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秦之变：中国历史的第一次大变局

在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中，总共有三次具有转折性的大变局，分别是秦始皇建立帝制中国；辛亥革命爆发和新中国建立。其中，影响力最为深远的莫过于第一次大变局，即周秦之变，他从春秋礼坏乐崩开始，到商鞅变法之际剧烈变化，并以秦始皇建立帝制中国为终点。

周秦之变，按照秦晖的说法，是一场由小共同体本位到大共同体本位的转变，商鞅变法的所有目的，其实就是为了将人们对家族的忠诚转移到作为国家代表的君主之上，以君主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通过君主专制的方式加强集权，富国强兵。

天行九歌中对周秦之变的浪漫化呈现

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讲，周秦之变莫过于世界上最早的政治现代化，欧洲于15世纪开始的进程，我们于战国中期就已基本完成，周秦之变所产生的秦制，直到今天依然影响着我们，秦制的精华与糟粕，至今仍烙印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

为父绝君：周制与小共同体本位

周秦之变概括来讲，就是小共同体本位到大共同体本位，所谓的周制，即古书所指的封建制，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采邑制如出一辙。周天子将天下的领土层层分封，依靠血缘与礼乐维系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周天子名为天下共主，实际上却无权干预地方的具体管理，周天子的权威，仅限于他的直属领地上。

与政治上的封建制对应的，就是生产上的家庭化，西周时还没有应用铁器，青铜又太贵，因此人们只能用原始的石器木器耕种，这就导致生产的效率十分低下。在这种生产力落后的情况下，人们只能以家族的形式进行集体劳动，因此，在西周，长者政治和宗族血缘这种小共同体的代表是社会的主流。关于周制下的价值观，作为推崇周礼的儒家是最为典型的存在。

比如《六德篇》中有一段话，说是有人问子思，如果君主的要求和父亲的要求起了冲突怎么办？子思当即答道：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很明显，儒家是将父亲放在了君主前面，优先选择父亲。再比如孟子和二程都曾批判杨朱和墨子无父无君，不可理喻，杨朱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儒家认为太自私，墨子讲对所有人等同看待，为集体利益可以牺牲一切，儒家认为是禽兽，儒家倡导的是按照血缘关系排列的有差别的爱。

在一个生动的例子就是韩非子的，韩非子说有个士兵每次都做逃兵，被大家笑话，孔子问为什么，逃兵说自己是独子，死了就没人照料父母了，孔子听后赞赏逃兵是难得的孝子，韩非子以此作为反例来羞辱儒家。

通过以上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儒家代表的周制，其核心价值观就是小共同体本位，对于家庭的忠诚永远在国家和君主之上，服从父亲要远优先于服从君主，是一种典型的宗族式的、含情脉脉的小共同体社会。所谓的周秦之变，商鞅变法，建立秦制，实际上打破的就是小共同体本位，商鞅的目的就在于打破人们对于家庭的忠诚，而将其转移到君主之上。那么，为何会发生这种转变呢？为何温情脉脉的，小共同体本位的周制再也延续不下去了？主要原因就是礼坏乐崩和列国竞争的加剧。

周制的核心是小共同体本位，而小共同体讲求的是血缘、亲情和礼法，而这三样东西，在东周，至少在统治阶级，已经不复存在了，这时候的状况，按孔子的说法就是礼坏乐崩。

从春秋到战国，列国的竞争和吞并越来越激烈，也越来越没有底线，正所谓春秋无义战，以前大家打仗都是讲规矩讲礼节的，如今礼坏乐崩，大家无所不用其极，兵者诡道也大行其道，唯一坚守仁义道德的宋襄公被打的满地找牙。在这种国家竞争加剧的大背景下，各国为了在这场生存竞赛中胜出，必须加大集权，加强国家对于社会资源的汲取能力，而在操作上，就必须先打破周制和小共同体本位，并代之以君主为代表的大共同体本位。正如欧洲在15-18世纪经历的那样，激烈的国际竞争使得国家开始政治现代化，完成思想上的祛魅和政治上的集权。

