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节千万贪腐案 只是互联网的冰山一角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互联网巨头们个个摩拳擦掌，不仅对外出击，也更多对准内部贪腐。

3 月 25 日，字节跳动的“重案”宣判，前字节跳动餐饮专家高传峰，因利用职务便利累计受贿 1024.7 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没收受贿财产。

早在 2020 年 6 月，字节跳动就曾在内部邮件中向员工通报过这起案件，与之一并通报的还有 EA 前负责人石崧索贿 600 余万元。对于反腐邮件及相关内容，字节跳动回应称：“属实”。

字节跳动的案件并非个例，过去几年间，反腐风暴硝烟四起：前有“百度太子”李明远引咎辞职，后有阿里大文娱总裁杨伟东锒铛入狱；从腾讯总裁助理刘春宁涉嫌群体性腐败，到美团社区团购员工被刑事拘留、再到滴滴高级总监受贿超千万，直至此次字节跳动……

上至 BAT，下到 TMD，几乎每一个叫得上名字的互联网大厂，都或多或少被牵扯上了贪腐丑闻。

与之相伴，内部反腐，也已成为互联网的新常态。

钱“烧”出来的腐败

互联网喜欢烧钱，而烧钱的地方又最容易滋生腐败。

2017 年，ofo 被匿名社交平台曝出“内部贪腐”问题，有网友爆料“小黄车一个区域运营一个月可以贪好几万，一个学校的运营都能贪几万、十几万的。”

彼时，共享单车激战正酣，ofo 每天亏损据估算高达 2500 万元。ofo 给予了区域运营成员很高的自主权限，下放了团队招聘、流量推广、供应链维护等诸多权利，这也给了运营专员可乘之机。

有人在采购上“搞猫腻”，将十年前的旧胎当做新胎采购回来，并直接进行组装。有人借业务之名巨额消费，据 AI 财经社，ofo 的商务几乎每人手里都有厚厚一沓餐厅和娱乐场所的消费卡。除此之外，不乏凑人头、甚至偷卖小黄车的行径。

初创公司需要野蛮生长，需要加速跑马圈地。效率优先的导向下，减少审批手续成为他们的必然选择，但是，这却为腐败滋生埋下了隐患。

不光是 ofo，网约车也有过同样被“吃空饷”的案例。据 36 氪报道，网约车大战时期，一家公司曾招聘了很多实习生每周在系统上登记给司机的补贴款，一些实习生会将朋友、家人注册成司机，发放“空饷”。公司上下心知肚明，但直到有人误填巨额补贴款，才引发公司严查。

如今，社区团购成了新的反腐主阵地。

2020 年 12 月，美团在内部简单通报了一起腐败案，美团优选陕宁省区负责人马军，因受贿被刑事拘留。不久后，竞争对手滴滴旗下橙心优选 BD 王某也被查，他在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便利违规注册团长，通过非法手段恶意售后，骗取平台商品及佣金20余万元。

制度反腐，虽迟但到

贪腐不是互联网的问题，它是人性的问题，所谓“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任何有权钱的地方，都会滋生贪腐。但问题是：为什么互联网的反腐总是来得慢一步？

从表象上看，互联网贪腐案似乎是近几年才有的“新鲜事”，尤其是 2019 和 2020 两年，贪腐案愈演愈烈、令人咋舌，仅滴滴一家，2020 年就查处了 64 起舞弊案。

贪腐案频发的原因，一方面源自互联网的基因。

效率为王，在互联网竞争愈发激烈的今天，增长的压力裹挟着企业和员工一路狂奔，制度的进化赶不上扩张的速度，甚至很多时候，不得不为效率做出让步，随着审核流程被一再压缩简化，制度漏洞被恶意利用的隐患则迅速攀升。

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一个前提，即越来越多的互联网公司开始勇于扯掉“家丑不外扬”这块“遮羞布”。

2018 年以前，互联网企业对于贪腐案件更倾向于内部处理，若非触及刑事底线，通常不会给予回应，更不会主动“自爆”。

这时正处在互联网发展最好最快的时期，高速增长衬托下，制度缺陷被掩盖，贪腐带来的经济和价值观影响或许也显得微不足道。然而，此后，资本退场、经济下行成为互联网的主旋律，当互联网需要收缩过冬时，生存压力促使他们转变了态度。

随之浮出水面的还有各大互联网公司的“神秘部门”：阿里有职业道德委员会，腾讯有反舞弊调查组，阿里有廉政合规部，美团则叫做“重案六组”… 还有企业组建了“反腐联盟”，成员有 400 多家，对有过腐败史的人员永久拉黑。

越来越多互联网意识到贪腐对于价值观和企业风气的侵蚀。在 360 知识总监被逮捕后，周鸿祎曾发朋友称，“要用最锋利的刀子将这些腐烂的肉切掉”。58 集团 CEO 姚静波也表示“发现有一个人贪污了5万，宁可花50万进行调查取证。”

互联网反腐虽迟但到，反腐铁拳不能消灭人性的贪婪与欲望，但制度的价值，就在于为行为找到约束的边界，从亡羊补牢，进化到未雨绸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