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首富沈一石 专制社会下商人的悲惨境遇

（一）
初见沈一石，只见一穿着蓝色粗布长褂，脚蹬平底黑色布鞋的儒商。别看老沈穿着朴素，人家可是专为江南织造局织供丝绸的江南第一富商。换个时髦的称呼，大概就是嘉靖年间的大明首富吧。

既然是首富，那么沈一石手底下究竟有多少钱？沈老板的老上级杨金水公公一清二楚，“二十五座作坊，三千架织机，十几万亩桑田，还有上百家的绸缎行、茶叶行、瓷器行”，折价变卖有上千万两白银之多。沈老板不但家财万贯，其人也是风度翩翩。平日虽是朴素打扮，散发弄琴却着实有一番名士风度。

有趣的是，坐拥千万家产儒商的沈老板不但穿粗布衣裳，还喝白水吃斋。既然有这么多钱，沈老板干嘛还这么节省到吝啬呢？难道是沈老板对钱没兴趣没概念？无他，沈老板也很清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大明朝利出一孔，只有一个人能呼风唤雨，那就是忠孝帝君嘉靖皇上。

大明朝没有民法典，我大明朝更不走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邪路。再大的家业再多的资产，多到一定程度那就不是他大明首富的私有财产了，沈老板的家产要随时准备好被国有化。沈老板名为大明首富，而大明王朝的真正首富应该是皇帝老儿，其次是能够实现权力变现的官僚和宦官。上到皇宫内阁，下到浙江各级官吏都能从沈老板这提取他们应有的钱财，沈老板实际不过是巨大财富的守夜人罢了。

（二）

家底被皇帝老儿花没了，应天浙江两省那么多作坊，每年产的丝绸，还有淞江等地的棉布，如果有一半用在国库，也能充大明全年三分之一的开销，而这些钱大多进了皇帝的私人金库，
家国不分朝廷不分，官场之贪墨皆始于内廷；国家被大小官僚贪没了，当年开国时太祖爷成祖爷一年上千万的盐税，到嘉靖年间就只能收一百多万了。嘉靖二十九年的朝堂之上，严党贪官和清流集团相互撕逼，最后制定出改稻为桑这么一个坑爹的国策。

改稻为桑听上去很美，百姓稻苗改种桑苗收入增加，大户多织丝绸上缴国家，国家多卖给洋人丝绸换取银子充实国库。国家确实能从中渔利，但这对百姓真的有好处么？农民有自己的土地时种粮尚可勉强维持生活，但自耕农把地卖给大户成为大户的雇工，这意味着自耕农完全失去议价能力成为佃户任大户摆布。

到时失地农民的愤怒引起民变，这足够让抗倭前线浙江的局势更恶化，民变和外患足够压垮朝廷的财税重地。

正如前任杭州市长马宁远说，改稻为桑是国策，浙江死一千个人一万个人都要改。严党为捞钱是铁了心在浙江进行改稻为桑，清流为了斗倒严党必然在浙江使绊子，因此改稻为桑必定会失败。浙直总督胡宗宪是个老不粘锅，早早看出这事干不成，便借机撂挑子不干了；浙江相关主事的郑泌昌、何茂才和杨金水虽然看不透改稻为桑的坑，但可以甩锅给下属；而只有沈一石看透了浙江的牌局但无法脱身。

浙江省几套领导班子为坚决贯彻朝廷的改稻为桑的国策，不惜扒开河堤淹没农田制造灾情，让农民贱卖土地继续进行改稻为桑。然而朝廷派来的背锅三人组彻底打乱了贱买土地的计划，沈老板就算是砸锅卖铁，也付不起这么多的钱买地，此时沈老板已陷入死局。无奈只能拼死一搏，打着制造局的名义发粮赈济百姓。打着奉旨赈灾的名义，相当于给皇帝脸上贴金，兴许自己还有救。

（三）

沈一石的算盘最终还是落空了，百姓的田地没能贱买，改稻为桑的事也不了了之，朝廷的亏空还是补不上。朝廷东南抗倭，西北御鞑靼，东北御土蛮，还有几个省的灾荒，四处伸手要钱。猪养肥了该杀猪出谷了，在所有人眼里只有一个人有钱填补财政亏空，那就是大明首富沈一石。

历来国库亏空，要么打百姓的主意，要么打商人的主意。现在百姓保住了民心稳住了，但沈老板何以自保？自古以来朝廷挥霍无度，便掠之于民；民变在即，便掠之于商。严阁老一句话点出专制社会中商人的悲惨境遇，“历来造反都是种田的人，没见着商人能翻了天去”。

何况大明朝朝野内外本就看不惯商人，为政者如裕王海瑞等饱读圣贤书，天生不喜商人；穷人素日厌恶你为富不仁，更看不惯你压榨织工搞血汗工厂，对你便更是没有好感了，所以沈一石在大明朝人人喊打一点不为过。

朝廷用一条“商人乱政”的罪名处理了沈老板，大明朝在一片“别让沈一石跑了”的呼声中抄了沈家，然而抄没他的家财居然不及一个中产之资。抄没沈一石的家产仅丝绸一百匹，现银也不足一万两。你要问首富家钱哪去了？沈老板最后的遗书说的也很明白，“为制造局经营二十年，织绸凡四百余万匹，上缴织造局二百一十万匹，各任官员分利一百万匹，所余之九十万匹再买生丝，再产丝绸”。

上缴制造局即是进了皇帝腰包，官员分利即是打点上下，而只有九十万匹用于生产运作和上缴户部国库，沈老板几乎就是在勉强支撑艰难维持，他家就算是有金山，也要被内廷和官僚体系所搬空。

为了打点上下，沈一石甚至将自己心爱的女人芸娘送给制造局的宦官头子杨金水做对食。就连沈老板搞点赶在夜里露芽头茬的狮峰龙井，都要上供给朝中魁阁严家和宦官头子吕芳各二斤，浙江三位主事的各一斤，而他自己什么都没有。还是沈老板的上司杨公公最懂沈老板，“外面都打量着你赚了多少钱。可你赔进去的比赚的不少”。

说到底，大明之溃溃于内廷，溃于朝廷。

倘使朝廷节用以爱人，各级官员清廉自守。开丝绸、瓷器、茶叶通商之路，仅此三项即可富甲天下，何至于国库亏空！

此外，大明朝看似商品经济高度发达，但市场经济应有的自由、公平且产权明晰的经济法律则根本没有。沈老板一代儒商身负凌云万丈才，饱读诗书的他弹着广陵散梦想魂归北邙，但在皇权专制操控经济下只能做个自焚的可怜人。

沈一石的悲剧彰显了两千年中国商人的命运，他们始终是权力的附庸，成功者最多也不过是一介官商，他们的命运，始终捏在政府手里。历史上的大商人沈万三、伍秉鉴都曾家财万贯，富可敌国，但政府想要解决他们，只需要一张小小的纸条，中国的商人们再风光，也明白，自己永远逃不出官府的手掌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