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牵动的国运 衰落的阿根廷将驶向何方

我们常说”足球，让政治走开”,然而这句话常常是空谈，在拉美政客常利用足球调动球迷的政治热情，也利用足球作为政治工具维持统治，尤其是阿根廷，这个由盛转衰的国家，在这个充满着魔幻现实主义的大陆上。

一、庇隆，糖果盒球场的头号运动员

1978年，此前一路踉踉跄跄的阿根廷在世界面前丑陋的捧起大力神杯，失去克鲁伊夫的郁金香军团饮恨而去。此刻阿根廷举国欢腾，合法性严重不足的军政府将政治足球玩的风生水起，然而他们并不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庇隆，这位毁誉参半的阿根廷前总统，才是真正打开潘多拉魔盒的那个人。

阿根廷前总统庇隆

1943年，彼时阿根廷是烈火烹油、鲜花着锦，欧陆归来的墨索里尼好学生庇隆，做起了阿根廷政府的劳工福利部部长。上任之初，庇隆掌控着一个不那么强势的部门，而这也是他民粹路线的开始。1946年，凭借着担任劳工福利部部长时所收买的人心，以及帅气俊朗的外表和具有蛊惑力的语言以及一般独裁者并不具备的风趣幽默，庇隆成功当选总统。

上任后，庇隆实行强有力的国家干预经济政策，大搞国有化和进口替代政策；在社会层面，庇隆依托工会建立阿根廷的社会福利制度，并实行全就业保护政策。同时，庇隆也在住房、医疗和社会救助等方面提出自己的改革主张。庇隆的政策在工人队伍中得到广泛拥护，执政基础不断加强，同时也让国家经济走向衰落，最终走向灾难。

看似能够让社会实现公平正义的庇隆的政策，其实存在着很严重的问题。首先，民粹主义的短视使得福利政策缺乏财政约束，也忽视经济规律。庇隆时期的福利政策体现了典型的周期性特征，早期计划雄心勃勃提出建设福利国家的美好蓝图，中期受到经济财政条件限制，不得已削减福利，住房、医疗和社会救助等方面的计划也多停留在口头，最终这些政策大都以失败告终，伟大的南美空想家也黯然下台。

其次，民粹主义所宣传的公平正义根本不能实现，强调再分配是庇隆主义的特征，但再分配却与真正的弱势群体无关。

庇隆大搞实行国有化和进口替代战略，其本质与苏联体制下的剪刀差道理相通，农民的利益严重受损。庇隆大搞福利，但从未将正规部门以外的社会弱势群体纳入社保范围内，即公民的社会保障权利与身份、社会地位与所在部门、行业的势力强弱挂钩，形成了逆向的再分配。公务员、教师、工人成为新的特权阶级，而农民等大量弱势群体，便被无情地抛弃在社会福利体系之外了。

最后，庇隆打着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旗号，实行扩张式的福利，本质还是为了自身政治需要，他的决策也没有合理的论证过程，更多的是为了取悦自己的票仓和平衡利益集团，比如他对待已经蜕变为利益集团的工会组织，就显示出很大的政策灵活性，控制和妥协两手并用，工资福利政策成为双方讨价还价的工具。正如他所言，这一切为延续自己政治生命的“政治决定”。

为了自己的政治生命，克里斯马式的领袖也早早把目光投向了绿茵场。

庇隆和妻子出席比赛现场

在潘帕斯草原的尽头，拉普拉塔河的入海口，有南美的巴黎之称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并立着两只劲旅长期争霸阿根廷足坛，他们一支是象征平民的博卡青年队，而另一支是受着富人青睐的河床队。

棋逢对手的两支俱乐部一方是叛逆至极的高乔骑手，而另一方是举止优雅的欧陆公子。主打民粹牌的庇隆自然不会站错队，当反对声音出现时，庇隆便出现在狂热的糖果盒球场，球迷们会一致呼喊“博卡，庇隆，一条心”这样的口号，他的政党也总会适时地当众亮出诸如“庇隆，头号运动员”、“庇隆促进了体育”等标语。

