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困境与街头政治：从“马克龙困境”看福利国家的弊端

2018年11月17日，法国爆发了因反对加征燃油税的黄背心运动，当天就有超过28万法国人上街游行，对法国的政治秩序造成了巨大破坏。面对游行，马克龙不得不妥协，并答应取消加征的税收并进一步提升普通劳动者的福利。马克龙的妥协并没有换来示威群众的退让，他们不仅没有重回工作岗位，反而变本加厉，得寸进尺。

马克龙在2017年上台时，曾被法国人寄予厚望，支持率一度达到60%，但仅仅一年后，其不支持率已经达到了69%。马克龙的民调之所以下降的如此之快，很大程度上在于他的加税减支，马克龙上台时的法国，已经是一个接近破产的国家，根据法国全国统计和经济研究所(Insee)2018年6月29日发布的报告显示，2018年第一季度，法国公共债务规模达到了约2.255万亿欧元，相当于该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97.6%，国家财政已经濒临破产。

面对如此糟糕的财政状况，马克龙的开源节流之举很大程度上是被迫的，这是一个有着基本良知的政治家必须要做的事。尽管马克龙如此苦口婆心，但法国人依然不给予丝毫谅解，法国公众如此疯狂肤浅，以至于马克龙甚至宣布要用电视直接和全体国民对话，针砭时弊，请求他们的理解，一个总统要卑躬屈膝，甚至苦苦哀求的方式来希望公众理解，足见法国的国家能力孱弱到了何种地步，法国的民主政治腐化到了何种程度，在法国，我们看不到任何公民精神，有的只是贪婪无度的索求和懒惰。

这也是很多福利国家都面对的问题，那就是高福利带来的财政困境和福利刚需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俗话说从俭入奢易，从奢入俭难，这句话放到法国、希腊等高福利国家在合适不过了。

高税收与高福利，一枚硬币的两面

高福利从来不是没有代价的，从没有天上掉馅饼的事，高福利必然意味着高税收，贫富差距的缩减和平等的促进必然意味着资源配置效率的降低，福利国家的税收大都取之于富人，富人的个人所得税、遗产税、房产税和企业税撑起了高福利的大厦，让很多人即使不干活也可以颐养天年，而这种高税收对于企业的积极性打击往往是巨大的。

20世纪80年代，当里根为他的减税政策辩护时就提到：同样的钱落到富人手里比落到穷人手里更有价值，因为富人更有可能拿这些钱去投资，创造新的价值，从而做大蛋糕，增加整个国家的税基，即所谓马太效应。事实证明，里根经济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减税政策刺激了投资，扩大了美国的社会总财富，并且大幅增加了就业，为美国之后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在资本主义制度上，企业扩大投资往往会带来就业，而就业率的增长反而保障了工人的福利，法国的问题在于企业没有多余的财富去投资，从而使得经济萧条，就业市场低迷，失业率居高不下，蛋糕的减少最终使所有人都无法获益。

2015年瑞典等六国政府税收/GDP；社会支出/GDP;社会支出/政府税收统计。

除了降低企业的效率，福利国家还会导致富人的外逃和社会资产的流失，尤其在这个允许人们自由迁徙的全球化时代。自2013年以来，法国每年有700-800户富人家庭搬去其他国家，逃离的资本高达数十亿欧元，尤其在奥朗德实施了“特别巨富税”后，要求企业年收入超过100万欧元的员工缴纳，在超100万的部分，实际税率飙升至75%，更加剧了富人的逃亡，这使得法国平白失去了大量资本和投资，而逃走的富人实际上也减少了税基，进一步加剧了国家的财政困难。

2013-2017美法失业率对比

法国的高福利政策拖累的不仅仅是法国的宏观经济和企业竞争力，还损害了失业人口的利益和国家的税基，对于整个国家的发展有不可估量的消极作用。

法国的财政困境：高福利与债台高筑

高福利政策除了会导致高税收进而削弱企业竞争力以外，还会导致政府债台高筑，甚至引发债务危机。在西方国家，由于选票政治的因素，各党派为了当选往往会用福利政策来吸引选民，进而使得福利水涨船高，甚至超出了国家的支付能力，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治利益，政客们往往会通过举债的方式来支付福利，从而让政府背上沉重债务。

根据统计，到2014年，法国已经连续39年陷入财政赤字，赤字总额达到1.84万亿欧元，达到GDP的120%。而在2017年马克龙当选时，法国的政府债务更是达到了GDP的124%，如此高的债务使得马克龙几乎接受了一个近乎破产的国家。实际上，不光是法国，除了少数个例外，大部分的福利国家都陷入债务陷阱之中，比如希腊，其政府债务也达到了GDP的189%，只能依靠欧盟的救济过活，而冰岛更是透支国家信誉，赖掉了所有债务。

