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如此最富裕的宋朝，却成为中国最软弱的朝代？

民国大师陈寅恪先生曾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确实，遍观中华几千年的文明史，无论是文学、词赋，还是民富、科技方面，没有一个朝代能同宋相比。唐虽然有盛世唐诗，但多彩性、灿烂性方面，同宋朝相比，总还是缺少点东西。唐是一朵无双牡丹，然而宋却是一座初夏花园，花虽未有牡丹之华，但胜在多艳。

宋朝文明之繁盛，不说在中国，就算在世界上，也算是达到古代人类文明的最高水准。四大发明中的三个，指南针、火药、印刷术都是在这一时期走向成型，有了实际化的运用。

在宋朝，出现了很多的世界第一，如据外国研究者估计，北宋时期的GDP是当时世界的NO1，比例超过了80%，人口过亿，占了当时世界四分之一，富裕水平也在当时冠绝世界。

《梦溪笔谈》作为一本笔记杂谈，曾经启蒙了西方的近代科学大发展。当时宋朝的城市化率超过了20%，要知道到了80年代，我们的城市化率才超过宋时的水平，东京开封府和南宋临安城人口100多万，是当时世界上最大，也是最繁华的都市，十万户以上的城市遍布全国，超过了40多个，市民文化兴起，勾栏、瓦子人流彻夜不息，夜里灯火通明，娱乐业、色情业场所星罗棋布。

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说：“历史进入了宋朝就好像从古代进入了现代”。日本历史学家内藤湖南和其弟子宫崎市定也将宋朝，划入为中国近世文明的开端。

但是，看完了宋时文明的繁盛，再回到其后面的历史发展来看，就让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样一个最富裕的朝代，却成为了最为软弱的国家，刷新了汉文明对外交往的下限，军事之羸弱令人咋舌”。或许也是因为此，宋朝才这样不受近代学者的待见，国破家亡同怜见，繁华春梦一时空。宋文明是辉煌的，可其外交却又是耻辱的，这样一个矛盾体，本不该出现在一起，但是却在宋这个朝代身上奇迹的聚合在一起。

明明有着世界第一的经济、财政税收，最庞大的军队，可先是对辽惨败高梁河，接着被签订《澶渊之盟》，后面又被金人踏破首都，二圣北去，宫室女子十有九娼，南宋朝廷偏安一隅，对金称臣，直到蒙古南下，崖山一跳，差点断送华夏文明之延续。宋的历史就是一部屈辱的挨打史，文化的繁荣也无法掩盖在其319年岁月里一道道外族加诸于华夏文明的伤痕。

然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宋繁华与屈辱下的矛盾，自然有其发生的必然。

其实理解宋的矬败，并不难，就七个字：“自作孽不可活”。

深而化之就是两点；

1、弱军队、优文臣

2、宽兼并、轻农民

首先是弱军队、优文臣，终宋一世，面对周边民族的入侵屡屡无能为力，不说难敌北方的铁蹄，在南方，越南王朝就打到了南宁，创造了华夏对越战争的历史，大理也曾攻破四川，烧杀抢掠。

这些惨败的原因，都可以归结为宋朝统治者所制定的国策问题。

从960年，赵匡胤建国，到之后一系列制度的构建，这一些早就已经注定了大宋的路不好走。

杯酒释兵权，看起来温柔至极，体现了赵匡胤的权谋高超，可也在注定北宋的“弱兵”基因。

为了防止出现五代十国割据乱战，武臣拥兵自重，动辄废立的局面。赵匡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印制武将势力。

如强干弱枝，重视中央禁军，弱化地方边军。在北宋，朝廷军制规定中央禁军数量要同边军数量相同，而且中央禁军选拔标准严格，战斗力强于边军。

统兵权和调兵权相分离，军队的统帅是由武将来进行，但是军队的调拨和军官的升迁则由文官组成的枢密院来实施，以文制武。将领对于军队也缺乏足够的权限，兵将分离，每到打仗前夕，才临时派大将领兵，造成一打仗“兵不识将，将不识兵。”

为了防范武人强势，宋朝对于文官的优待简直到了疯狂的地步。同等品级，文官地位远高于武官，大军出征，往往兵权也是掌握在随行文官手中，武官见到文官，需得下马。这样的结果就是，优秀的武将被文官排挤，而武人则长期受到社会鄙夷。北宋名将狄青，东征西讨，建下无数功勋，但一进朝，就被众文官鄙夷，直至被排挤出中央，郁郁而终。

这样的社会，这样的制度，是不可能有强大的军队的。

其次，再来谈谈北宋的第二个问题，宽兼并，轻农民。

宋王朝是中国最为富裕的王朝，但也是土地兼并最为厉害的朝代。

宋初，赵匡胤就制定了“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这是同开国武将们交换军权的让步，也是笼络文官的重要措施。那些赫赫有名的开国将领们，如石守信，王审琦等，让出兵权后，在家乡大肆兼并土地，常常是跨州连郡，数量达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亩。中了进士的文官们，除了朝廷赐给自己的土地之外，往往利用权力去兼并农民的土地，而北宋朝廷也放任这种现象，不加干涉。

大规模土地兼并带来的首先是政府控制土地的减少，再就是自耕农的流失。据史料统计，宋仁宗天圣元年（1123年）到嘉祐六年（1161年），平均四成的农民为客户，即为依附于地主家的农户，到了宋徽宗统治时期，其更是达到了八成，况且还有许多农民被地主所隐藏起来。

大量的财富集中于地主手中，农民饱受剥削，贫困交加，流民遍地。富人则骄奢淫逸，热衷斗鸡走狗，寻求各种浮华享受。由此带来了巨大的社会矛盾，农民起义在两宋中后期频繁发生，更加重了北宋的冗兵情况。

军队一多，财政紧张，不能对富人下手，只能去压榨平民，就造成了一种难以脱离的恶性循坏。

很多人可能觉得，宋朝不是财政足够富裕，商税充足吗？土地兼并又有何惧呢？

这样想的人，就忽视了某些事实，无论封建王朝商业再如何发达，它都是一个农耕国家。政府能掌控多少农民，往往就代表了中央有多少势力。

虽然宋王朝看上去商税那么多，可一旦到了某个界点，其增长幅度就远跟不上财政支出的增长。

当大地主，大官僚兼并足够多的土地之后，实力强大，必然朝着商业延伸。到那时，朝廷️又如何向他们征税？

为什么王安石和宋神宗那么强力的去推行变法，却惨告失败？

原因无它，势不足也！大土地主、大官僚们已经羽翼丰满，任何改革都已经触动不了他们了，所以他们在有意压制武官，推行文治。

什么祖宗之法，都只是借口。

畸形的繁华，过分的崇文抑武导致了矛盾的宋朝。有得必有失，在封建王朝之下，要实现如宋一般的繁华，可能往往就得牺牲某些东西吧！

而这些历史的教训，也许正是我们争论“娘炮误国”的原因。毕竟宋也曾这样，不得不让我们去“触景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