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焕英》叫好又叫座 是意外还是命定

《你好，李焕英》在口碑和票房上的双逆袭、双丰收，是中国电影市场里极其罕见的一幕。

甚至可以说是空前的，连《我不是药神》都没有做到。

那么，新导演贾玲到底找到了什么样的成功秘方呢？

村晚扛把子贾玲才是最合格的导演

文/灰狼

作者简介：电影学博士，大学教师。

贾玲的《你好，李焕英》上映4天，票房破13亿，豆瓣评分8.3，许多家庭都被感动了。

我妈就哭了，我认真琢磨可能的原因：她和李焕英大致是同代人，曾经是工厂里的普通工人，放弃过“更好的”姻缘，也同样遭遇过交通意外，此外还有个常年不争气的孩子（那就是我）。

这部片子还让她想起自己的妈，也就是我姥姥。

所以，《你好，李焕英》的跨时空相遇并不只是一段母女关系，而是一串套娃式的母女关系，哪怕上溯三代的中国母亲，也都可以套进社会主义工农业生产的历史情境之中。

而“李焕英”这个名字，代表着千千万万个经历过集体生产世代（那是她们的巅峰世代，工厂或集体农场），却又在市场经济世代被忽略、被遗忘的女性个体。

电影中的李焕英，是一个设定极具典型性的角色

但另一方面，李焕英这个“母亲肖像”又无疑是想象的：工厂里的劳动楷模、排球健将、第一个买到电视机的人、拒绝厂长儿子的人。

这一切，似乎都和我从我妈那里听到的情节差不多——我们都无法知道自己母亲的年轻模样，有的只是她们口述的故事，在这些故事里，母亲都是英姿飒爽的打铁娘子，张小斐——不！——李焕英的模样。

所有的母亲都是李焕英，所有的母亲都是最可爱的人，所有的母亲都一个样，这就是《你好，李焕英》共情的逻辑。

但在事实上，我们每个人的母亲都不是李焕英。我们平时说“天下的母亲都一个样”的时候，说的是母亲爱唠叨、说话超大声、动不动犯脾气、时不时逼婚、喜欢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你等等。

只有在影院里，观众们才能脱离现实共享一个“理想的母亲”。换句话说，在李焕英和贾晓玲的母女关系中，李焕英是“别人家的妈”，贾晓玲则是“自己家的孩子”。

我不觉得《你好，李焕英》是个有口皆碑的片子，也不觉得它有直通心底的真诚。但我能明确的是，它做到了有效的商业移情。

移情一方面看观众缘，这是一种近乎玄学的东西，葛优、黄渤、沈腾、贾玲都在其列，因此沈腾贾玲的世纪同框就显得很宝贵；另一方面，移情的秘诀在于营造一个“看似真实的故事”，让观众陷入这样的感受中无法自拔。

所以说《李焕英》是一部真诚的电影，或者说它只是糟糕的加长版小品，都是最无聊的批评方式。后者无疑是某种讨论相声、小品、二人转演员“只知道祸害电影”的立场先行；前者则是混淆了所谓“本质的真诚”与“戏剧的真诚”，艺术电影通常是“本质真诚”，而好莱坞和商业电影都是清一色的“戏剧真诚”。

告别这些粗暴的电影解读方式，与告别电影制作的群魔乱舞状态同样紧迫。比如“真诚”就是万灵药，这一点在市场上根本说不通，因为真诚的电影大都票房糟糕，比如之前的《小伟》、《别告诉她》等等都是如此。但《李焕英》显然不属于这种层面的“真诚”，否则，贾玲不会这么大大方方地将私人记忆交给市场和资本，供人围观。

贾玲的“真诚”虽然有一个情感基础（自己妈妈的故事）在那里，但如何表现这种故事，则来自于她多年舞台演出的经验。舞台是最难的表现场所，比电影还考验人，演出者通常备有两种杀手锏：一种是超强的技术性元素，技巧和梗都过硬，有现场爆炸力；另一种则是走心的元素，技巧和梗都一般，但能从自己的经历出发，营造一种无可抗拒的共情氛围。

而且，前者通常打不过后者，熟悉小品、相声、脱口秀甚至说唱节目的观众自然都能认识到这一点，而在贾玲2016年于浙江卫视表演《你好，李焕英》原版小品的时候，台下的岳云鹏也由衷地叹服：“它没有抓你，也没有挠你，它就是慢慢刺进你的心”。

