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古代就没有网红展？尸体也能当网红

在多媒体时代，依赖于声、光、电等具有强烈感官冲击的展览正在席卷世界，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能挣很多门票钱。拥有网络世界绿卡的人，自然成为墙内的第一批搬砖大亨，无论是直接代理还是模仿，他们吃的都是防火墙的红利。

鉴于引进日本多媒体当红艺术团队TeamLab 所获得的不小成功，国内资本乃至国内艺术家们，都在蠢蠢欲动。在刚刚进入 2019 年之时，就已有人开始在统计今年值得关注和期待的众多交互式多媒体网红艺术展。依据中国资本的惯例，每当出现一个新生事物能够获得足够盈利时，蜂拥而至的中国资本往往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整个市场做死。留给中国多媒体网红展红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预计到 2020 年，整个市场将会在无聊的沉闷气氛中，走向消亡。

但网红展的现象并不会终结，从表面上看，它具有世俗流行的特点，不过当我们探索其中的内核时，我们应当明白，在那深处拥有着一颗常青树的种子，正如上世纪美国大红的波普艺术家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所说，在未来，每个人都能成名 15 分钟。这并不是关于互联网的预言，而是针对他以广告业身份出道的敏锐眼光，以及他对“流行现象”的深刻洞察之后所做的结论，这恰恰暗示了关于常青的属性隐藏其中。当我们开始这一段关于网红橘子的剥离之旅时，我们必然要回到更为遥远的，远离声、光、电的时代，从那里去寻找它们内核的影子。

在《圣经·旧约·传道书》第一章第九节中，所罗门王说：“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这句话后来被德国哲学家黑格尔（G. W. F. Hegel）所引用“太阳底下无新事”，它所意指的是：任何事物的出现都不是凭空的，都可以在以前的事物中找到雏形和依据。

按照这条原理，我们即可由此推论，人类当今所拥有的一切事物，在遥远处，都拥有属于它各自的替代品，正如汽车的替代品是骆驼与马，网络的替代品是沙龙与信件，电子游戏的替代品是桌游。那么，由近年来所诞生的网络新词“网红展”，就并不仅仅是一个当代现象，在人类的历史中，我们仍然有迹可循。

犹如一种关于知识的考古学。无论哪类现象，都不单出现在某个孤立领域，而是会在多个不同领域中都有所表现。在这里，它们在拓扑层面上，具有相同的性质，而不论它们在形态上有何变化，是新技术的多媒体，还是舞台上的怪异之面具。它们聚集目光，展示无穷之门背后那关于心灵惊奇之本性的奥秘，正如在那遥远时代的巴黎塞纳河畔上的太平间（The Paris Morgue）。

The Paris Morgue

作为十九世纪的巴黎，报刊杂志的旅游指南，将它命名为“最不可错过的景点之一”。在这座专门用于溺亡者或无名死者身份辨认的场所，从黎明到黄昏，前来认领死者身份的人不多，但参观死亡的观众，却数以万计，在这座有三道门的希腊神庙结构式的建筑外，排起长龙，只为一睹死亡芳容，完全不亚于当代任何一个网红展的参展规模。

犹如一种展览或美术馆的格局，中间为游客通道大厅，两侧为尸体陈列厅，由三面巨大的玻璃将生者与死者隔开，并在内部分别安装有冷却器，人们通过玻璃橱窗向内窥探尸体面容。巴黎太平间从来不缺展品，尸体一般陈列期为三天，每年数百具尸体陈列其中，最高记录甚至超过七百具。

The Paris Morgue

其中一例被分尸两半抛入塞纳河的女尸曾引起轰动，开展当日，一个小时便有六千人入场参观。无论本地居民还是外地游客，人群的聚集带动了整个一条街的产业链。法国作家埃米尔·左拉（Émile Zola）曾说：

“从 1870 年后，已经建立起了一个由玻璃墙所隔离起来的冷藏间，供来访的人们识别那些未知的尸体，但这很快就变成了一个可怕的旅游景点，吸引的公众每天多达四万人。”

