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韩非的法家与今天的法治是一回事吗？

虽然中国古代的官方意识形态一直是外儒内法，但是在表面上，至少在历代的正史里，对于商鞅韩非和秦朝的评价，一直是不高的，法家和秦国被视为暴政的典型，是贾谊等学者口诛笔伐的对象，是坚决予以批判的。

但是近代以来，由于救亡图存的需要，一些国人开始为了当时的政治目的无底线的抬高法家，将商鞅描述为一个悲剧英雄，后来更是演化出了所谓的儒法斗争，片面的将法家作为正义的一方，商鞅、韩非这些曾经史书里的暴虐之人顷刻间变为了悍不畏死、心系苍生的改革家。

到了今天，由于大国崛起的形势和迫切想要击败美国的心态，《大秦帝国》等历史剧开始意外走红，赳赳老秦，共赴国难俨然成了网络上的流行语。从这就可以看出，历史真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也再次证明了历史思潮，尤其是民间的历史思潮几乎总是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息息相关。

《大秦帝国》掺杂了太多当下的政治局势需要，很多地方纯属刻意为之，其中有段情节竟然是白起为被俘虏的赵兵求情，实在是匪夷所思

现在很多人，不明就里的将商鞅、韩非的法家认为和今天的法治同出一脉，并荒谬的认为只要按照法家的道路走下去，中国绝不会落后，最后一定会成为现代国家和法治国家，并将中国落后的大锅全都归到儒家身上。但是问题是，法家所谓的法与今天的法治真是一回事吗？还有所谓的儒家祸害论，中国汉武帝之后一直是外儒内法，法家一直是实质，儒家不过是表皮，非要找个背锅的对象，明显法家更有资格背这个锅。

法家所谓的法，从来是站在皇帝的角度，皇帝的命令即是法，所谓的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指的是皇帝之下人人平等，法是对皇帝之外的人，不是对皇帝的，这与现代法律的人人平等和对权力的限制，完全不是一回事。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不等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很多人最津津乐道的就是商鞅的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当时，太子犯了法，商鞅毫不姑息，就将其诛杀，很多人将其视为大公无私的象征，但是问题是，真是如此吗？

如果我们看看法家另一代表韩非的说法，就会明白法家所谓的法和现代意义上的平等毫无关联，韩非在书中明确说他的主张是“帝王之璞”，意思是专为君主出谋划策，专为君主着想，韩非认为，天下最重要的东西只有四样，是“身之至贵、位之至尊、主威之重、主势之隆”，意思为天下最珍贵的东西，就是君主的身体、地位、威望和权势，无所谓其他，所谓的法，是给除君主以外的人行使的，完全不会限制君主，而实际上，君主的命令就是法律的来源。

而所谓的敢于对太子毫不留情实际上本身就是法家的一大主张，韩非在书中明确提到“爱臣太亲，必危其身；人臣太贵，必易主位；主妾无等，必危嫡子；兄弟不服，必危社稷”。韩非子在书中直接提到君主连自己的妻妾和兄弟都不能信任，必要时完全可以诛杀，在法家看来，君主应该是一个完全摒弃亲情，满脑子只有功利和权术的政客，为了政治利益可以杀兄弟杀儿子。法家服务的是君主一人，不要说服务人民，就是服务君主的儿子兄弟都不可能，这比欧洲的马基雅维利还要极端。

所以，法家的法实际上不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是君主之下人人平等，贵族冒犯君主和草民冒犯君主代价一样，君主之下皆为奴仆。周制下，贵族可以抗衡天子，只有草民是奴仆，贵族不是，秦制下，贵族不复存在，天下人，无论贫富都是皇帝的奴仆，正因如此，黄宗羲讥讽君主是：“使天下人不得自私不得自利,以我之自私为天下之大公”。黄宗羲这句话，直接戳穿了法家和秦制的本质。

现代法律与法家的法有何不同

现代法律的起源和性质，与法家的法完全不同，他的起源来自于对君权的限制和对民意的表达，体现的是人民的公意，这在洛克和卢梭的著作中有明显的体现。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明确提出，不符合公意的法律是没有价值的，没有经过公民讨论的法律没有效力，直接提出了法律应该由人民选出的代表充分讨论而产生，绝不是一人意志可以决定，从而动摇了法国国王的合法性。

近代的英国、美国、法国甚至名为专制的普鲁士，其法律都是由民意代表讨论决定，普鲁士名为君主专制，但德皇实际上也受法律限制，他只能在法律限定之下行使权力，无权进行立法，他的专制本身就是来源于民意代表的授权，这和中国古代的君主完全不同。

而商鞅和法家，显然是完全不代表民意、公意的，其甚至赤裸裸的提出：“政作民之所恶,民弱；政作民之所乐,民强.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政作民之所乐,民强；民强而强之,兵重弱.政作民之所恶,民弱；民弱而弱之,兵重强.故以强重弱,削；弱重强,王.以强攻强,弱,强存；以弱攻弱,强,强去.强存则削,强去则王.故以强攻弱,削；以弱攻强,王也.”商鞅直接就提出君主就要做老百姓厌恶的事，越不满足老百姓，老百姓就越弱，这样君主才能驱使他们。韩非更是提出君主必须要征服他的臣民，连臣民都征服不了，怎么征服敌国，这种观点不要说是我们今人，就算是普鲁士的专制君主看后也会汗颜。

法家的愚民政策、打击商业、严禁人口迁徙、把控关键资源都是为了弱民，好让君主的统治长治久安。

现代的法律和法治，本身就是站在限制君主权力和体现公意之上，其起源就是对君权的反叛，就含义来讲，法家所谓的法与现代法律性质完全相反。或许在当时，法家的法确实为秦国积攒了武力上的优势，征服了六国，但不等于他就是我们今天的法治，更不等于我们要实行这样的法，如果法律国强不是为了老百姓，而是为了君主的一人之私，又有什么意义？

在当时的条件下，法家和秦制固然有合理之处，但在今天公民权利兴起，已经迈入现代化的我国，还倡导这种几千年前的专制思想，甚至将其类比当今的依法治国，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不可理喻。无论你对今天的国家有什么看法，他对公意的代表程度、服务程度都远不是中国古代的秦制帝国可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