从各种事例来看，高福利必然导致高税收和财政困境，是一种只能暂时取悦选民的短期政策，无法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而福利国家的困境还不止于此，如果政治家们能轻松的削减福利，政府财政也不会恶化到如此地步。但是问题是，福利的另一个特点就在于刚需性，政府对于福利的削减几乎必然会引起很多人、尤其是弱势群体、贫困群体的反感，使得政府遭遇信任危机并背上巨大的道德负担，而欧洲国家普遍实行的普选制和多党制则更是加剧了这一危机。

街头政治、民粹主义与福利的刚需性

无论是在英国、法国还是希腊，对于福利的削减必然会导致群众的巨大反弹。就拿法国来说，从萨科齐到马克龙，每一次对于福利的削减都会引来声势浩大的群众示威。

比如萨科齐上任后，曾试图降低企业的税赋，修改35小时工作制，恢复企业竞争力，但立即遭到大批反对，2009年1月，法国工会号召全体法国工人抵制萨科齐的改革，近250万人走上街头抗议，萨科齐不得不妥协。而在2010年10月，萨科齐又推动养老金改革，但又遭到了350万人的游行示威，据法国财政部长拉加德统计，罢工每天带给法国的损失高达2亿至4亿欧元，萨科齐的支持率也因此下跌至30%以下。

萨科齐之后的奥朗德也难逃厄运，他在2016年3月开始进行《劳动法》改革，随即引发了全国性骚乱，根据法国国家铁路总公司统计，由于罢工，法国普通列车只能维持70%的运力，而法国航空公司则称，其五分之一的航班受到影响，经济损失超过4000万欧元，因为削减福利，奥朗德进而代替萨科齐成为法国最差的总统，卸任时支持率不足4%。

马克龙自上任以来，也面临了相同的情况，在2017年10月，马克龙颁布了公务员改革方案，决定未来５年内裁减１２万公职岗位并削减公共开支，此举一出，立即引发了工会的反对，他们号召全国540万公务员一齐反对马克龙，2017年10月10日，公务员的游行规模达到了26万人。除此之外，马克龙还决心修改《劳动法》，赋予雇主用工和解雇员工更多权限，但同样因街头游行而半途而废。如今马克龙遭遇的困境，不过是其前任的重演，事实证明，一旦许诺了高福利，几乎很难进行削减，任何敢于强行削减福利的政治家，都要面临巨大的政治风险，甚至于身败名裂。

福利之所以难以削减很大程度在于西方的多党制和普选制，和进一步扩大了福利刚需性的弊端，普选制使得每一位公民都有投票权，这使得很多已经习惯于高福利和懒惰的人可以无数次通过选票影响政治家的决策，在普选制下，多个政党彼此竞争，为了赢得选票而互相承诺高福利，进而引起福利水涨船高的恶性循环。一方面，维持高福利是政治家获胜的基石，另一方面，国家的债务危机又使得他不得不铤而走险，削减福利。这种矛盾的不可调和使得法国的每一位总统都难逃身败名裂的命运，每一次针对财税和社会保障的改革都付诸东流。

希腊因为削减福利失败而国家破产，冰岛则干脆透支国家信誉赖掉债务，唯一曾经成功削减福利的就是英国的撒切尔政府和德国的施罗德政府，但撒切尔和施罗德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撒切尔后期遭人厌恶，被本党同志罢免。德国的施罗德则在削减失业救济金后被迫离职，可以说，每一次对于福利的削减都会引起巨大的动荡，除非政治家有着极强的能力和魄力，否则无法成功。

马克龙改革受阻集中反映了法国遭遇的困境，而法国遭遇的困境则集中反映了福利国家的困境，由于福利的刚需性，高福利导致的财政困境无法得到解决，每一次削减福利的行为都会引发巨大的动荡。很多高福利国家，实际上就是在不断高涨的债务之中慢性死亡，高福利政策对于企业竞争力、工人的工作效率、政府财政以及国民的勤奋精神，都有着不可估量的消极影响。其几乎注定是一种短期取悦选民的短视政策，注定无法长久。

平心而论，高福利的政策确实最大发挥了政府的二次分配和正调节的作用，大幅缩减了贫富差距，如果受益的普罗大众能知恩图报，兢兢业业的工作，福利国家就是最完美的模式，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或许将就此实现，但人类懒惰贪婪的本性最终摧毁了福利国家的根基，让人类对平等的追求蒙上了一层阴影。

人们的崇高理想最终还是没能战胜人类自身的卑鄙和渺小。

福利国家的贫富差距十分小，马克思期望的平等似乎近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