死亡本身是一种网红效应吗？或者我们应该换一句话来说：“对死亡的好奇是一种网红效应。”越离奇的死亡，越是引起更多的人好奇，死亡虽普遍存在，但亲眼目睹死尸却不是常事，在这里，死尸成为了一种“传说之物”。但同时我们应注意到的是，参观死亡，其本身是一种恐惧体验，它激发人的强烈情感和过激的感官冲击。于是，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一个粗浅的结论：

吸引大众注意力的三种法门：展示传说之物，给予观众异乎寻常的感官及精神体验，或引发强烈的情感和价值共鸣。在所有具备“人群聚集”效应的展览或事物中，都拥有以上三条属性的部分或全部。

Magic Posters of the 19th Century

提到惊奇之术，就不得不提到魔术。魔术的起源已无从可考，最早的文字记载来自于古埃及，而在中世纪，魔术师常游走于宫廷与市集之间，招摇过市，以杂耍，或借超自然之神力的诡计，赚取那来自大众的铜板银币或贵族的犒赏，营得生计。这掏出的铜板或金银，就是最早的关于门票或 VIP 席位的替代品。

由于剧场的兴起，付费观看魔术表演，成为一种更具规范化的，用钞票价值换取惊奇体验的等价交换。在十九世纪中期，最早将魔术带进戏院，并在剧院打出名号的，是被称为“北方的大巫师”（The Great Wizard of North）的苏格兰魔术师，约翰·亨利·安德森（John Henry Anderson）。如何运用灯光、舞台效果和戏剧冲突，是剧场魔术表演的新纪元。在这里，魔术师所考量的整个舞台空间所营造出来的氛围，不输于当代任何一个以多媒体沉浸式展览，所带来的氛围体验感。它所带来的巨大的大众效应，成为那个时代最为火爆的黄金展览。

Harry Houdini：Magic Posters

Harry Houdini -Chinese Water Torture Cell

在追求和营造异乎寻常的感官体验和提供强烈情感刺激的方面上，制造现场死亡的濒临刺激感，成为极致网红的不二法宝，如身首分离、乱剑穿心、轮盘飞刀，观众在尖叫声中，慷慨解囊。二十世纪初期最著名的魔术大师哈利·胡迪尼（Harry Houdini），被誉为传奇者的逃脱大师。他不仅可以在舞台上将一头大象凭空消失，当众逃脱手铐、紧身衣、牛奶罐，还自创了最著名的“中国水牢”（Chinese Water Torture Cell），倒吊在一座由玻璃和钢铁制成的密闭箱子里，在水不停的灌满直到溢出，在生死边缘，嘲弄死神，并挣脱出它的镰刀之下。

The Circus

魔术、戏法、腹语者、杂耍、驯兽、滑稽戏等，都属于同一类的惊奇表演，他们是在人类进入电气时代之前的移动网红展。正如那些巡游各地的马戏团，散布着惊骇的卖单，兜售着关于恐惧、惊奇、搞笑等强烈刺激着多巴胺的人类情感，挣得盆满钵满。

这正是网红展的另一条主线，来自异域他乡的珍奇猛兽、奇珍异宝，都是人们为其掏钱一睹的“传说之物”。为了达到丰富和多元性，不惜满世界寻找畸形人，向人们展示那些在工业化和维多利亚文化交融时期，受自然异光所照耀着的集大成的怪胎秀展览（Freak Show）。除此之外，在猎奇风气的涌动下，向公众开放精神病院，像游乐场一般，由工作人员的导览，参观各式不同的精神病患。为了赚取更多的门票，组织病人排练戏剧，在疯癫与荒诞中，一幕幕的狂欢与怪诞不经的滑稽表演，将惊奇与传说打包同卖。

Freak Show

Coney Islandand its popular ongoing freak show in August 2008

由名人效应所引发的“网红展”也当归属于“传说之物”。在过去，听闻过却从未亲眼见过，在媒体时代，只目睹于照片和影像却从未亲历。人们对接触“活生生”的“传说之物”的好奇与兴趣，远远大于只在口耳相传的故事，也甚于一切传媒之中的二手材料。就算近距离亲眼见识专属“传说之人”的物件或所创之物，囊中羞涩也值得一睹真容。

