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范围看汉民族主义的崛起

汉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新兴的意识形态在如今的中国社会，尤其是年轻人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青睐。近期的西塘汉服文化周和海龙屯活动都彰显了这一意识形态的比较强大的动员力和影响力。汉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种仅仅是文化上的汉民族主义，通常体现为对汉服的热爱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推崇。

西塘汉服文化周表明了这一意识形态的影响力

另一种是政治上的汉民族主义，这一传统最早可以追溯到孙中山的同盟会，通常包含对于主体民族和主体民族利益的界定，对于敌我的划分和对于民族历史的重塑。政治层面的汉民族主义在网络上有非常明显的体现，对他们来说，推崇汉服并不仅仅因为汉服美观，而更在于对民族耻辱的洗刷和意识形态的重塑，这一层面的汉民族主义，也正是舆论争执的焦点。

在汉民族主义逐渐由幕后到台前的今天，一些人将其视为正本清源的壮举，也有一些人将其视为破坏团结安定的洪水猛兽，其实在笔者看来，这两种观点都大可不必。自从冷战结束，两极格局解体以来，民族主义的复归已经成为世界上的一种普遍形象。在普世价值破产后，各民族按照历史、领地、文化重新构建政治认同，回归自身传统几乎是一种必然，人只有沉浸于某种信仰才能有理由的活下去，从这个角度来看，汉民族主义是世界大潮下的一种必然趋势，并非人力可扭转。

在亨廷顿看来，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由自由主义共产主义分庭抗礼到多种文化竞争的格局不可避免，在西方，这表现为特朗普的崛起和国家主义复归，在中国，则是汉民族主义的崛起。

旧制度、现代化与民族主义

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产生于16世纪，并在19世纪趋于完善，在西方，这体现为思想上的祛魅和天主教普世价值的破产。在中世纪，整个西欧都在天主教的绝对统治下，由于天主教的普世价值，中世纪西欧各国的战争往往仅是贵族之间的内部纠纷。中世纪真正残酷的只有宗教战争，具体体现为十字军东征和吉哈德，只有在和异教徒作战时，大家才会不择手段拼尽全力。

中世纪欧洲不存在民族主义、民族利益，只有贵族和平民之分和天主教和异教之分

但是，到了16世纪，随着经济现代化和科学的发展，天主教的权威大大下降，这一普世价值濒临崩溃，旧制度和旧思想的破产必然导致新思想的兴起，人们总是要划分敌我和彼此，这是人不变的天性，在新的普世价值诞生前，人们必然会认同和自己有着共同历史记忆、领地概念和文化习俗的他者，这意味着民族主义开始兴起。民族主义的情感来源于人们生活中的一点一滴，彼此间的习俗举止越相似，就越能增进认同，这是人类最朴素、最本能的情感。

犹太人依靠对旧约圣经和耶路撒冷的信仰维系认同

民族主义，即是将本民族的利益视为至高无上，民族中的任何个体都应该为整个民族的利益作出奉献。民族包含三个要素：历史、领地与文化，文化又可以细分为语言和宗教。第一个明确民族主义的是黎塞留和路易十三，黎塞留将法国的国家利益凌驾于天主教这一普世价值之上，路易十三则以法兰西民族的名义拒绝了外国亲戚的要求。这一点到了法国大革命后，更是得到了完全的确立，此后的欧洲，不再是贵族间规模有限的内部纠纷，而是不同民族之间你死我活的利益争夺。

在奥斯曼帝国和清帝国，现代化和西方的入侵使得旧观念破产，这两个帝国都是多民族国家，其认同建立在对皇帝的拥护和信赖上，其本质在于皇家的赏罚，但西方入侵后，无论是奥斯曼苏丹还是清朝皇帝都在西方面前不堪一击，名声扫地，这使得基于权力的认同开始崩溃。西方民族主义概念的传入更是加剧了这些帝国的解体。凯末尔的现代土耳其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都是民族主义思潮在大帝国崩溃后的成果，都为两者现代国家的诞生贡献了巨大力量。