《你好，李焕英》于2016年在浙江卫视《喜剧总动员第一季》上演，贾玲在表演时几度哽咽落泪，后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个作品是给所有观众撒个娇，和大家说说心里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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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节目上的走心，就是一种“戏剧的真诚”，或者说是一种“真诚的感觉”，贾玲母亲的真实故事以及她和张小斐之间的姐妹情谊，都能和小品、电影无缝衔接，强化这种感觉。

通常要制造这种感觉，一个人必须从自己的故事出发和讲述，这不一定是真的，但需要让观众感觉是真的。

朱自清写《背影》就是这个逻辑，我们并不知道这是真实场景还是虚构，但在读者看来，父亲跨越栅栏买橘子，就是一个能浮现出画面的真实事件。

电影尾声段落，贾玲以灵魂出窍的方式见证了自己和母亲的一系列瞬间，其中有一幕是母亲上车后又退票下车，在冰天雪地里步行回家。这是一个超时空的视点镜头，是大大咧咧的贾晓玲不可能发现的，但借助于游魂穿梭的视点，她捕捉到了这一幕被掩埋在过往时间中的“事件”。它是可能发生的，但也是想象建构的，是后觉性的。

这种后觉性更体现在影片最后的反转视点，赋予母亲一个重新看待原初事件的目光，也就成全了一种情感交互性的逻辑。这种情感交互不止发生在李焕英和贾晓玲这对母女之间，也发生在作为创作者的贾玲和观众之间。这种由视点反转产生的后觉性或者情感交互性能够创造一种惊人的移情效果。

这种“交感移情”，正是好莱坞动画片（尤其是迪士尼/皮克斯的电影）多年以来所坚持的叙事传统，像《机器人总动员》《寻梦环游记》《头脑特工队》《心灵奇旅》等电影都符合这样的规律，即影片中的人物跌入一个完全不属于自己的环境中经历了一系列事件，但又在不经意中通过另一种旁观的视点见证了整个故事，继而达成灵魂层面的和解。

所谓的交感移情就发生在这样的视点反转，抑或是视点缝合的逻辑中。从这个方面来说，《李焕英》算是领会到了一种戏剧性移情的精髓。

母女视角的交替，将角色情感更充分地呈现给观众

在诉说这种家庭代际故事的诸多方法中，穿越自然是最为简单粗暴的一种，《李焕英》的穿越不仅对应着这个因网文兴盛而造就的“穿越国度”，也对应着自《新难兄难弟》《乘风破浪》《夏洛特烦恼》以来的一系列穿越电影。

诸如一些网友分析的那样，女性穿越相对于男性穿越的最大不同，是少了那些直男癌的油腻视角，这或许是“真诚感”的来源之一。

“去油”显然是国产电影尤其是贺岁片目前稀缺的东西，但去油并不是女性的专利，像赵薇的《致青春》和刘若英的《后来的我们》虽然是女导演的作品，但仍然洋溢着男编剧的趣味以及精英主义的人设。

所以与其说去油和性别有关，不如说和心态有关。贾玲的优势在于，她属于一种接地气的不油腻，一方面并不思考时髦的女权和社会话题，不“夹带私货”；另一方面淡化批判性——影片对厂长及厂长少爷沈光林的批判，显然没有什么观点性，也绝对不是影片表现的重点。

纯朴真诚、接地气、不油腻，已成为贾玲在公众心目中长期的形象

《李焕英》的所有力量都扑在追忆自己母亲身上，这种笨拙的动作性，才是和《新难兄难弟》《乘风破浪》《夏洛特烦恼》等一系列电影的本质区别。后者的主人公无一不是轻盈灵活的PUA高手，这些影片中的穿越也都是围绕父子（夫妻）的紧张关系而构造出一种驾空的、绝对虚构式的穿越，它和人物的记忆毫无关系，可以称为神迹，也就是借助于玄学的力量将人物送往某个世代，去体验自己完全不知道的过往经历。

上述电影故事离奇、噱头很多，情感上却很难具备说服力。我们不得不称之为“陈可辛式投机”、“韩寒式情怀召唤”、“开心麻花式意淫”，此类影片或许会触到观众心里的某种东西，但这种触碰终究有限——这是一种主观的情感，缺少情感层面的自反性。