庇隆并不满足做看台上的领袖，他同时加强了对球场外舆论的控制，暗中支持亲政府的媒体取代歌颂不够有力的媒体，新媒体成为了庇隆主义的传声筒，而新媒体口中的阿根廷也团结的像一支打了民族主义鸡血的“足球队”。

狂热的糖果盒体育场

上梁不正下梁歪，庇隆的财政部长拉蒙-塞雷霍也做起了竞技队的形象大使，多次以权谋私提供无息贷款帮助球队扩军备战。背靠大树好乘凉，竞技队也在1949年获得第一个联赛冠军，并于1949年到1951年完成三连冠，成为阿甲历史上第一个“三冠王”。

二、魏地拉，带给潘帕斯草原欢乐的屠夫
1976年，军政府在后庇隆时代的动荡时局中站上了舞台，阿根廷开启了最黑暗残酷的时期。

魏地拉开启了经济自由化改革，庇隆的进口替代战略开始被放弃，社会福利支出也被削减，这种转型也带来了本土工业的萎缩、失业率上升，工资收入差距加大以及贫困人口增加；与此同时，军政府大搞白色恐怖，魏地拉在任的五年10000-30000人被杀或失踪，50万人被迫流亡国外，还有无数人被关押并酷刑虐待。

为了让饱受经济政治双重高压下的阿根廷人能够转移对军政府的愤怒，魏地拉对即将举行的世界杯大操大办。但阿根廷人并不完全买账，世界杯开幕当天，失去孩子的阿根廷母亲们组成悲愤的长龙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五月广场逡巡，向世界媒体的长枪短炮表达自己的抗议。而在球场上，球门底部的“黑纱”也准备就绪，提醒着全世界观众，阿根廷母亲，正在因为她的子女所受的酷刑而哭泣。

78年世界杯决赛，球门底部的“黑纱”

开赛后阿根廷并不一帆风顺，在循环赛最后一轮，老冤家巴西先以3-1轻取波兰，此时阿根廷必须净胜四球以上才能力压巴西晋级决赛，然而面对知己知彼的秘鲁队，这着实有些困难。但为了祖国的颜面，球场内外的阿根廷人必须胜还要大胜。开场后秘鲁队早早落后，而面对落后秘鲁主教练却离奇连续换下主力，最终阿根廷6-0狂扫对手晋级决赛，而这场比赛也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受质疑的比赛。

有传言称军政府与秘鲁政府达成交易，阿根廷用3.5万吨粮食和5000万美元的贷款换得了这场胜利，甚至许诺将一批秘鲁政治犯带到阿根廷进行肉体消灭。数年后秘鲁球员更是坦言，这是一场必须输掉的比赛。

决赛中，没有球圣在场加持的荷兰队员直言球场内外气氛太紧张，“就像在沸水里一样”，最终凭借着佩肯斯在加时中的神勇发挥，阿根廷第一次捧起大力神杯，举国欢庆。

令人愤怒的是，在举办决赛的纪念碑球场附近就有军政府建立的集中营，反抗者在这里被监禁，遭受酷刑折磨和凌辱。至今一些幸存者仍不寒而栗得回忆起当阿根廷捧杯的欢呼声传入集中营时，他们却依然生存在死亡恐惧的阴影之中。某种意义上，此刻所有参与庆祝的阿根廷人都是共犯。

