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集团操控政治：美国民主制度的痼疾

美国的民主制度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堪称世界的楷模，是无数后发国家争相效仿的对象，但是时至今日，美国的民主制度越来越被人诟病，学习美国的发展中国家在简单照搬美国模式之后不仅没有腾飞，反而陷入社会失序的泥沼。就连美国自己，也陷入了无休止的政党恶斗和没完没了的诉讼之中，整个国家的治理水平和政府效率大幅下降。

而最为致命的是，美国人甚至开始怀疑美国民主制度是否真的代表大多数人。最近一系列光怪陆离的事件使很多人认为美国的民主政治是虚伪的，认为其不过是华尔街等少数利益集团的木偶，所谓的选举都是骗人把戏。

实际上，美国目前之所以出现民主失灵并非是由于华尔街等权贵有意将其歪曲，而恰恰是所有的美国人太过追求民主、公民参与和政治透明，以至于到了天真的地步，最终适得其反，导致了政治衰败和民主的腐化。

今天的美国，最大的问题就是少数利益集团操控政治，这不仅包括有权有势的军工集团和华尔街，同样包括代表“弱势群体”，无权无势的同性恋群体、女权组织和少数族裔组织。他们依靠其强大的组织能力和成员对于政治的极端热衷，通过政治参与、街头游行、舆论抨击等手段不断影响议员和国会，最终使得政府完全成了他们的代言人，而那些不热衷于政治，但却是大多数的选民，被永远抛弃在了一旁。

少数利益集团主导下的美国政治

今天的美国政治，经常会出现一种诡异的现象，那就是政府颁布的很多政策，其实大多数公众根本不买账，但是却可以顺利的通过，而政治辩论的很多议题，其实大多数公众并不关心但是却能被反复讨论，成为争辩的核心。

比如堕胎、同性婚姻、该不该允许在学校祷告等议题，根据各家的民调，其实大部分美国人对此根本不感兴趣，他们大都抱有妥协无所谓的立场，这样一个其实大多数人根本不在乎的议题，却居然能成为民主共和两党争论的焦点。就拿堕胎来说，督促民主党争辩的并非大多数人，而仅是一小撮的白左，而共和党之所以积极反对，也不是大多数人反对，而是最保守的福音派选民激烈反对，尽管白左和福音派占选民的比例都很低，但却决定了议题的设置。

与这些无关痛痒的议题相比，大多数公众关注的议题却被无数次的搁置敷衍，比如对于金融机构的监管，2008年金融危机使得全美民众对于华尔街深恶痛绝，纷纷要求加大监管，甚至爆发了占领华尔街运动，但最后不了了之。还有禁枪问题，多次民调显示，支持控枪的民众远多于反对的民众，但是最终控枪议案总是中途夭折。原因无他，只是因为支持拥枪的人组织力更强大，对政治更热衷，组成了枪支协会进行献金和游说，而支持控枪的人虽然多，但却是一盘散沙，毫无组织力。

无论支持控枪和金融监管的美国人多么多，并不能改变局势

如果你是政客，站在自身的利益，怎样选择是显而易见的，你一定会选择那些组织强大的利益集团，他们人数虽少，但热衷于政治，不仅积极投票，还会给你竞选资金，并通过街头游行来为你造势。而那些所谓的大多数，不仅提供不了资金和舆论，甚至连投票都懒得投，如果你是一个急迫想要当选的政客，选择那些极端、少数但却组织力强的利益集团几乎是必然。正因如此，即使美国人对于国会的满意度降到10%以下，但依然不妨碍国会我行我素。

民主的悖论：大部分并不热衷于政治

由于美国的建国来源于对英王集权的反抗，因此美国人自建国之初就对政府十分的不信任，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相反，美国政治制度建设的核心不是如何加强政府的权威而是如何限制政府的权力。在美国历史上，任何一次企图加强政府权力的行为都困难重重。