它们便是那长青的网红展，正如沉睡于大英博物馆的古埃及木乃伊，辗转于世界各处的达·芬奇的亲笔手稿，令纳粹希特勒都沉醉并予争夺的，在十字架上刺穿耶稣的命运之矛，它们的每一次出现，都将掀起公众的汹涌如潮，也正如蜡像馆，喜欢为名人或传说筑模。

在某种程度上，它们与那火爆的明星演出现场，并无二致，但从另一侧面，则也可读出两者的不同。磁带的感官体验，定不如演出现场的那份人心激动，群体的热浪，与倾慕之明星共坠汹涌与澎湃。只要以面对公众为目的的“展览”，都必然倾其全力，设下各种计谋，引得观众的肾上腺素爆棚。于是，明星演出的现场，就不仅仅只为歌唱，灯光、舞台、表演，样样都来。明星与观众之间形成某种精神互动，对观众而言，购票的最重要目的，除了一睹明星真容，还需获得为我所提供的非凡的现场感官体验，以及由音乐本身所带来的强大情感震动，无论是爱与和平、愤世嫉俗，还是饱含在旋律与歌词中的异乎寻常的价值共鸣。

The final encore for the festival in 1996

在当代“网红展”诞生之时，人们排队购票，目睹那沉浸式的声光电所造出的，全身心的新感官冲击，号称“体验经济”的时代已经到来，但实际上，“体验经济”就从未离开过人类的视界。在没有这些当代技术之前，人们总是在同时代中，去寻找和创造那些新的感官体验，说到底，就是以非寻常之物，获取非寻常之精神体验。

“网红展”是当代学术知识界中的严肃派，对一类火爆程度极高展览的蔑称，这是一种典型的学术性偏见。他们不仅把拥有极高流量的，多媒体互动体验展归为此类，甚至把带来不菲门票收入的名人名家展览，囊括其中，如毕加索、梵高、达芬奇之类。

Horror House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从古罗马人观看人兽相搏，到殖民时代美国南方奴隶主观看黑奴斗技，再到近现代观赏搏击娱乐与拳击。从围坐于篝火的鬼怪故事，仿真探险的鬼屋游乐，到恐怖电影的类型片量产。从远古时代的树林秋千，到工业时代用大型机械和动力建造的三百六十度过山车，再到由 VR 技术创建的虚拟惊险游戏。这是一种关于体验的进化论，在商业与技术这两轴所组成的坐标之间，谁提供的精神体验更惊奇、更与众不同，谁就会更可能红。

毫无疑问，具有“人群聚集效应”的展览或活动，都具较高的商业价值，这正是当代互联网商业精英所称的“流量时代”的替代品。当资本真正进入流量领域时，娱乐作为一种产业的链条，便正式成型。在这里，它们形成了唱片公司、影视公司和经纪公司，而当艺术开始逐步商业和市场化后，艺术家的故事，可能与一位娱乐明星的故事具有拓扑相似性。

George Martin andBeatles

正如披头士乐队（Beatles）与其签约的帕洛风唱片公司（Parlophone）经理乔治·马丁

（George Martin）的感人经历。从一支名不见经传的地方舞曲乐队，一跃成为 1960 年代最标新立异、影响最深远、最善用录音技术的摇滚天团。

在后世的那些关注于经济效应的机会主义者把这种现象所承载的主体，称为 IP。在这个称呼之前，业内人士把寻找 IP 的人，称为“星探”。研究该现象的人发现，在文艺和娱乐领域拥有极高流量的星星，其本人与其所属的星系，所获得的人气是同属两位一体。

聚集人群效应的最大化，即是IP光环效应的最大化，明星现象就是网红现象的另一个代名词。在之前所提到的三项属性中：传说之物、非凡的感官及精神体验、强烈的情感及价值共鸣。虽满足其任何一项，都可以带来聚集效应，但要成为顶级的聚集现象，则须同时满足此三项属性。于是，在这里，明星本身就成为了传说之物。

