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前的法国：繁荣的巴黎与破败的乡村

大革命前夕的法国，作为法国心脏的巴黎充斥着纸醉金迷与风流韵事，整个帝国的显贵们在这里舞文弄墨、卖弄风骚，凡尔赛的宫廷之中，淫乱、宫斗与政治博弈层出不穷，整个巴黎，宛若一场精彩纷呈的人间喜剧。

但在巴黎之外，却是无数破败的乡村，随着贵族们被国王剥夺政治权力，他们再无必要待在这穷乡僻壤，大批的显贵和文人离开了乡下，赶往了巴黎，留在乡下的，只剩下愚昧的农夫和失宠的破落贵族。

当一个国家所有的精英都奔向仅有的几座大城市，他的其他地方，又怎能不破败呢？

繁荣的巴黎与破败的乡村

1787-1789年走遍法国的英国人阿瑟扬诧异于法国的心脏如此生机勃勃，而边缘地带又如此死气沉沉，他记到：在巴黎和凡尔赛之间，往来的双向车流绵延五法里，从早到晚未有间断，而其他的道路则迥然不同。

当阿瑟扬行走在巴黎通往奥尔良的道路时，他发现10英里的路上一个驿站也碰不到，车辆的数目不及伦敦附近一小时之内的十分之一。

“36英里的路上我只碰到一辆轻便马车，六七辆两轮车和几个牵着驴子的淳朴妇女”而在圣基隆附近，他发现整整250英里路他只看到了两辆轻便马车和三辆类似于英国旧式驿站马车，而没有碰到一个贵族。

阿瑟扬对比英法两国，他认为英国的农村远远优于法国农村，在英国，即使只有一两千平民的最偏僻的城市，也能找到舒适的旅馆和各种交通工具。而法国的同级村镇，只有破败的旅舍和落后的交通的工具。

而同样的对比换到首都，显得寒酸的则是伦敦，阿瑟扬评价道巴黎的表演大厅足足有伦敦德鲁里巷大厅的两倍大，豪华更是胜过后者5倍，他无不讽刺的说：看来在法国，只有大城市才有文明和舒适的生活。

除了硬件上的差距，人员和文化上的差距也是巨大的，自历代法王剥夺了贵族治理地方的权力后，贵族们纷纷离开了乡村，一齐涌向繁荣的巴黎。如果说还有贵族在那里居住，那也是栖身于凄凉的破屋中，以便省下一笔钱好去首都挥霍。所有有文化的精英几乎全都离开了乡村，剩下的村民们整天过着日出而息日落而作的日子，远方巴黎发生的腥风血雨和风流韵事，似乎都与他们无关。

巴黎的一位外派督办经常抱怨乡下只有愚昧无知的农民，而他几乎无法和他们做任何有意义的交流，他们文化水平低下，对首都发生的大事一无所知，精神上极度麻木，在巴黎，伏尔泰卢梭等大家的启蒙思想早已风靡于是，而在乡村，充斥人们大脑的依然是中世纪的天主教思想。

当巴黎的显贵和市民们醉生梦死、大踏步的迈向资本主义和现代化时，法国的乡村确还是一片中世纪景象，所谓路易十四执政下繁荣强盛的法国，不过是空有其表，他所有的资源都集中在了首都以营造繁荣的假象。而占人口70%的法国农民则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贵族的离去与乡村的破败

乡村破败的原因，很大程度在于中央集权的副作用，在中世纪，贵族虽然剥削治下的农民，但同样承担维持秩序、保卫领地、促进生产和司法裁判的责任，正因为贵族的经营，地方才得以拥有秩序和良善。而当路易十四开始推行政治上的集权化后，贵族们被剥夺了政治权力，他们不再能征收税赋，也不能拥有自己的军队，连司法裁判权也被国王任命的法官替代。他们在地方上成为了无用之人。

在18世纪，传统的法国贵族世家能保持荣耀者不过百分之三，大多数的贵族都因丧失了对领地的控制权而破产衰败，他们唯一的生路只有奔赴巴黎，通过取悦国王而获得赏赐。一些得到国王宠幸的贵族，会被国王允许保留大部分的土地，还能不断得到国王的赏赐。正如廷臣瓦尔德对路易十四说的：陛下，当人们远离你时，不仅不幸，而且可笑。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使得贵族们要想飞黄腾达唯有接近国王，靠着后者的宠幸上位，而给流放至乡村则是最大的惩罚和羞辱。

虽然路易十四身材矮小，涂脂抹粉，但全法国的贵族都要争相取悦他

但是他们同样没有政治权力，而只有向农民租户收租的权力，宛若今天的房东。

贵族们向土地收租，但是由于没有领地管辖权，他们几乎不尽任何公共义务，他们通常在巴黎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从不过问农村的事务，对他们来说，遥远农村粗鄙之人的生活对他们实在太过遥远，他们得知农民状况的唯一途径就是卢梭等公共知识分子的二手材料。这与英国贵族形成了鲜明对比，直到18世纪，英国贵族依然积极参与地方事务，他们作为选举产生的议员必须对选区内的选民负责，英国贵族依然会在每年过节时邀请几个农民家庭和自己共度良宵，这种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亲密无间的情境下法国再难看到。

议会制和选举制使得英国贵族和农民的联系非常紧密

由于不再过问乡村事务，贵族们通常把领地承包给一个又一个代理人，这些代理人由于缺乏监督而能为所欲为，他们不断对农民进行坑蒙拐骗，在收租时极尽盘剥，当时的法国官员罗诺东回忆：贵族委托的代理人极为贪婪，人民不堪其苦，纷纷抛弃田地，这些贵族主人的面目因不作为而显得面目可憎，他们为了享乐从而容忍恶狼们去敲诈勒索。贵族们耽于享乐，根本不在乎自己的委托人如何残暴，只要他们能收来钱供自己挥霍，又何必在意？

正因贵族的这种消极懈怠，才使得残存的贵族领地成为法国乡村最为破败，治安最为混乱的区域，那里水渠破败，盗贼横行，人民则四散奔逃。正如托克维尔所说：正因旧制度被摧毁了一部分，他剩下的那部分才会如此让人憎恶。如果旧制度还完整，贵族们至少会承担其维持秩序和促进生产的义务，比如古老的狩猎权，在过去，贵族进行大范围的游猎主要是为了清除领地内的盗贼，同时了解民生疾苦，而现在，狩猎权纯粹变成了享乐的工具。

一个国家最危险的时刻，不在于他最穷的时候，而在于他急剧变化的时候，旧秩序已经崩塌，而新秩序尚未建成，生活在这其中的人民，往往是最为痛苦和无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