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军的劲敌 —— 枭雄赞吉的崛起

第一次十字军到来后的半个世纪中，很少见到伊斯兰世界坚决一致地回击拉丁人的迹象。耶路撒冷——穆斯林世界中仅次于麦加、麦地那第三神圣的城市，依旧在十字军手中。逊尼派伊拉克、叙利亚与什叶派埃及之间基本的分歧仍未弥合，曾经强大的塞尔柱帝国四分五裂。除去穆斯林偶尔的胜利（尤其是1119年的血田战役），12世纪初期占据主流的依旧是法兰克人的扩张和进攻。但在1140年代，当摩苏尔的阿塔贝伊赞吉（Zengi）与其家族（即赞吉王朝）高举“吉哈德”的火炬时，伊斯兰吉反击的春天终于降临了。

死水微澜

1099年十字军攻陷耶路撒冷以来，历经整整一代人的励精图治，拉丁人总算在黎凡特站稳了脚跟，碎片化的伊斯兰世界无法作为整体对抗生机勃勃的西欧移民，但限于人口和实力的不足，中东的拉丁人同样无力独自发动大规模远征。双方呈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胶着态势。

拉丁人是统治本地臣民的精英，但数量上居于绝对劣势。语言差异似乎依旧是区分身份的因素。拉丁人使用的通用语为古法语（拉丁语作为书面语言），虽然一些定居者的确学习了阿拉伯语和其他东方语言（诸如希腊语、亚美尼亚语、叙利亚语、希伯来语），大部分人并未这么做。许多拉丁人居住于都市和沿海的社区——因此与本地农业人口隔绝。在内陆乡村环境下，来自西方的领主们通常居住于单独的庄园宅邸内，很大程度上被切断了与臣民的联系，但分享稀缺资源（例如水资源）的实际需要有时促成了接触的增加。通常而言，小型乡村居民点倾向于保持一致的宗教身份，以至于一个村庄可能由穆斯林组成，另个一个则是希腊人（在部分近东地区至今如此）。然而大型城镇却更加多元化。

因此，法兰克人无疑统治了各式各样的“东方”人民。拉丁人是置身于外，还是融入这十分复杂的环境？根据鲍德温一世国王的随军教士沙特尔的富尔彻1120年代的记载，他们似乎迅速接受了高度的文化互渗：

“我祈求，思忖一下在我们的时代上帝是如何将西方人转化为东方人的吧。因为我们西方人已经变成了东方人。这片土地上的罗马人或法兰克人成了加利利人或巴勒斯坦人。兰斯或沙特尔人成了提尔或安条克市民。我们已经淡忘了自己的出生地。”

关于“海外之地”（十字军诸国的统称）生活的真谛，最引人入胜的资料来源恐怕是乌萨马·伊本·蒙基德（Usama ibn Munqidh）的《沉思之书》。这是一部由一位目睹了12世纪圣地战争的叙利亚北部阿拉伯贵族撰写的故事和秘史集。乌萨马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对与法兰克人打交道的评论（附带着相关细节）以及十字军国家的生活。他的兴趣几乎总在奇闻异事上，因此，他记载的材料必须谨慎使用；虽然如此，其著作依旧是一座资料宝库。关于拉丁人的东方化问题，他写道：“有一些法兰克人已入乡随俗，并常和穆斯林打成一片。他们好过初来乍到的那些人，但只是特例，不能当作典型。”在其一生中，乌萨马曾邂逅过热衷黎凡特食物以及常去公共浴室（hammam，同时对拉丁人和穆斯林开放）的法兰克人。

乌萨马著作中最令人吃惊的记载之一是他与法兰克人常态化的接触。虽然有一些发生在战争环境下，但许多会面是友好、客气的。这可能是乌萨马高贵出身的作用，但拉丁人和穆斯林建立了友谊也是毋庸置疑的。例如，乌萨马记述了“一位（富尔克国王帐中）受尊敬的骑士渐渐喜欢上与我相处并成为了我亲密的朋友，他称我为‘兄弟’。我们二人情同手足。”虽然如此，《沉思之书》的许多故事中依旧存在弦外之音：一种与生俱来的对穆斯林文化和才智的优越感。以他的骑士朋友为例，当法兰克人提出带着其14岁的儿子回到欧洲以便让男孩接受适当的教育并“获得理性”时，这种优越感便浮现了。乌萨马认为该提议荒诞不经，显示出“法兰克人”缺乏智慧。

