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会像基因一样被剔除吗？

2018年有两件大事：其一是一位位大师的陨落，其二是被敲除了CCR5基因的32个碱基的孩子的出生。这两件事看起来无关，但在我看来，两件事的同年发生意义重大，两件事同年发生，似乎是一种必然。

基因编辑：科学家想得跟你不一样

在基因编辑儿童出生之后，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学术副所长邵峰随即发声。他的意见比较能够代表科学界对基因编辑的“主流”焦虑。邵峰所担忧的问题主要有三：

第一，基因编辑并不必然有利于受者。即以预防艾滋病为例：即使被敲除了CCR5基因的32个碱基，受者其实仍然可能会感染艾滋病。重要的是，即便我们的科技水平更进一步，能够确定特定的基因编辑必然给受者带来特定的利好，基因编辑短时间内也绝非获得这种利好效费比最高的办法；

第二，利好并不确定，而风险更难以确定。首先是脱靶效应：在实施针对CCR5基因的敲除时，任何失误操作都可能导致其它关键基因遭受影响，这可能给受者带来无以估量的影响。其次在于，科学家还无法对CCR5基因对于人体的意义有透彻的了解，基因编辑极可能带来不可逆转的缺陷。而且，这种缺陷会代代相传；

归根到底，我们还不能像阅读一本书一样读懂人类的基因，也远未达到能够在基因编辑的过程中精准无误。换言之，

第三，人类的技术其实还远远不足，不能媲美大自然千百万年来的进化。每个人的基因，都是大自然给出的方案，因为人类科技水平的局限，对大自然的方案的任何人为变动，很大程度上必然是负面的变动。

你焦虑的是：如果你没钱没势，那么你的孩子注定相貌不如人、智商不如人、体魄不如人。你焦虑的是人类将进一步异化。

但是，科学家们跟你焦虑的问题根本不一样。总结邵峰先生提出的三个问题，我们可以发现：科学家似乎并不反对把人作为改造和开发的对象，只是目前技术还不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声明也只是指出，“反对任何人、任何单位、任何组织以任何形式在技术不完善、风险不可控、违反科学伦理规范的情况下将基因编辑技术用于人类胚胎操作及临床应用”，换言之，如果在技术完善、风险可控、符合规范的情况下，基因编辑技术对人类胚胎的应用，似乎就可以被允许。

科学具有伦理上的天然优越性，出于科研而非盈利的目的，任何事物在一定条件下都可以成为研究对象。然而，科研之后，资本就要介入。一旦资本认定基因编辑是一项好买卖，那么，每个人的身体都可能是被开发、改造的赚钱对象。

这就未免令人胆寒了。

其实，资本把人当成赚钱的对象，绝不止从开发和改造人体这一步开始。资本“弄”人，这又是一个久远的故事了。

大师是一项赚钱的买卖

资本“弄”人的方式有很多，而其中规模最为庞大的，正是以资本喜爱的、以人为产品的文化工业。文化工业，正是资本改造人类的急先锋。

文化工业是如何生产资本的顺民的？多年前学习新闻写作，至今还记得一篇著名的人物特写：《难忘的英格丽·褒曼》：

她不施粉脂出现在银幕上，美国的化妆品立即滞销。她在影片中演修女，进入修道院的女子顿时增加。一个影迷把一只羊从瑞典一路赶到罗马送给她。多少封信即使信封上只写着“伦敦，英格丽·褒曼收”，也能送到她手中。

多么美丽、聪慧、优雅、勤奋的人！怪不得她足以胜任偶像之名，而偶像的一颦一笑，则在影响着地球上无数人的妆容、发式、体重、服装，乃至于审美观和价值观。

在资本（有时不止是资本）通过偶像改造人类的产业链里，大师是一种特殊的偶像。

当然，大师历代都有，但适合成为偶像的大师却是在18世纪后期的欧洲出现的。比如，同样是戏剧大师，17世纪的高乃依写出了传世名作《熙德》，却遭到了围攻和绞杀：这是因为，浪漫主义时代之前的大师，他们的创作主要服务于权贵，而他们的作品也必须以权贵的需要为第一标准，以艺术标准为次要标准。高乃依的创作违背了“三一律”，而“三一律”正是当时主导着法国政治的红衣主教黎塞留所倡导的文艺标准。

同样违背“三一律”等古典主义戏剧清规戒律的，维克托·雨果的《欧那尼》却受到了全然不同的待遇。

阵容强大的法国古典派作家把《欧那尼》的公演看作是大逆不道，是对法国传统戏剧美学原则的篡改。于是，他们联合起来反对它、排挤它，企图将其扼杀于摇篮之中。站在另一边的是与雨果志同道合的浪漫派同仁——一批年青的诗人、画家、建筑师等，他们之中有戈蒂耶、巴尔扎克、台弗利亚兄弟等，这些人希望《欧那尼》演出成功，浪漫派胜利，并自告奋勇集结在一起，愿为雨果捧场。……古典派不惜代价专门雇请了一批喝倒采和捣乱的帮闲；而另一边，一批年青艺术家则组成一支“雨果的铁军”