凯末尔建立单一民族的土耳其共和国就是民族主义的体现

普世价值破产和民族主义复归

在天主教和多民族帝国的皇权破产后，又诞生了两大新的普世价值，一个是自由主义，一个是共产主义，两者都以解放全人类，实现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目标，只不过两者有着不同的观点，前者认为保护个人的基本权利最重要、后者则认为打破阶级压迫最重要。两者都是普世的，都是适用于全人类的，有的只是手段的不同。

这两大意识形态曾在二战结束后主导了世界几十年，期间所有的民族主义和地区差异都被这两大意识形态压制了，当冷战结束后，随着一极的倒塌，另一极似乎也丧失了存在的意义。所谓的自由世界开始产生裂痕，美国及其盟国因为大敌当前所产生的团结开始因失去共同目标而瓦解，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也证明这一普世价值是难以维系的。

自由主义倡导人权大于主权，超脱于国家，但是这在实际中几乎无法做到，有两个问题加速了自由主义的破产。

一是美国与西方不可能言行一致，虽说西方国家普遍信奉自由主义，但在实际操作中存在很多言行不一的情况，这种情况让伊斯兰世界和中国很多年轻人感到愤怒而失望。二是如果真要执行自由主义，往往代价不可承受，比如德国接受难民，难民的到来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导致德国人无法容忍难民造成的混乱和不安，进而又回归了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倡导人人自由而平等，人权大于主权，但问题是资源有限，人欲无限，怎么可能人人有份，到时在利益面前，划分标准还是国家、民族而非自由主义。

难民危机使得自由主义难以维系

自由主义的弊端使得人们对其失望，在这种失望之下，人们必然会回归最为朴素的民族主义，就这一点上，西方的特朗普现象、俄罗斯的斯拉夫主义与汉民族主义崛起，几乎是一种现象在不同地区的体现。

汉民族主义可以是好，也可以是坏

汉民族主义的崛起是必然，是大势所趋，可其最后对社会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则取决于社会本身。有很多温和理智的汉民族主义者，也有很多极端幼稚的汉民族主义者，但不管怎样，完全因为理念而奋斗的终归是少数，决定一个社会能否普遍接受一个意识形态以及这个意识形态在大众化后会走向何方完全取决于这个社会本身的情况。

如果此时的社会经济发展良好、贫富差距得到控制、国家财政充裕、治理能力强大，那么汉民族主义就会倾向于温和。如果此时的社会经济停滞、贫富悬殊、社会失序，则汉民族主义也会濒临失控。一个人对一个事物的看法很大程度取决于他此时的心境，如果他是一个成功人士，则他看到的更多是积极面，如果他遭遇重大挫折，则他更多看到阴暗面。现在网络上沉重的戾气，实际上是很多人事业不顺、心情烦躁的反应，其意识形态和言语的极端并非其本质如此，而只是情绪的宣泄，汉民族主义也是如此，经我观察，一些极端的汉民族主义者往往是生活中遭遇了巨大挫折，将烦闷体现在了思想上。

这在历史上也有着鲜明体现，在中世纪，基督教是愚昧落后的象征，四处打压异见人士，伊斯兰教则是开明的象征，保留了古希腊罗马文化，而到了近现代，则完全反了过来，基督教变得温和，伊斯兰教则产生了不少原教旨主义者，经书还是那些经书，只是读的人变了。使得基督教伊斯兰教表现颠倒的原因在于两种文化区域经济地位的颠倒，而非信仰本身发生了多大变化

大部分汉民族主义者并非一味复兴封建糟粕，而是都有一个取舍的过程，而实际上儒家文化的精华远多于糟粕，所谓封建糟粕更多是外儒内法和秦制的恶果，而非孔孟的问题。

而民族主义本身，也是如此，二战时期，民族主义在美国就体现为维护世界秩序，是保证和平的爱国主义，而在德国日本则演化为军国主义，之所以有此等差异就在于两国的境地不同，美国环境优越、而德国则强敌林立，被四处围堵，而日本则因工业化初期平民穷困潦倒，这样糟糕的境遇使得民族主义在这两个国家很难是温和的、有序的。

因此，决定汉民族主义极端还是温和的，并非其教条和其少数领袖的观念，而是我们这个社会提供了怎样的土壤。只有我们确保社会稳定、经济平稳、社会共识坚定，汉民族主义就是利大于弊，大部分人对于一种意识形态的信仰情况，与他自身的境遇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