另一段乌萨马·伊本·蒙基德看似不太可信的交往是他与圣殿骑士团的亲密关系。据乌萨马说：

“当我拜访耶路撒冷的圣地时，我将前往阿克萨清真寺，它的旁边矗立着一座小清真寺，已经被法兰克人改建为了教堂。当我步入阿克萨清真寺——那里我的圣殿骑士团友人将对小清真寺清场，以便让我能在此祈祷。”

1135年的近东局势

许多对穆斯林臣民待遇的历史争论集中在礼拜权力、经济盘剥等日常问题。在这方面，伊比利亚穆斯林旅行家、朝圣者伊本·朱巴尔（Ibn Jubayr）提供的证据令人颇受启发。在1180年代早期的伟大旅行中（包括北非、阿拉伯、伊拉克、叙利亚），伊本·朱巴尔穿越耶路撒冷王国，在乘船前往西西里前到访了阿卡、提尔。在途经加利利西部的旅程中，他写道：

“沿途是连绵的农田和井然有序的村庄，其居民皆为穆斯林，他们与法兰克人和谐共处。真主让我们抵住了诱惑。在收获季节他们将一半收成上缴法兰克人，并支付1第纳尔又5克拉特（qirat）作为人头税。除此以外，他们未受到过多干预（除了一笔较轻的果树税）。他们能够完全支配自己的房屋和财产。”

这份文献似乎表明一大批本地穆斯林人口在缴纳人头税（伊斯兰统治者也对其非穆斯林臣民征收类似的人头税）和农业税后，相对和睦地居住在拉丁巴勒斯坦。现存的关于同时期伊斯兰政权税收水平的证据表明，法兰克人治下穆斯林农民的处境并不更糟。实际上，伊本·朱巴尔甚至暗示，穆斯林更有可能在法兰克地主处获得公正待遇，而在同一信仰的地主那儿遭受不公。伊本·朱巴尔还记述说，在阿卡和提尔，穆斯林臣民拥有使用清真寺和礼拜的权利。依据如此片段性的证据，无法明确地表明生活在海外之地的全体穆斯林均享有类似的宗教自由。大体而言，海外之地法兰克移民的既得利益是让他们的本地臣民保持循规蹈矩、心满意足，并且当地东方基督徒和穆斯林的生活条件并未造成普遍的内乱与迁徙。以同时代西欧或穆斯林东方的标准，生活在十字军国家的非法兰克人大概没有遭受明显的压迫、剥削或凌辱，相反，还体现出了一种共存共荣的趋势。

产于12世纪据说镶嵌着来自圣地真十字架碎片的圣物匣十字架

让黎凡特法兰克人与穆斯林变得亲善的一种交往模式是贸易。在拉丁人移民的头100年，这里有明确的迹象表明商业活动生机勃勃。来自威尼斯、比萨、热那亚的意大利商人在此过程中成为主角，于海外之地主要的港口和沿岸城市建立了飞地并创造了一道跨地中海的复杂贸易网。这些连接近东与西方的商业动脉，令黎凡特的物产（例如甘蔗、橄榄油）和来自中东、亚洲的珍贵货物得以抵达欧洲市场。到目前为止，源于东方的大宗贸易仍然经由埃及，然而即便是这样，海外之地的经济发展显得格外有利可图：它为诸如威尼斯这样的城市演变为中世纪商业强权铺平了道路；通过税收，它也帮助安条克、的黎波里、耶路撒冷充实了国库。这并不意味着东方的拉丁居民点应被当做欧洲剥削性的殖民地。他们的建立与生存或许部分地仰仗诸如热那亚这样的国家；但他们最初并非是作为经济冒险而创立的。他们同样不为“西方故土”的利益卖命，因为这种情形下产生的财政收入倾向于留在东方。

从穆斯林世界到法兰克黎凡特的地中海港口的货物通道不仅仅对拉丁人举足轻重。它也成为了更广阔的近东经济中的关键一环：与经营东方商队的穆斯林商人的生计息息相关；对伊斯兰大城阿勒颇、大马士革的收入至关重要。这些共同利益产生了相互依赖并促成了谨慎而有规则（因此本质上“和平”的）的交流，甚至在政治、军事冲突升温的时代也是如此。最后，即便正处于圣战中，贸易也因过于重要而无法被中断。

