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苦难辉煌》 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有哪些

在学习党史的同时，将《苦难辉煌》作为参考书一并阅读，说读不准确，应该是听。通勤路上，打开《苦难辉煌》音频，伴着说书人浑厚男中音，思绪切换进遵义会议历史片段。

《苦难辉煌》采用时间线，从十月革命讲到新中国成立，但是想从中找到党史某一片段却也并不容易。因为作者掌握大量详实历史资料，总能在一个点信手拈来，展开丰富联系，将一个事件从人物跳转开去，给予全方位解读。比如遵义会议，作者将一个点拆分开来，让人走进历史细节，看清历史真相，从而对历史有了更深的认识。

也正是有这些不为人知的细节，让人对学习党史和党史中的关键人物有了更多维度的思考。

遵义会议，按照党史简明读本描述，内容相对简单，虽然意义深远，但为何此次会议成为中国革命的转折点？到底怎么发生的？不走进历史的纵深，很难做到了然于胸。

遵义会议召开的关键点是“毛洛合作”，即毛泽东同洛甫（张闻天）的合作。

1934年2月起，张闻天与毛泽东住在一个院子，两人有了共同交流的时间和空间，关系逐渐密切起来。张闻天发现，在重大问题上，他与毛泽东的意见、态度基本一致。长征出发前，眼看反“围剿”战争节节失利，红军不得不离开红色根据地，两人都有抑郁、愤懑之情，坦诚交谈之后，张闻天摆脱了“左”倾错误的桎梏，走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一边。

长征出发时，按照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的意见，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分散在各野战军。毛泽东和张闻天商量后提出异议，这才让他们三人走在一起，为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打下了基础。

张闻天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与博古共事中逐渐产生分歧，对博古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持反对意见，且矛盾不断升级。尤其在国民党第十九路军起义的问题上，张闻天主张联合支持，共同对抗老蒋，一举粉碎第五次“围剿”。

然而，博古与军事顾问李德没有采纳他的建议，忠实执行共产国际驻中共上海军事代表团的指示，向赣江方向出发，攻击永丰地域的敌人堡垒，企图进逼南昌。张闻天坚决反对，虽然军委后来采纳了张闻天的建议，但为时已晚，十九路军在蒋介石军事压力下内部分化，宣告失败。博古不但不接受批评，不承认错误，还反过来给张闻天乱扣右倾的帽子，博、洛两人在会上争的面红耳赤，不欢而散。

在遵义会议召开之前，党内连续召开了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人认识完全一致，而且各军团的主要指挥员也希望毛泽东回到领导岗位，指挥红军作战。

这些铺垫和准备，让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获得了多数人的支持，这才迎来了遵义会议的召开。而恰恰在这个时期，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之间的联系方式中断，使中国共产党获得了自主选择自己领导人的机会。

1935年的遵义会议，发言分量最重的不是毛泽东，而是张闻天。他当时在党内的地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相当于现在的政治局常委，而毛泽东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如果没有张闻天首先提出清算第五次“围剿”以来的军事路线问题，遵义会议就不可能召开。

事实上，如果他不提出来，也没有别人敢提。如果谁也不提，毛泽东也不会走上领导核心，红军也无法胜利到达陕北，后来的事情都无从谈起。

遵义会议最终成为从军事上清算左倾错误路线的一场战斗。张闻天以自己党内第二号的地位和影响，以思维缜密和语言尖锐的反报告，为党作出了重大贡献。毛泽东从此成为工农红军的领导核心，继而成为中共中央的领导核心。

在此前后，毛泽东、张闻天的配合与合作，起到了关键作用。《党史国史上的要人大事》一书对遵义会议中“毛洛合作”有更为详实的记载。

历史没有如果，历史只有事实，但任何历史事实的发生与发展都离不开关键人物、关键节点的出现。走进这些人物、看清这些节点，对学习党史，理解党史，至关重要。

虽说量变决定质量，但积聚了足够多的量变，没有关键人物的推动，也难以实现质的飞跃。

毛泽东曾经说过：“在长征以前，在政治局里我只有一票。后来我就先做了王稼祥的工作。王稼祥同意了我的观点。我又通过王稼祥，做了张闻天的工作。”

毛泽东在推动这一质变发生的过程中，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有其历史必然，更有其历史的自觉与超凡的行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