……木柝三声，幕刚刚打开，剧场人声鼎沸，风暴也就随着幕布席卷而来。《欧那尼》剧中主角刚唱两句开场白，古典派包厢里当即狂呼乱叫喝倒采。然而，回答他们的是“雨果铁军”战士的更大音浪的叫好声。接着，几乎每一诗行，每一唱段都是一边唱倒采，而另一边叫好。雨果夫人回忆说，演到第二幕，唐·革尔洛和欧那尼的那段对话时，大多数观众，包括一些古典派的，由于深受剧中壮烈的情绪和优美的诗句感染，大都沉浸在剧情之中，剧场里也就逐渐安静下来。到了扮演女主角唐娜·莎尔的马尔斯小姐上场，她以金石般的声音朗诵精彩的诗句；顿时全场暴发出热烈的掌声。人们一片吹呼：“雨果胜利了！”“浪漫派胜利了！”

雨果与浪漫派的胜利，也正式彰显了现代大师的群众性力量。

前文说过，现代大师是一种特殊的偶像。算无遗策的文化工业为大众准备了明星，为精英准备了大师。如果说明星代表着主流体制与主流审美的佼佼者，那么，大师则往往象征着主流睿智而强硬的反抗者。看看希区柯克领取奥斯卡终身成就奖时的样子吧！在台上为希区柯克歌功颂德的英格丽·褒曼热情洋溢，台下的明星和权贵无不满面堆欢，而希区柯克对这一切报以不屑一顾的冷漠，他肥胖的面孔上写满了酒后的无聊——手头的酒远比周遭的崇拜更令他感兴趣。精英们借由对大师的崇拜，完成了对大众的蔑视和对主流的反叛，只不过这一切都是在精神领域借由大师之手来做到的。精神贵族们举起了骄傲的旗帜，旗帜上绣着大师的纹章。举旗的那个人却与常人无甚不同。

宫崎骏瑟瑟发抖

杰出的人往往渴望成为偶像，但只有合适的人能成为偶像。中国有那么多杂交水稻专家，但只有袁隆平得到了偶像的光环。

而且，在文化工业对偶像的筛选条件中，杰出还真未必是一个必要条件。作为一门生意，寻找杰出的人担当偶像，无疑是效率低下的偶像生产方法。一个经济水平尚可、社会秩序稳定、教育体系完整的国家，足以培养出一茬茬合格的人才。但杰出人物的诞生就有些可遇而不可求的味道了。以流行音乐为例，本世纪初华语乐坛一举推出周、王、林、陶四位唱作俱佳、理念先进的男歌手，但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这样的盛世恐怕很难再临。即便华语乐坛能够再度积累一批杰出的制作人、建立强大完善的娱乐工业体系、足以吸引海外人才拓展海外市场，我们还是要等待天才的横空出世。

你少写了个“伦”字！

更何况，资本对个人英雄主义有一种天然的反对。一个超级偶像是极其昂贵且危险的，他的任何一点任性都是对资本的绑架，他的任何失误都会带来难以弥补的影响。当年大导演黑泽明拍摄《七武士》时，拍摄周期拖延得越长、经费超支得越严重，黑泽明反而越发淡定。当《七武士》这一项目成为赌上东宝映画命运的超级项目时，黑泽明就成了东宝的爸爸。我想，即便能再拍出一百部《七武士》，东宝也再不愿被一个大导演如此绑架了吧。

要偶像，不要杰出个人的绑架，文化工业自有办法。在亚洲，这个办法就是通过男团女团批量生产短保质期的低龄偶像。《偶像练习生》和《创造101》的走红，标志着这种发源于韩国的，流水线的偶像生产机制在中国的成熟。这些偶像的演艺生涯开始于15、6岁，结束于进入专业高等院校进行学院式训练之前。他们的成长是他们的卖点，然而娱乐工业并不期待他们成长为优秀的专业艺人。他们被称之为“小鲜肉”“小奶狗”，在这样的名称中就可以看到：文化工业与大众毫不演示的物化着他们、消费着他们。

三五一十五

在美国，这个办法则是用超级英雄替代超级明星，用美国队长、钢铁侠、金刚狼们，替代汤姆·克鲁斯、汤姆·汉克斯、威尔·史密斯们。当年的汤姆·克鲁斯可以以一个演员的身份控制整个剧组，在他主导的《碟中谍2》剧组中，导演吴宇森每天只能拿到一页剧本，他只能控制当天的戏份，而汤姆·克鲁斯则把握着整部影片；而今天，小罗伯特·唐尼之流，就足以成为好莱坞的中流砥柱，甚至可以染指一哥的地位。

偶像是文化工业所必须的，但偶像早已不必然是大师或者明星。批量化生产的流量小生和小花，高科技制造的超级英雄，乃至于洛天依之类的二次元虚拟人物，都可以取代大师或明星。大师与他的艺术风云际会，散发出的光晕远非这些量产偶像可比。但量产偶像却离你更近，甚至无处不在。

如果效费比足够高，基因工程与人工智能的人造偶像早晚会大规模涌现。伦理？那是资本拿来约束你的，不是你拿来质疑资本的。

不要再感叹世道没落大师稀少了，珍惜正在瑟瑟发抖的宫崎骏吧，以后不会再有宫崎骏了：大师，太不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