历史学家们常常将1120年当做黎凡特的危机、紧张之年。毕竟，血田战役殷鉴不远，同年的纳布卢斯会议规定严惩跨文化的亲善行为。然而，1120年，鲍德温二世也着手大幅削减耶路撒冷的商业税。据沙特尔的富尔彻（他当时正居住于耶路撒冷）记载，国王宣称：“基督徒和萨拉森人将拥有来去自如、在任何时间向任何人贩卖商品的自由。”依据穆斯林方面的证据，大约在同一时期，伊尔加齐（血田战役的胜利者）废除了阿勒颇的过境税并与法兰克人缔结了停战协定。在两位假定的敌人之间，其亲善程度已无从判定，但双方显然都在竭力地试图刺激贸易。实际上，拉丁人与穆斯林商业往来的进程与范围似乎很大程度上未受到伊斯兰世界中“圣战”热潮的影响。在许多十字军显贵看来，与穆斯林商队互通有无，显然比在战场上刀兵相见更加有利可图。而许多伊斯兰教徒，似乎也将拉丁人的存在视为了理所当然。

就在这波澜不惊的氛围中，一个名叫伊马德丁·赞吉（Imad ad-Din Zengi，1084-1146）的突厥人，却激起了阵阵涟漪。

初露锋芒

赞吉大约出生于1084年，其父为塞尔柱帝国苏丹马利克沙阿麾下的突厥埃米尔桑库尔·哈吉卜（Aq Sunqur al-Hajib，1087年被任命为阿勒颇总督）。中世纪传说他的母亲为奥地利的伊达（1055-1101，奥地利藩侯利奥波德二世的遗孀），但这显然属于穿凿附会。1092年马利克去世后，桑库尔青睐马利克次子巴尔基雅鲁克（Barkiyaruq），反对马利克的兄弟图图什一世，于1194年被后者以谋逆的罪名斩首。年幼的赞吉由摩苏尔总督凯尔波加抚养，成人后陆续为摩苏尔的统治者效力。早年家庭的悲剧想必在他心中留下了阴影，使他笃信人性本恶，而在摩苏尔总督凯尔波加处寄人篱下的生活，又培养了他阴沉、狡诈的性格。据说，年轻时代的赞吉“相貌英俊，有着棕色皮肤，双目迷人”。一位穆斯林编年史家如此敬畏、冷峻地描绘道：“他的个性犹如豹子，他的怒气好像狮子，不放弃严苛，不心怀怜悯……其突袭令人恐惧，其粗野令人避之不及；好斗，无礼，将死亡带给他的敌人和臣民。”1114年，他在摩苏尔总督伊尔布素齐（il-Bursuqi）麾下，与罗姆苏丹马利克沙阿之子马苏德（Mas'ud ）一道参与了对埃德萨的围攻，历时两月，未能攻克，但赞吉作为一名“圣战斗士”，第一次崭露了头角。

巴尔基雅鲁克

1126年末，阿拔斯王朝第29代哈里发穆斯塔尔希德（Al-Mustarshid，1092-1135）准备利用塞尔柱王朝四分五裂的机会，摆脱塞尔柱苏丹的掌控彻底独立。正外出狩猎的塞尔柱苏丹马哈茂德二世（Mahmud II of Great Seljuq，1105-1131）派遣他信赖的将领赞吉前去平叛。经过短促的战斗，赞吉于瓦西特击败了哈里发的军队，迫使哈里发不得不表示退让屈服。虽然在这张冲突中，穆斯塔尔希德沦为了赞吉的手下败将，但后者显示出了极为高明的手腕。赞吉对哈里发礼遇有加，令穆斯塔尔希德心存感激。不久后，伊尔布素齐去世，摩苏尔总督一职出缺。原本马哈茂德二世心仪的是贝都因人迪贝斯（Dubais），但穆斯塔尔希德成功地使他相信功勋卓著的赞吉是最佳人选。1127年，年幼的王子阿尔斯兰被任命为摩苏尔总督，赞吉担任其阿塔贝伊（atabeg），他在同年秋天正式上任，终于大权在握，成为一方诸侯。1128年春，他利用阿勒颇的内乱向该城进军，借口是阿勒颇曾经也是伊尔布素齐的领土。市民们已厌倦了无政府状态，欣然迎接赞吉入主。6月28日，赞吉举行了盛大的入城式，并迎娶了昔日阿勒颇统治者里德万（Ridwan）的女儿，以增加自己的合法性。为了避免树敌过多，赞吉旋即与埃德萨伯爵乔斯林一世缔结了一份为期两年的和平协议，以便有时间在穆斯林诸侯中拓展势力。