但《李焕英》就明显具备这种自反性——穿越首先是基于记忆的，也就是接地气的；其次，在这种穿越性的事件中，她在观望着自己的妈妈，而妈妈也在观望着她，当这两种目光在最后得到缝合的一瞬间，情绪便达到了最大化——这不是投机，不是情怀，不是意淫，而是一种高水平的移情。

这种自反性移情还可以链接到另一个文本，也就是坊间讨论《李焕英》时提到的台湾神片《妈妈再爱我一次》，它之所以哭完了一代人的泪水，就在于从妈妈/孩子的双重视点构造骨肉不可分离的移情逻辑。

 

改编自台湾民间故事、1988年上映的电影《妈妈再爱我一次》。众多网友表示，在那个没有好的纸巾的年代，几乎每个从电影院走出来的人手里都搽着哭湿的手帕。电影插曲《世上只有妈妈好》亦传唱至今。

不止《李焕英》，华语影坛那些具备很强共情力的作品主题都能追溯到《妈妈再爱我一次》这个历史原型，比如杜琪峰的《阿郎的故事》将母子关系改成父子关系，换汤不换药，但仍然富有冲击力；30年后韩寒的《飞驰人生》继续这种路线，有点情感自反性的意思，只是莫名地被韩寒那种“情怀式召唤”给冲淡了。

说《李焕英》都是老段子，是观众们批评贾玲的立场之一。但他们不曾考虑到的是，旧的东西仍然是管用的东西，仍然是好用的东西。哪怕到今天，周星驰的电影仍然是旧货老梗一箩筐，吴京的电影仍然是复原旧式英雄主义，印度土耳其的高分电影仍然是在抄用老港片的精髓。

你可以批评《李焕英》是另一种形式的村晚，但我认为它凭借一种穿越性，抵达的并非是当代的村晚，不是贾玲自己作为扛把子的村晚，而是1980年代的村晚，那是一个舞台简陋、技术朴素，但情感能够直击人心、节目充满生机活力的时代，那是一个陈佩斯、赵丽蓉等人神仙打架的时代，是一个真正懂得何为移情的时代。

客观来说，《李焕英》很难说有纯正的电影思路，它的剧作是由穿越、买电视、排球赛、相亲等串场小品集合而成的，缺乏典型的幕结构；它的调度手段匮乏，缺乏电影语言的素养。但这一切，从一开始就在观众的预料之中，所以我们关注的要点在于，这部影片的绝对优点到底在哪里？

电影剧情发生在湖北襄樊的一家工厂里，虽然剧中人几乎全是东北口音。电影上映后，该片取景地已成为打卡景点。

它为什么能够成就春节档电影的独一号口碑，有可能追赶甚至反超《唐探3》，变成2021年春节档票房的最终赢家？

这绝不是简单的“真诚可贵”能够解释的，我们要看的是在“戏剧真诚”的背后起作用的移情机制——按照这个方向考虑，我认为《李焕英》的最大贡献就是在这个时代重启了“家庭电影”这一类型。

家庭电影并不等于高票房，不等于赢得最大收视群体，不在于下降到四五线城市和小镇青年，而在于调动整个家庭的交互移情和垂直年龄段（老中青）的共同热情。这是《战狼2》《流浪地球》《哪吒》等电影都不曾做到的，而小品演员出身、第一次拍电影的贾玲却做到了。

共同观看影视节目，曾是家庭团建活动的惯常部分。

这里面自然有沈腾、贾玲观众缘的辅助，尤其是贾玲出身草根、贴合普罗大众、没有任何层次的包袱——她的包袱，仅仅是自己的段子和笑料。这种绝对的豁达，让她成为了洪福齐天的吉祥物。

但另一方面，贾玲虽然是初次做导演，但她懂得如何取舍，懂得如何共情，懂得抛掉所有可能夹带的私货和观点。这种无棱角、接地气的干净纯粹，伴随着她笨拙的执导能力，反而开创了奇迹。

在片场花絮中，时常可见贾玲与剧组工作人员笑成一片

这不是歪打正着，而是因为贾玲的身上有一种全中国导演身上都已然遗失、或变质的纯粹性，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