人一起歌唱自我，审视自我，欣赏自我。

“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风儿多可爱，阵阵吹过来。有谁愿意告诉我，风从那里来。”轻柔的言语间，邓丽君以一己之力改变了40年前的音乐环境。

但有的时候，用电影做为载体来记录音乐故事，效果却没有预想中那么好。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摇滚乐绝对是他们青春最好的记忆。电影《缝纫机乐队》描写了追梦摇滚乐的年轻人找回青春记忆的故事。但是，整部电影有些浮于表面，没有做到内涵深刻的致敬摇滚乐，反而是情怀占了上风。

看完电影后，大家也只是一起回味摇滚乐的黄金时代，感慨时光不再，却无法为当下摇滚乐的发展提出想法。电影没有引发思考，情怀就成了一种噱头。

韩国女团少女时代，已经成为了kpop历史上无法略过的一个重要篇章，其出道曲《再次重逢的世界》更是带有巨大的鼓舞人心的力量。不仅是韩国新女团出道必翻唱的曲目之一，更在韩国许多社会事件中为人们提供精神支撑。

梨花女子大学是韩国最好的女子大学，校方为了捞钱，成立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未来LIFE学院“，只要掏钱就能上，并且和其他学院的学生享受同等的文凭待遇。这让学生们感到了巨大的不公，这些女孩们联合起来，游行示威，向校方表示自己的不满。

游行中，她们齐声合唱少女时代的《再次重逢的世界》，这首歌就像一个纽带，把全韩国所有的大学生都集结在一起，为自己的权益发声，甚至连警察都为之动容。因为这次抗议，“未来LIFE学院”的设立最终被撤回。

反映社会的流行音乐，也一定对社会有着深刻的反作用。不论是《绿皮书》里连接黑人和白人的桥梁，还是罗大佑《之乎者也》记录台湾社会的变迁，音乐在这其中，都起到了无法被替代的力量。

其实音乐很简单，它源源不断地为社会提供观察视角，像一面镜子反映社会的变迁。

音乐无需刻意保持某种姿态，真实就是音乐最大最有效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