商鞅变法：从小共同体本位到大共同体本位

商鞅变法的目的就在于破除小共同体本位，建立以认同君主为核心的大共同体本位。

商鞅的第一个举措确立土地私有制以瓦解小共同体，我们前边说，周制下以大家庭为单位生产主要是由于当时生产力落后，可是战国后期，铁器牛耕被广泛的使用，这直接使得一夫一妻小家庭的生产成为可能，人们不用依靠家族其他成员的帮助就可以自给自足。商鞅借着生产力的提高，大力推行土地私有制，将儿子独立于父亲之外，将个体独立于家族之外，由此完成对小共同体的削弱。这种私有制不仅体现在土地上，在家庭内部的财产划分上，儿子和父亲，丈夫和妻子，他们之间的财产怎么划分，商鞅都有规定，商鞅的目的就在于摧毁小共同体，将每个人变为没有依附的散沙，只有群众散沙化才利于国家直接对其进行掌控。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商鞅所谓的土地私有制和西方近代的私有制有很大区别，商鞅对私有制的确立仅仅是就儿子与父亲之间，如果君主想征用你的土地，完全合法，容不得你一点反驳，这和西方近代的“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是两个概念。

商鞅的第二个举措就是加强君主的权威，通过传授统治术和制度建设让君主得以操控自己的子民。这一点，商鞅和韩非是一脉相承的，韩非是一个极端的性恶论者，他认为君主不能相信任何人，连自己的妻子和儿子都不能相信，他建议君主完全不要道德，而靠赏罚来统治，顺从自己的大赏，违背自己的就大罚，通过胡萝卜与大棒驾驭臣民。除此之外，商鞅和韩非都主张君主不能让老百姓太富，如果老百姓富裕了就会不在乎君主的赏赐，君主就没法操控他了，商鞅的盐铁专营、打击商人、禁止流动，核心都在于加强君主一人之权力，在商鞅的体系下，有自由思想和独立武装的人都是危险的，正所谓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

秦时明月中的盖聂就是法家口中的侠以武犯禁

而所谓的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并非指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是皇帝之下人人平等，法律可以制裁除皇帝外的任何人，包括皇帝的儿子，但唯独皇帝自己可以超脱法律之外，这和现代法律上的平等有本质区别。

商鞅为代表的法家通过分离小共同体和加强君主权威两个方面建立了大共同体，从此，人们不再隶属于各自的家庭，而是隶属于君主一人，这样的国家在那个生产力落后的时代无疑是战斗力爆表的，秦之所以战胜其他六国，就在于他对社会的管控能力和资源汲取能力远胜于六国。这样一支赏罚分明，完全听命于君主的军队自然杀得奉行小共同体改造不彻底的六国落花流水。

原始的集权与权责不对应的坏政府

商鞅变法标志着秦制的建立，实行中央集权的秦国轻而易举的战胜了缺乏凝聚力的六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此即政治现代化的威力，但是问题在于，秦国的政治现代化历程实在是太早了，这种政治上的早熟造成了很多问题，那就是原始的集权政府和权责不对应的坏政府。

天行九歌中的韩非与历史并不相符

欧洲政治现代化的时期是生产力大发展和资产阶级崛起的时代，因此，欧洲近代的现代国家既拥有强大的国家能力，又承担不小的义务，比如欧洲最为典型的专制国家普鲁士，也是最早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实行社会福利的国家，即政府权力大但责任也大，而秦制下的帝制中国，则是政府权力大到让你死就死，让你活就活，而责任却可以小到不管你死活，这种状态的根源在于当时的生产力太过落后，以至于政府只能履行权力，进行生杀予夺，而没有能力承担老百姓民生的责任，而过于集权的体制又压抑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进而形成一个死循环。

普鲁士虽然专制，但是却是第一个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国家，这样的专制是得民心的

典型的实行秦制的王朝（如秦、汉、清），权力可以大到决定任何一个人的生死，但责任可以小到几近于无，不仅远小于普鲁士新加坡，甚至连苏联纳粹德国都比不上。这种权责不对应的强烈落差给中国人埋下了很深的阴影，造成了中国人文化上对于政府的不信任和偏见。虽然如今的中国政府在权责对应方面进步非常大，实现了良政，但因为几千年的历史欠账，依然无法扭转这种心态。

实际上若不是秦制积弊太深，中国人也不会在鸦片战争后如此狂热的学习西方，以前，汉人被蛮族征服并不会学习蛮族文化，但鸦片战争后，人们却发现西方无论是在武力还是文明程度上，都已胜过中国，这是中国人学习西方最大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