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国家的崛起：政治现代化的三个过程

前段时间我们谈到了后发国家与发达国家间政治差距的问题，提出了后发国家的落后不仅在于经济，更在于政治。政治现代化的滞后使得后发国家难以拥有有效的政府和稳定的政治局势，进而无法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甚至陷入了巨大的动荡之中。

自从西方引领了现代化以来，全世界都卷入了这场物竞天择的竞赛之中，后发国家如果想在未来的国际世界据有一席之地，就必须完成现代化，成为一个动员力强大、经济发达、具有高度共识的现代国家。政治现代化拥有三个阶段，分别是世俗化与权威合理化；官僚机构的专业化以及政治参与的扩大。

一些后发国家完成了政治现代化，成为了发达国家中的一员，比如日本韩国，有些完成了前两个阶段，成为了举足轻重的力量，如中国，而有一些则在第三个阶段夭折沦为了二流国家，如俄罗斯（苏联的失败以后会详细说）。但更多的情况是中东拉美非洲的境地，连现代化的第一个阶段都没有完成，经济现代化破坏了传统的政治秩序，而新的秩序又未建成，整个国家陷入巨大的混乱，成为了毫无秩序，任何团体都可以随意干政的普力夺社会，在这些国家，军人、学生、宗教势力、财团、部落领袖轮番当场，国家在持续的动荡中走向死亡。

完成政治现代化是艰苦的，完成政治现代化的后发国家更是稀有的，现代国家强大的光芒，往往掩盖了背后无数的失败者和累累的白骨。

世俗化：思想上的祛魅和国家权威的建立

现代国家之所以强大全在于他可以充分调动全社会的资源，而这种力量的源泉就在于人民把国家当做最高的权威，将国家作为自己最高的认同对象，并愿意服从国家的命令，要爱国主义而不是家族主义、宗教主义和地方主义。

在中世纪，人们往往将对部落、地方贵族、宗教领袖的忠诚置于对国家的忠诚之上。现代国家建立的第一步就是打破这种分散的忠诚，而将国家变为人民唯一政治效忠的对象。这个过程，被称作思想上的祛魅。

在欧洲，现代国家的建立起源于对教会迷信的破除，以人权代替神权，强调人的价值，之后是打破封建贵族的势力，主张建立君主统御下的民族国家。在这一时期的欧洲，绝对君主制成为主流，国王们将自己比作国家的代表，并且为了国家利益摒弃了自己所属的大家族的利益，当路易十三旗帜鲜明的拒绝母后的家族利益而选择法国时；当黎塞留按照国家利益而不是宗教派别作为外交准则时，可以说，现代国家在此刻，诞生了。之后的路易十四、伊丽莎白一世、约瑟夫二世，腓特烈大帝和拿破仑都是此类代表。

在中国，则表现为对宗族大家庭的脱离和对国家的忠诚之上，在中国古代，名义上专制的国家对基层的控制是薄弱的，即皇权不下乡，并实行乡村自治。乡村可以动用私刑并且管理人员的婚丧嫁娶和养老。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就是将这种依附关系由家庭转移到党、国家，从而加强国家的动员能力。

今天的中东、非洲之所以动荡，成为了一无是处的失败国家，全在于其连政治现代化的第一个阶段都未完成，人民对于部落、宗教的忠诚依然远远大于对国家的忠诚，不破除部落政治和宗教势力的权威，不进行思想上的祛魅，伊斯兰国家就永远没有强大的希望 。

官僚机构的专业化

政治现代化的第二个内容就是专业化。 在古代，官员的职能划分是不清晰，西方中世纪的官员任命要么凭身份要么凭国王个人喜好，没有固定标准。 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开了用考试选贤任能的先河，但是考试内容却是完全没有专业内容的文学，几个只会四书五经的大臣就要决定外交、经济、军事等多种议题，显然无法胜任。

现代化的专业化指建立层级分明、高度专业的官僚制，即韦伯的官僚制。 其拥有层级分明的体制；职能的专业化；专业化的文书；合理明确的选拔制度；固定的决策程序。 现代西方的官僚体制依然没有跳出韦伯的范畴，这种职业化的体制使得就算总统之前没有从政经验也足以在职业官僚的指导下行事。

官僚机构的专业化大大增强了现代国家行政的效率，使得其对社会资源的大规模调动和管控成为了可能。

政治参与的扩大

政治现代化的第三个阶段也是最难的一个阶段，就是完成政治参与的扩大，能否容纳新的利益团体，尤其是中产阶级，能否给予他们合理合法的意见表达渠道，将直接决定现代国家最后的成败。

随着经济现代化和政治现代化前两个阶段的诞生，新的阶层和利益团体也产生了，其中典型的代表包括城市游民无产阶级（农民工和农民工二代）、中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现代化往往带来教育的普及和全民知识水平的提高，这种智识上的增长使得人民的自尊意识、主人翁意识以及对政府的要求达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高度。

在中世纪，人们只要保持温饱就会山呼万岁，而在现代，即使如美国、中国、英国这般高效的政府，依然会饱受非议，管仲曾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按照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人的低级欲望被满足后，自然会需求更高级的欲望。这种欲望包括对于政治、经济平等的追求；对于言论自由和公民自尊的追求；以及对于政治参与和主人翁意识的追求。

痛苦总是比较出来的，后发国家已经开启民智的人民，不断的与发达国家相对比，而已经识字的穷人则不断和富人相对比，一旦他们发现自己与另一群人的沟壑难以填平，他们心中对于不平等的怨恨就会宛若山呼海啸。正如托克维尔所证实的：经济增长以某种速度促进物质福利提高，但却以另一种更快的速度造成社会的怨愤。

拥有智识的人们，越来越希望参与进国家的治理中，通过政治参与，他们可以确保国家是为自己的利益而服务，更重要的，他满足了自己的自尊和主人翁意识，在现代国家，参与本身就意味着最崇高的爱国主义。

政治参与的扩大有多种方式，一种是西方国家的道路，就是赋予投票权，英美最初能投票的只有拥有一定财产的白人男子，通过比例不超过总人口的5%，之后由于工人阶级的斗争，投票权扩大到了所有的男子，之后由于女权主义的崛起，女性也获得了投票权，西方国家通过授予投票权的方式化解了新生利益团体的挑战，避免了革命的发生和政局的动荡。

另一种方式是德国纳粹和苏联的方式，即是通过群众运动和斗争的方式不断提高人民的积极性，通过牺牲国内的一小部分人来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这种方式虽然短期有效，但对于法治建设和政治秩序的破坏极大，因此往往不长久。

更多的国家，则在这两者之间，比如日本的选举，虽然人民拥有投票权，但候选人往往都是官员出身，这样做既保障了政界世家的利益也保障了民选官员的专业性。还有新加坡，虽然没有选举，但是李家父子依靠出色的政绩赢得了新加坡人民的爱戴，良好的经济、社会保障和李家的威望化解了人民对于参与的刚性需求。

关于政治参与问题，关于政治体系如何吸纳新兴阶层的问题，每个国家都应结合国情探索出自己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