美国国父思考的核心不是如何建立高效政府，而是如何限制政府

与不信任政府相对，美国人一直对公众参与政治抱有极大热情，认为公众积极参与政治可以有效监督政府，防止其干坏事。托克维尔说;美国人非常乐于组织私人社团，私人社团是民主的学校，他还认为，组织起来的公众比单个的公众更能抵抗政府的“暴政。”

而美国建国之父质疑的麦迪逊也认为利益集团有益于民主和公共利益，虽然单个的利益集团只代表小团体的利益，但是无数的利益集团都积极发声，并进行博弈，最后妥协的结果一定是公共利益的最大公约数。美国人认为没有谁有权力界定公共利益，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最符合公共利益。

这些言论看似很有道理，但是这一理论成立有一个几乎不可能实现的前提，那就是所有的公民都对政治非常有兴趣，他们积极的结社并且积极的参与政治决策，在这个前提下，无数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确实最接近所谓的公共利益。但是实际的结果却往往让人非常失望，那就是大多数人根本不热衷于政治，他们缺乏政治常识，没兴趣结社发声，甚至连投票都懒得投。

支持制裁朝鲜的美国人将加拿大指成了朝鲜，足见普通美国人政治素养之差

根据统计，21世纪以来，美国大选的投票率一直在50%左右，也就是说近一半的选民根本没投票，而胜出者的普选票占比往往也在50%上下，也就是说最后选举出的总统实际上只代表社会中25%的人的意愿，这在2016美国大选中更为严重。四年一度，号称全民狂欢的总统大选尚且如此，平常的国会选举、地方选举、公众投票更是可想而知。

大部分人的这种惰性使得少数政治极端分子操控政治成为了可能。这些政治极端分子积极参与投票，并用政治献金和街头游行的方式来影响选举和决策。最终，决定美国政治的不再是大多数人的民意，而是被一小撮组织力强大的政治极端分子掌握，这是目前两党严重对立乃至无法妥协的根本原因。

松散的政党体系和过时的宪法助长了利益集团的猖獗

利益集团对于政治巨大的操控只有在美国的体制下才有可能，在英国更为集权的政党体制下，这几乎不可能，英国的政党组织严密，党魁权力很大，可以决定党员官职的任免，利益集团靠游说个别议员根本行不通。而英国议行合一的体制使得决策效率非常高，利益集团连插手的时间都没有，而美国正好相反。

美国的政党组织非常松散，党魁对于普通党员几乎没有任何权力和约束，这使得美国所有的议员都绝对忠于自己的支持者，而并不忠于党魁的意念，而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又使得决策异常缓慢，执政党反对党经常分掌总统和国会的情况更是为利益集团的游说提供了时间，在这种制度下，民主共和两党完全成了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而由于利益集团往往是政治极端分子，比大多数的美国人更偏激，而两党的实行的只允许本党选民参加的初选也加剧了这种趋势，这使得很多温和的候选人在初选中就已经被淘汰。

因此，两党政治的极化愈演愈烈，今天的美国政府关门和两党的恶斗其实不是大多数美国人不能达成妥协，而仅仅是两党中的极端分子不能达成妥协。

纵使大多数美国人都希望政府即可恢复正常，但依然不能改变两党对峙的局面

更为要命的是，美国宪法对于政府的怀疑和对公民参与的鼓励更是加剧了这一趋势，美国最高法院于2010年的裁决取消了利益集团参与竞选活动的献金限制，这更加剧了美国政治被少数人操控的情况，以至于桑德斯呼吁其为灾难性的判决，但其实出问题的不是法官，而是美国宪法本身，美国人对于宪法的信仰已经成了他们进步的最大障碍。

美国的这种窘境使得曾经最支持美国体制的福山都呼吁美国应改用英国更为集权高效的议会制，但是这直接意味着要修改宪法，而美国规定，修改宪法的提案要2/3的议员同意，之后还要各州一一表决同意，这在操作上几乎不可能。正如亨廷顿所说，美国的市场经济和企业制度高度发达，但是政治制度非常原始，中世纪色彩过多，甚至连政治现代化都未完成。

如果美国想要摆脱窘境，恐怕不得不做出艰难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