Salvador Dali1904 - 1989

作为一家经纪公司而言，IP 背后的幕后推手，一个行业领域中的行者而言，无论是娱乐业、文化业还是艺术圈的画廊，至少是作为社会学、传播学、文化及商业等领域的研究来看，IP 现象是值得被进一步重视的。

正如我们在近代，所看到的那些活着就目睹自己成为传说的故事：有史以来第一个活着亲眼看到自己的作品被收藏进卢浮宫的巴勃罗·毕加索，行走着的传奇人物萨尔瓦多·达利，宣称“挣钱就是最好的艺术”的安迪·沃霍尔。在这些层出不穷的故事榜样中，后世扮演经纪角色的资本们，便急功近利地寻找并打造他们所发现的一切看似与众不同的石头，以期有朝一日能打磨绽放出钻石般的光芒。它展现了快消时代的市场生态特征，同时也为当代知识界对该现象嗤之以鼻的“网红展”定论，埋下了伏笔。

Museum of Ice Cream

中国资本的快消文化和艺术家的急功近利，使得模仿成为了他们第一把掘金的钥匙，正如 2018 年夏季在 798 展出的“棉花糖与白日梦”，正是留学于美国的华人艺术生对美国“冰淇淋博物馆”（Museum of Ice Cream）的模仿。

2016 年，冰淇淋博物馆在美国创立，曾在纽约创下 5 天内门票一抢而空、20 万人进入等待名单的纪录。创办人敏锐地抓住并点燃年轻人的好奇心，以甜品和现代人喜欢在社交软件分享美图的方式，成功运营展览。粉色主题、奇幻之旅、故意设计的拍照场景，犹如坠入了查理的巧克力工厂，甚至在此之中还可品尝到他们自己的品牌冰淇淋。除此之外，衍生品童装亦获得大卖。

TeamLab. Flower and Corpse Glitch Set of 12, 2012

或者，我们正看到在 2019 年准备大干特干的某些国内新媒体艺术展，也正是对日本TeamLab 的拙劣模仿。在这里，快消意识使他们选择性地遗忘了TeamLab 自2001 年成立积累至今的努力，也忘记了其创始人猪子寿之发展至今所拥有的由400 多名程序员、工程师、数学家、建筑师、网页设计师组成的专业团队。

事实上，科技正是一种重新打开人类五感的新通道，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Leonard Huxley）在他的《长青哲学》（ThePerennial philosophy）中所说：“存在决定认知。”意味着存在方式的变迁，将决定了认知方式的变迁，而五感就是一种连接存在的通道。当类似于 TeamLab 的方式，用光影的幻象刺激我们的五感时，我们的认知将会被重新打开和释放，而这种体验，正是吸引人的一种绝佳方式之一。

历史从来不会说谎言，只是人们在各自不同的解读中偏离了立足的重心。人们忘记了三项属性中的最后一项：强烈的情感及价值共鸣。这是传说之所以成为传说的最根本原因。得益于欧洲印刷机的发明，从文艺复兴、启蒙时代到近代的歌德、波德莱尔、卢梭、伏尔泰、巴尔扎克、雨果、拜伦、雪莱、尼采等等，无一不是网红。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但每一片树叶都来自于同一片大地。正如一个神灵有数千个名字，他们是魔术师、杂耍者、歌唱者、诗人、艺术家、表演者、小说家、导演、乐手……

John Lee Hooker1917 - 2001

出生在美国二十世纪一零年代，生活落魄，几乎为文盲的底层黑人约翰·李·胡克（John Lee Hooker），凭借一把吉他，在酒吧卖唱，最后一跃成为最具世界影响力之一的黑人蓝调歌手。当大西洋对岸的英国邀请他跨越重洋去展现他高超的吉他技巧和嗓音时，人们问他，是如何从一个佃农家逃跑的孩子，成长为一代蓝调大师的？他回答说：

“我并不是天生的明星，我只是唱出了每个人心底的那些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