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正统，尽数扑街”：民族大迁徙与罗马帝国的覆亡

公元3-5世纪，是一个灾难密布，野蛮战胜文明的时代，随着小冰河期的到来，无数生活在北方的蛮族部落纷纷南下，与文明帝国的农民们展开了激烈冲突。

在东方，体现为五胡乱中华，在西方，则是蛮族入侵和西罗马帝国的覆灭。在持续200多年的民族大迁徙浪潮中，罗马，这个当时万众瞩目的永恒国度彻底坍塌了，只留下一片又一片的废墟，只有残存至今的断壁残垣和罗马大道仍在诉说着罗马的荣光。

我们常说，一个事物灭亡的主因永远是内因，外因不过是内部矛盾爆发的催化剂，但若没有催化剂，也许蓄势待发的矛盾根本不会酿成大祸，亦或还要推迟许多年。

罗马就是如此，公元2世纪，在所谓的罗马和平之下，腐败和不安定的种子早已发芽，但若没有蛮族这个催化剂，内部矛盾永远不会大到足以摧毁罗马的程度，整个罗马帝国也许还能再多延续几百年。蛮族入侵让帝国许多存续已久的弊病集中爆发，军人乱政、有缺陷的中央集权、两种文化的并立以及极度依赖奴隶制的城市经济，都在蛮族入侵中被无限放大，并最终摧毁了帝国。

当西罗马灭亡后，无论后世的蛮族首领多么想恢复帝国的荣光，他们都会发现所谓罗马的传统和制度早已是千疮百孔，在当时的情况下，已绝无半点恢复的可能，正因这种完全的摧毁，才使得欧洲有机会进化出新的文明。在希腊罗马古典文明的尸骨之上，蛮族终究创造出了比罗马人伟大千百倍的现代文明。

蛮族入侵与军人乱政的加剧

罗马帝国在建立之初就是有缺陷的，从一开始，他就是一个军阀建立的国家，至始自终，都没能完成从打天下到治天下的转变。无论奥古斯都多么圆滑，他都没能为帝国解决最大的问题，那就是军人专权和合法性匮乏的问题。

自马略改革以来，罗马开始实行募兵制，从而导致将领的权力无限扩大，并使得共和名存实亡，奥古斯都之所以能行独裁之实，全在于军队的支持。奥古斯都终其一生，对于军队事务都小心翼翼，他将新征服的土地几乎全都用于安置退伍老兵，为了削减军费开支，更是将军队规模从59万缩减到了30万，对于军队，他一直战战兢兢。

与中国古代的帝王不同，奥古斯都没能想出钳制军队的办法，在中国古代，皇帝通过行政权和军权分离、文官监视武将以及对将领频繁调任等手段来钳制将领，削弱军队干预政治的能力。而在合法性上，中国皇帝借由儒家的天人感应学说，称自己受命于天，从而完成合法性的构建，而罗马帝国从奥古斯都到最后一任皇帝，合法性来源依然是依靠枪杆子和军队，这就是的军人乱政和内战层出不断，几乎无法遏制。

如果说军人频繁夺权本就是罗马的弊病，那么蛮族入侵就是将这一点无限扩大，军事将领的权威来源于频繁的战争，如果战争越少，那么将领就越难获得权威，自然也就难以夺权，但如果战争越多，将领就很容易赢得士兵的忠诚，并轻易对皇权造成威胁。在战乱年代，皇帝必须依赖军队，这使得军队的贪婪无限滋长，以至于皇帝赛维鲁在临终前如此告诫他的儿子：“谁都可以不管，唯有军队要厚待”

到了中后期，皇帝们为了满足军队的需求已经无所不用其极，其中最典型的的方法就是用超发货币的方式来缓解财政，以支付高昂的军费。马可奥勒留（180年）时代货币的含银量为75%，而到了几十年后加里恩努斯在位时，含银量竟然只有5%，皇帝们的超发货币虽然暂时平息了军队的愤怒，但是却造成了全国性的通货膨胀，从而彻底扰乱了市场秩序，摧毁了罗马引以为豪的城市经济，造成了竭泽而渔的效果。

尽管罗马皇帝们如此厚待自己的军队，但他们仍然频繁的被部下所杀，3世纪的27名合法皇帝，居然有17位都死于军队之手，像奥勒良这样传奇的军人皇帝，固然可以降服北方所有的蛮族，却终究逃不过自己部下的背叛中伤，罗马军队，而不是蛮族，成为了帝国政治失序、混乱不堪的根源。

无法限制军队的贪欲和权力，使得帝国的元气在一次又一次的军事政变和内战中消耗殆尽，在内战中死亡的皇帝和军人，远远超过被蛮族杀死的数量，罗马军队，这个号称罗马护卫者的组织，最终毁灭了他发誓保护的罗马。

分裂的前奏：两种语言、两种文化

在蛮族入侵中，罗马的另一个问题也集中凸显了出来，那就是东西差异的问题。庞大的罗马帝国看似完整，实际上他有一个隐藏的分界线，从多瑙河中流一刀下去，东边是说希腊语的世界，西边则是说拉丁语的世界。

相对于西部，罗马帝国的东部是一个典型的希腊化世界，其文化主要由希腊文明外加波斯文明组成。相对于历史悠久、富得流油的东部，西部就要寒酸的多，在罗马征服前，西班牙、高卢、不列颠等地不过是穷乡僻壤，罗马人到来后，蛮族们才有了繁华的大都市和高架水渠、罗马大道等现代化的设施。这些归化的蛮族大都是罗马化的，以拉丁语为主要语言、