阿勒颇老城

1130年初，赞吉俘获了哈马统治者巴哈丁（Baha al-Din）以及大马士革统治者塔杰·穆卢克·布里（Taj al-Muluk Buri）的一个儿子，并因此夺取了哈马。他亦想趁势攻占霍姆斯，但因守军殊死抵抗未能如愿。同年，他从法兰克人手中夺取了阿塔勒布（al-Atharib），并对马尔丁（Mardin）和希森卡伊法（Hisn Kaifa）的阿尔图格王朝发动攻势。1131年，塞尔柱苏丹马哈茂德二世驾崩，他未成年的儿子达乌德（Dawud）宣布继位，然而，马哈茂德的三个兄弟图格鲁勒（Tughril）、马苏德以及塞尔柱沙阿（Seldjuk-Shah）也纷纷对王位提出了要求。达乌德得不到臣民与哈里发的支持，很快被迫退位。在三位兄弟之争中，哈里发穆斯塔尔希德青睐塞尔柱沙阿，而赞吉却选择与马苏德站在一起。他从摩苏尔起兵向巴格达进发，在提克里特附近，面对穆斯塔尔希德、塞尔柱沙阿的联军，遭受了平生第一场惨败。赞吉的部队几乎损失殆尽，如果没有提克里特总督阿尤布·伊本·沙迪（Ayyub ibn Shadi，未来阿尤布王朝的先祖）冒死相救，他险些重蹈父亲桑库尔·哈吉卜的覆辙。塞尔柱王朝手足相残的乱象再度鼓舞了穆斯塔尔希德，他希望借此摆脱塞尔柱家族，重获自由。这一次，赞吉作为塞尔柱家族的拥趸，宣布起兵勤王，他与贝都因酋长迪贝斯联合攻向巴格达，虽然初尝胜绩，但很快被身先士卒的哈里发逆转了局势，被迫退回摩苏尔。第二年春天，穆斯塔尔希德集结了一支大军，意气风发地杀向摩苏尔，看上去他即将恢复阿拔斯王朝昔日的荣光了。但赞吉狡黠地选择率领主力撤出摩苏尔城，利用骑兵的机动，以游击的方式骚扰穆斯塔尔希德的营帐，破坏他的补给。哈里发人数上的优势反而成了累赘，三个月后，不得不狼狈地退兵。阿拔斯王朝的“复兴”于赞吉面前不过是昙花一现。第二年，得到赞吉支援的马苏德卷土重来，决定性地击溃了哈里发的部队。穆斯塔尔希德遭到放逐，并在马苏德默许下被刺杀。马苏德与赞吉进而废黜了穆斯塔尔希德之子拉希德二世，另立其兄弟穆克塔菲为哈里发。穆克塔菲与马苏德竞相拉拢赞吉，给予他各种高贵的头衔，这令他免除了后顾之忧，可以全力应对西部的威胁。

赞吉野蛮、冷酷甚至专横、暴虐的名声开始慢慢为人熟知。为了确保臣民忠心耿耿，为了让敌人望风而降，他笃信极致恐怖的力量。一位阿拉伯编年史家承认，这位阿塔贝伊利用恐惧来控制军队，他写道：“他像个暴君，会不分青红皂白地鲁莽行事。”他评论说：“当他对一个埃米尔感到不满时，会杀死或流放他，虽然饶过其子女但是会阉割他们。”

1134年，赞吉在阿米达（Amida）附近重创希森卡伊法军队，但未能攻取该城。大约与此同时，赞吉被布里之子沙姆斯（Shams）邀请进入大马士革以调停诸子纷争，但当于第二年1月他领兵进入城外时，沙姆斯已经被杀，他的兄弟谢哈布丁·马哈茂德（Shihab ad-Din Mahmud）取而代之。赞吉以为沙姆斯报仇为名与谢哈布交战，互有胜负，最终巴格达的哈里发要求赞吉退回摩苏尔，赞吉不损脸面地借此抽身而去。赞吉旋即重新对法兰克人用兵，攻占了泽达纳（Zerdana）等地。稍后他再度围攻霍姆斯，但听闻伊拉克后方不稳后，只能班师回国。

