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生虫最遭厌恶：法国贵族是如何失去权威的

在法国大革命中，法国贵族所扮演的角色非常值得玩味，一方面，他们是革命的发起者，当国王打算向他们征收税赋时，他们毫不犹豫的煽动平民，推翻了旧制度，并成立了共和制度。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是被革命者，作为三个阶级中的压迫者，当革命愈演愈烈时，法国的平民们毫不犹豫的向这些贵族举起了屠刀，他们在暴民的怒火下束手就擒，被纷纷斩杀。

正如托克维尔记述的那样，巴黎的暴民们将贵族们的人头插在矛尖上，甚至连他们的子女都无法幸免，似乎巴黎暴民对于贵族的仇恨丝毫不比对国王的少。留在巴黎的英国人惊讶于眼前发生的一切，对王室和贵族的迅速倒台震惊不已。

与英国的贵族不同，法国贵族早早就被国王剥夺了政治权力，而仅拥有经济上的免税的特权，法国贵族早就不具有军队和领地，他们既不能保护国王，也不能保护他们自己，与其说他们是中世纪的封建领主，倒不如说他们更像现代的公共知识分子，只有舌灿莲花的巧嘴，而无半点实际权威。

中央集权的后果:法国贵族丧失政治权力

在中世纪，法国贵族的权威是巨大的，自从查理曼帝国一分为三后，法国一直都是一个王权松散的国家，地方贵族掌握了政治大权，是地方的实际运营者。

所谓的封建制，实际上就是西罗马灭亡后中世纪的乱世背景下，贵族与平民签订的一份契约。贵族给平民提供保护，让他们可以躲在自己的城墙之下，免于被野蛮人掠夺之苦。作为回报，平民则定期向贵族缴纳税赋和粮食，并在必要时作为步兵辅助贵族作战，一旦契约成立，农民的世世代代都要为贵族服务，试图逃跑的农民会被处死。虽然在很多现代人眼里，这是一种剥削，但是在西罗马刚灭亡时的乱世，这是大部分没有武装的平民生存的唯一办法。

中世纪的法国贵族都是武士与将军

平民要向贵族上贡，而贵族也必须履行自己的义务，不能履行义务的贵族会遭人怨恨，并且很快会被其他有野心的贵族所吞并，因此，一个贵族世家要想让他的统治长治久安，就必须认真统治，只有领地富庶了，他才能组织强大的军队，维护自己的家族利益。

在17世纪以前，法国贵族提供了很多公共服务，他为农民提供保护，并为村庄修建磨坊和水渠，并在必要时进行司法裁判，以维护一方的公序良俗。伊波利特记述到，中世纪的法国，贵族和农民的关系要远远优于大革命前的法国，贵族们时常造访农庄，到农民的家中做客，农民还经常随贵族一起打猎，公分战利品，在战场上，贵族作为重骑兵，农民作为步兵，彼此支援。中世纪的法国贵族多是戎马一生的武士，而且熟悉地方农业生产和公共管理。农民固然不喜欢贵族对他们的剥削，但同样他们感恩于贵族提供的服务。

但从17世纪开始，这一切开始迅速崩塌，在之前，我们讲过政治现代化的第一个过程就是思想的祛魅和权威的合理化，要想建立现代国家，必须要将人们对于教会和地方领袖的忠诚转移到国家之上。因此，历代法王要想富国强兵，第一个目标就是消除贵族的权威，让臣民忠于国家。

到路易十四时期，法国贵族的政治权力就已经丧失殆尽，国王任命的文官，即督办和特派员，代表国王成为了地方的实际统治者，而过去的贵族则被剥夺了军队、征税权和司法裁判权，路易十四将他们集中到首都，以方便看管。

法国的太阳王：路易十四，他大大加强了法国的中央集权

到了路易十六时期，法国贵族除非国王允许不得担任公职，而且不能举行20人以上的聚会商讨事务，由于被剥夺了几乎一切政治权力，贵族们不再拥有征税的权力，因此他们纷纷破产，幸免者不足3%。丧失地产的贵族们再也没有必要待在贫穷的乡村，他们纷纷跑到巴黎醉生梦死，成为了巴黎的吉祥物，国王的奴仆。

数代法国国王通过剥夺贵族政治权力的方式彻底让他们名声扫地，当他们不再履行对于地方的义务时，自然也得不到农民丝毫的忠诚。

经济特权与巴黎幻梦：醉生梦死的贵族们

虽然历代法国国王已经剥夺了法国贵族的政治权力，但是为了降低他们的反抗欲望，因此依然保留了他们的一些经济特权，相对于英国贵族和德国贵族，法国贵族需要上缴的税赋微不足道。一些贵族，被国王任命为督办和将军，为了收买他们的忠心，他们的薪水往往十分巨大，一些最小的督军收入也达3万利弗尔，而一些大的督办，比如卡拉芒伯爵，收入更是多达60万利弗尔，而他们和他们的夫人也可以定期获得津贴，比如佩里戈尔伯爵和他的夫人首次莅临三级会议时，便分别获得了国王1.2万利弗尔的津贴。

而对于那些没有什么特长的贵族，他们则作为国王的廷臣存在，他们没什么政治权力，仅是充当国王的随从，其唯一的责任就是取悦国王，国王往往赏赐给他们丰厚的收入，没有政治权力意味着他们不需要履行任何义务，他们成为了法国上下不劳而获的阶层，成为了依赖国王赏赐而生的吉祥物。

至于税赋，贵族承担的更是微乎其微，路易十六时期，由于参与美国独立战争和对英国的对抗，法国的财政严重透支，这使得大革命前的农民税赋十分繁重。税赋最为直接的表现形式就是直接税和间接税，直接税包括什一税、军役税、人头税、二十分之一税、道路劳役捐，间接税则包括盐税和商品税。数不清的税赋压垮了农民，而教士和贵族则很少交税。

比如人头税，教士直接通过赎买豁免了该税，贵族则通过政治手腕巧妙避税，某位伯爵，收入为4万利弗尔，按照税表，须缴纳1700-2500利弗尔，但实际纳税只有400利弗尔。而军役税，奥尔良督办坦诚贵族所交只占其收入的百分之一，军役税方面，最有钱的贵族所缴税额，仅为应纳税额的八分之一，其上缴税赋总量仅为平民的10%。

享有经济特权的贵族往往聚集在巴黎终日享乐，并不断开办沙龙，资助有才能的学者，著名的政治学家卢梭就是被贵族情妇包养的文人。大革命前的贵族们已经普遍信奉了卢梭的天赋人权，人人平等和社会契约论，早就不信君权神授那一套，而没有政治权力也意味着他们不可能像传统的封建领主一样，是王权的利益共同体，他们对于国王的忠诚已经名存实亡。

参加沙龙是法国贵族的日常事务

贵族的逃税避税使得法王无法充分调动国家的财政资源，在和平时期，法王对于贵族经济特权的纵容可以维持社会稳定，维持王权，但是一旦到了危难时刻，这几乎是一场灾难。在财政危机下，路易十六不得已向贵族们加税，但遭到了后者巨大的反抗，这直接成为了大革命的导火索。

接受了卢梭启蒙思想的贵族们，最终与平民一起，埋葬了王权与旧制度，而他们自己，最终也成为了革命和进步的祭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