亨廷顿曾说，一个国家最为危险的状态就是出现两种语言和两种主流文化，这几乎直接意味着国家的分裂，过去的南斯拉夫和今天的乌克兰，都是此种写照。正如亨廷顿描述的，罗马帝国恰就是一个两种语言和文化并立的国度，这使得整个国家极为缺乏文化上的凝聚力，拉丁语希腊语谁是正统的问题一直悬而未决，而一旦蛮族入侵，这种文化上的巨大差异很容易演变为事实上的分裂。

巨大的文化差异以及经济实力上的差距使得罗马帝国东西部的差距越来越大，而面临敌人的不同（西部主要是蛮族，东部是萨珊波斯）又使得罗马皇帝们越来越希望帝国进行分治。3世纪末，戴克里先实行四帝共治制度，他将帝国分为四份，由两位正皇帝和两位副皇帝分别统治。自戴克里先开头后，越来越多的罗马皇帝习惯对帝国进行分治，到了狄奥多西时代，一个皇帝统治西部，一个统治东部已经成了一种常态，狄奥多西不过是将这种常态规范化、正式化。

东方化、希腊化的东罗马帝国

无论罗马皇帝们如何宣称帝国没有分裂，而只是一个帝国，两位皇帝，但实际上，东西部的分裂已然是大势所趋。自狄奥多西之后，东西罗马帝国的互相算计越来越明显，相对于互相支援，见死不救成了常态。

埃提乌斯将匈人引向东罗马，东罗马则在西罗马遭受阿提拉的蹂躏时袖手旁观，东西罗马帝国的离心离德在后期越来越明显，双方越来越不站在整个帝国的角度考虑，而只是在乎自己一方的利益所得。

军队蛮族化与罗马的名存实亡

在3世纪危机时，罗马军队还主要由罗马公民组成（3世纪初，罗马皇帝卡里古拉将公民权授予帝国境内所有人），但是随着长期的内战和经济凋敝，帝国西部的各个省份再也无力为帝国提供兵源，这使得西罗马帝国军队的蛮族化几乎成为一种必然。

晚期罗马帝国军队数量看似庞大，其实大部分质量低劣，能打的野战军并不多

公元5世纪的罗马军队，根据罗马百官志的记载，表面上看数量极为庞大，但实际上，大部分都是缺乏训练、装备低劣的驻防军，其主要职能仅为在蛮族到来时坚守待援。真正用来解决蛮族大军的，是驻扎在中心城市附近的野战军，而合格的野战军数量由于西罗马的财政崩溃数量越来越少，根据估计，斯提里科和埃提乌斯所能统领的野战军数目只在5万人左右，与东罗马帝国动辄10多万的野战军完全无法比拟。这种兵源的匮乏使得西罗马将领们十分依赖蛮族佣兵的帮助，而实际上，就算是正规的野战军，其主力依然是蛮族人。

罗马末期的大部分军队质量低劣，甚至连铠甲都懒得穿

罗马末期的军官韦格蒂乌斯提到军队的蛮族化越来越严重，一个典型案例就是军队用剑的方式开始改变，在传统的军团中，军团士兵们习惯用大盾顶住蛮族的疯狂砍杀，然后蹲下用短剑从侧面刺杀蛮族。而如今，由于蛮族的大部分加入，军团越来越喜欢用长剑毫无章法的胡乱劈砍，以至于韦格蒂乌斯反复强调：“剑是用来刺的，不是用来砍的。”他还提到越来越多的军团士兵越来越不愿意穿铠甲，这使得他们面临弓箭的时候非常吃亏，但蛮族本身就好勇斗狠，缺乏传统罗马人的坚韧，身着轻甲发动野蛮的冲锋更符合他们的习性。

在公元353年的斯特拉堡战役中，罗马军队甚至发出了标准的日耳曼战吼，与对面的阿勒曼蛮族遥相呼应，而所谓公元5世纪的两位最后的罗马人斯提里科、埃提乌斯，其实都是有着一半汪达尔人血统的半蛮族，西罗马的蛮族化已经深入骨髓。西罗马蛮族化的程度如此之深，以至于孙隆基教授如此说道：“西罗马的灭亡，不过是蛮族不愿意再扮演罗马人这一身份罢了”。真正的西罗马，早在公元4世纪中期就名存实亡了，其后的存续，不过仰仗于蛮族对于罗马文明的崇拜，一旦蛮族不想延续这一残破的帝国，帝国的崩溃也就顺理成章了。

新时代、新文明

很多人将公元476年视为欧洲历史的转折点，认为从此之后，欧洲进入了黑暗的中世纪，实际上，这毫无道理。

现代史学界越来越认为，所谓的罗马文明早在公元4世纪初就已经在蛮族入侵中被摧毁殆尽，当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时，其实就已经标志着古典文明引以为豪的城市经济、多元文化和哲学思辨一去不复返了。公元410年罗马沦陷时，其人口已经锐减至10万人（鼎盛时100万），这标志着罗马帝国早已是名存实亡。

西罗马灭亡后，东哥特和法兰克竭力保持罗马的制度，致力于恢复罗马的荣光，但他们都失败了。在西罗马的废墟上，天主教会领导着各位蛮族国王创造了一种新的文明，即我们今天所称的西方文明，这个文明最终演化出了改变人类历史的现代文明。

而以希腊罗马为代表的古典文明，早就一去不复返了。

正因为西罗马的彻底毁灭，才为新文明的诞生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