阿勒颇大清真寺，由赞吉之子努尔丁扩建

1135年12月，由于担心赞吉新一轮进犯，霍姆斯统治者将它献给了大马士革统治者。1136年春，大马士革马穆鲁克禁卫军领袖巴扎瓦什（Bazawash）通过政变掌握了实权，他旋即对的黎波里伯国发动了攻势。第二年，在当地对法兰克人不满的基督徒向导之下，巴扎瓦什的军队出其不意地出现在的黎波里伯爵庞斯（Pons）的驻地。基督教军队被彻底击溃，庞斯遁入深山，却遭到一位基督教农夫出卖，落入了穆斯林手中。巴扎瓦什下令将他立即处决，他并不奢求吞并伯国，大肆劫掠一番后，便带着丰厚战利品返回了大马士革。

拜占庭皇帝约翰二世

新任的黎波里伯爵雷蒙德二世年仅22岁，血气方刚，急于为父亲报仇雪恨。他不敢将矛头指向强悍的大马士革，便把怒火倾泻在国内的基督教叛徒身上。伯爵领军扫荡了几个据说帮助过穆斯林入侵的村庄，将男人屠杀殆尽，妇女儿童则沦为了奴隶。这样的倒行逆施不但没有给伯国带来稳定和安全，反而让伯爵人心尽失。同年夏天，赞吉正率领摩苏尔、阿勒颇的部队围攻霍姆斯，但久攻不下。此时他听说了雷蒙德二世率军开拔的消息，误以为伯爵准备对己不利，便立即解除了对霍姆斯的围困，前去迎击雷蒙德。伯爵慑于赞吉的威名，选择了避战，赞吉的回应是将的黎波里伯国重要的蒙费朗（Montferrand）城堡围得水泄不通。雷蒙德的兵力不足以解围，被迫向宗主耶路撒冷国王富尔克求救。富尔克征集了所有部队，以急行军的速度驰援的黎波里伯国，但劳师远征，进入蒙费朗附近山区时，人困马乏，已是强弩之末。赞吉原本已经撤围而去，听闻斥候带回的情报后，突然又出现在十字军营地四周。富尔克与雷蒙德殊死抵抗，但已是徒然。十字军大部分阵亡，雷蒙德二世被俘，富尔克与少数亲兵幸运地逃入蒙费朗城堡据险死守。国王在赞吉合拢包围网前一刻派出了信使，他们分别奔赴耶路撒冷、埃德萨和安条克，请求它们伸出援手。留守耶路撒冷的宗主教威廉征集了王国几乎每一个适龄男子，他亲自高举着真十字架，走在队伍的最前列。埃德萨伯爵乔斯林二世、安条克亲王雷蒙德也是精锐尽出。适逢拜占庭皇帝约翰二世正驻跸在安条克城内（他希望能将安条克这座昔日拜占庭的重镇重新置于掌控下，并以自己为领袖发动对异教徒的远征），他也决定率领主力为富尔克解围。一支阵容空前的基督教联军在贝卡谷地集结，这令赞吉如坐针毡——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猎手赞吉竟有可能沦为拜占庭皇帝的猎物。幸运的是，城堡中的富尔克国王同样度日如年。他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均被切断，对援军的情况一无所知。赞吉决定发动心理战——他下令打造了十台投石机，摆出了强攻的姿态。富尔克果然中计，他秘密派出使节，向赞吉询问投降的条件，这正中后者下怀。赞吉表示愿意允许国王和全体守军平安离开，并释放此前俘获的拉丁贵族，包括的黎波里伯爵，作为交换，他要求获得蒙费朗城堡。考虑到赞吉以往心狠手辣的名声，上述条件可谓宅心仁厚。不明就里的富尔克立即表示同意。国王与卫士们被带到摩苏尔阿塔贝伊帐前，后者不但信守承诺，释放了全体战俘，对待富尔克也十分恭敬，甚至亲手送给他一件华贵的长袍。眼前的伊马德丁·赞吉是如此陌生，想必富尔克与雷蒙德都有如坠五里云雾之感。直到他们恍恍惚惚地抵达贝卡谷地，与约翰二世等贵胄相逢，方才恍然大悟——又中了赞吉的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