支持军政府发动马岛战争的民众

肯佩斯成为了政治气息浓厚的世界杯英雄，他赢得了当届的最佳球员，将阿根廷足球写入世界版图。而他背后的国家，却被刻在了世界足坛的耻辱柱上，足球让政治走开在此成为一句笑话。四年后英阿马岛之战，又一次试图玩弄民意转移危机的军政府战败倒台。
军政府不能获得像欧陆君主般君权神授的合法性，也不可能建立起一种得到公众普遍认可的体制，只能靠着绩效维持着自己摇摇欲坠的统治，最终把阿根廷人的期望提高到不易管理和引导的水平上。民族主义思潮的增长超出了国家对他的利用和支配，利维坦最终玩火自焚。
三、马拉多纳，和他日渐消沉的阿根廷
在马岛惨败的阴影下，1983年，民选的阿方辛政府上台，一切似乎要步入正轨，然而上帝和阿根廷人开了个大大的玩笑。新政府执政能力堪忧，社会经济倒退，通货膨胀严重，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1983-1989年，阿根廷人均GDP下降了11.8％，但社会支出却增加了47％；1975年时阿根廷基尼系数为0.35，而1990年时接近0.5。民选政府已经不再把增长作为首要目标，而是为了自己的选票，考虑再分配过程中如何让强势的利益集团吃的更饱，庇隆主义的影子挥之不去。经济萧条、分配不均导致了社会矛盾空前激烈，1984-1988年期间，阿根廷国内年均发生的罢工数量高达462次。
阿根廷迫切需要一位振臂一呼英雄，来重振拉普拉塔河畔往日的荣光，这位英雄来了，只可惜是在绿茵场上。

获胜的马拉多纳

1986年世界杯时马拉多纳捧杯

1986年，马拉多纳带着一支“史上最弱阿根廷”的哀兵出征世界杯。在诸神之战的墨西哥，阿根廷只是一支第二档的球队，但老马带队一路过关斩将，八强战遇到了老冤家英格兰队，这场比赛中他如天神下凡帮助阿根廷在球场上报一箭之仇，但“上帝之手”也留下了巨大争议，不过他本人毫无愧疚，渴望英雄的阿根廷人也不在意这一点。
最终一战老马导演了三粒进球掀翻日耳曼战车，阿根廷又一次来到世界之巅，这是属于马拉多纳一个人的大力神杯。他的视野、脚法、球商和球感无不登峰造极，他定义了10号球员所有该做的能做的，他就是神，一切溢美之词都不过誉，他鼓舞了阿根廷战后颓丧的社会情绪，但这样一位五尺五英寸高的神，扛不起阿根廷三百万锦绣河山。

1992-2006年期间各收入群体养老金覆盖面情况，图中可明显的看出阿根廷社保体制对富裕阶层的偏向。
阿根廷还在缓慢的沉没，后边的故事便也不忍再讲，南美小巨人年复一年的扮演为他人提供经典失败案例和强行为自己制造悲情气氛的角色。

阿根廷主权债务的天平一直在左右摇摆，九次债务违约早已让这个国家信誉扫地，甚至还闹出过欠债导致军舰被扣这种国际笑话；她的足球也不复当年，她的子民还在寻找下一个天神下凡的马拉多纳而不得，05世青一代已是昨日黄花，骄傲的阿根廷人惊恐的发现他们不但大赛颗粒无收，日后还面临着后继无人的窘境；

她的人民有的依然在享受着德不配位的福利，有的在依然在贫困线上勉强为生，1975年时繁荣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只有5%的贫困率，而千禧年前后贫困率甚至高达50％，基尼系数也来到0.54的最高位。

赶走军政府后，从到阿方辛到马克里，福利民粹主义挥之不去，新古典自由主义改革阴影犹存。混乱还在继续，富裕的记忆继续折磨着这些虽然返贫，但仍然骄傲的人民。

南美解放者圣马丁陵墓

结语：
玫瑰宫前的何塞·圣马丁还在安睡，糖果盒球场依然场场爆满，反对庇隆的博尔赫斯最终离开了他深爱的国家，而阿根廷今夜将驶向何方？我们并不得知。命运的硬币依然在空中旋转，不过阿根廷人可能已经麻木了，大不了等到下次举行大选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