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仅仅统一十六年，不可一世的秦朝就被一波楚人团灭了，陈胜吴广是楚人，项梁项羽是楚人，刘邦韩信也是楚人，仅仅十六年前，王翦还曾大败楚军，攻灭楚国，但在巨鹿之战中，项羽以区区五万之众，团灭四十万秦军，秦军中既有章邯率领的二十万囚徒军，也有王离精锐的长城守军，但他们在项羽面前统统不堪一击。
之后刘邦入秦，秦人更是完全不加抵抗，夹道欢迎刘邦的军队，刘邦仅仅通过约法三章就赢得了秦人的民心，让关中成为了自己的大后方。
秦始皇留下的大军，南越的三十万自立为王，长城的三十万和章邯一起被项羽消灭，留在关中的十万倒戈刘邦，秦军溃败之快让天下瞠目结舌，赳赳老秦，共赴国难，成了一句天大的笑话。
秦人曾经数次拒六国之兵于函谷关外，而如今他们却夹道欢迎外邦的侵略者，其中赵佗更是自立为王，全然不顾母国的死活，那个曾经充满热血的老秦人去哪了？要想弄清这点，我们还是要回到商君书。
赳赳老秦共赴国难的精神在秦二世时期已经荡然无存。
商君书的核心是以弱去强，外杀强敌内杀强民，秦国之所以强大，全在于善于驱使弱民，商鞅之法恩威并重，重罚轻赏，刑罚让胆怯者不敢后退，赏赐让勇敢者有所回报。军功爵制和严刑峻法让秦人只敢前进不敢后退，后退死路一条，前进或许还能加官进爵。
秦人悍不畏死不是因为爱国主义和自发的勇气，而是因为畏惧刑罚，贪图赏赐。一旦赏赐没了，只有刑罚，秦军就丧失了作战的动力。在商君书中，没有道义和爱国主义的空间，商鞅认为道义只会让人胡思乱想，心生叛逆，唯有刑罚和赏赐才真真切切，整个国家都被缔造成了唯利是图的战争机器。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继续按照商鞅的思路治国，秦始皇大幅削弱宗室的力量，不立皇后根绝外戚的影响，实行郡县制让军功贵族没有容身之所。秦二世继位后更是杀光兄弟姐妹，让原本就不强的宗室彻底毁灭。对秦国最忠诚的三支力量损失殆尽。整个帝国完全依靠一群唯利是图，与政权没有联系的卑鄙小人，维系他们忠诚的除了赏罚别无他物。
一旦他们发现天下风起云涌，自然会倒戈相向，将自己卖给出价最高的一方，萧何、曹参等人在这一时期绝不是个例，大量的秦朝官吏在关键时刻投靠了义军，关中的十万秦军未认真抵抗就投降刘邦，南越的赵佗更是干脆自立为王，与母国断绝联系。秦制下，官吏和军队都毫无忠诚可言。
大量的秦朝官吏投靠了义军，萧何这样的人普遍存在。
内忧外患的秦朝早已没有财物可以封赏，要不章邯也绝不会动用骊山的囚徒，对于囚徒来说，自由就是最好的赏赐。
类似的例子还发生在明朝末年，明朝末年内忧外患，但明军内不能剿灭李自成，外不能击败清军，最终导致崇祯自杀身亡，大量的残余明军投靠了清朝。
诡异的是，投靠清朝的明军顿时脱胎换骨，在几年内就消灭了明朝残余势力，攻占了明朝故土，其战力之强，连清军都瞠目结舌。清朝消灭南明小政权，靠的全是明朝降将。
明军之所以脱胎换骨，只是因为崇祯发不起钱，而清朝则以封地作为犒赏，有了利益的诱惑，明朝降将拼死作战，迅速帮清朝平定了天下。之后吴三桂因为康熙削藩再次造反打的清军节节败退，可见明朝之所以败亡不是因为缺乏精兵猛将，而是缺乏政治忠诚，一旦帝国无力犒赏他们，他们就立即倒向敌人。
明末大量吴三桂式的骑墙军阀是秦制下官吏的典型代表。
按照商鞅和秦制培养的官吏和军队，全无政治忠诚和爱国主义，他们看重的仅仅是自身的利益，秦制短期内靠着刑罚和犒赏可以极大增强战斗力，但长远来看，他无异于慢性毒药，到了秦制晚期，整个国家都会充斥唯利是图的小人，成为破坏王朝的加速主义者。与秦国不同，楚国是保留贵族传统最多的国家，楚国贵族势力庞大，权力体系分散，楚人桀骜不驯，好勇斗狠，最早的爱国主义者屈原就是楚国人，楚国是六国中最具有爱国情怀和荣誉感的国家。
秦国扫灭六国，唯有楚国在最终时刻爆发出了惊人的战斗力，残存的楚国贵族放弃了彼此的争执，团结在项燕周围，项燕大败李信的20万秦军精锐，逼迫秦国不得不倾全国之力灭楚。相比于其他五国，一直松散的楚国最为铁骨铮铮。
原因无他，只因楚国变法最浅，保留了最多的强民，这些强民，既有项燕项羽这样重视荣誉的贵族，也有陈胜吴广刘邦这样剽悍的豪杰。项羽之所以以少胜多，靠的全是楚人的精诚团结，八千江东子弟不离不弃，以一当十，这样的军队，远不是贪图利益，逐渐费拉化的秦军能比。
不是项羽的军队比原先的楚军强多少，实在是秦军退化的太厉害。
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项羽依靠楚人的爱国主义强盛也注定了他不能吸纳天下的人才，在项羽那里，不要说张良这样的异国人，就连刘邦韩信这样楚国边缘地带的人也不能得其重用，项羽只在乎楚国故地的贵族和子弟。
相比于项羽的狭隘，刘邦要聪明的多，他淡化自己的楚人身份，接纳了秦朝的天下观念，在刘邦那里，七国人才都可以得到重用，实际上刘邦之所以击败项羽，靠的就是关中秦人的帮助，刘邦靠着天下之力终于击败了热衷于小圈子的项羽。
项羽本人热衷于小圈子，怀念曾经的小共同体时代。
项羽的八千江东子弟死战不退，体现了小共同体的强大，但被刘邦的人海淹没。
刘邦一统天下后，分封刘姓诸王，并给所有的功臣猛将封了官，就连跟随高祖的小兵，都分到了土地，这些资源可以世袭罔替，这些人因而成了大汉江山最坚固的基石，不论吕后如何猖獗都无法篡夺皇位。
在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深入人心之前，建立世袭罔替的利益集团是维护政权的有力手段，无论汉朝、唐朝还是明朝、清朝都不能免俗，但问题在于，出于专制的需要，皇帝迟早会采取商君之法，削弱勋贵，提拔庶民，但庶民由于缺乏长期利益（富不过三代）的联系，往往对政权缺乏忠诚度，一旦政权的财政不堪重负，他们往往成为首鼠两端的骑墙派，随时准备倒向胜利的一方。天下大乱，成王败寇，治乱循环因而在这片土地不断上演。这个不可解的悖论，是秦制永恒的难题。要想解决这个难题，恐怕只有彻底跳出秦制和商君书，探索新的道路。
沉思的托克维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