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天津教案 官方纵容传谣曾国藩无力回天
庚子国变是中国历史上巨大的悲剧,慈禧和朝中的顽固派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纵容义和团,煽动民粹,最终酿成了巨大的外交灾难。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庚子国变的悲剧在1870天津教案就已有所表现,当时天津发生了百姓攻击教堂,杀害教民,击杀法国外交官的恶性事件。教民在平日就与百姓有所冲突,随着事态扩大,越来越多的谣言被附加在教民和洋人之上,而且越传越离谱,开始只是说教民欺压百姓,后面就成了洋人生吃小孩,到最后,连当地不下雨都被归结为洋教作祟。
面对这样荒谬的谣言,朝廷本应及时辟谣,缓和和西方的外交关系,但慈禧和顽固派为了巩固权力,不但不辟谣,反而为传谣者撑腰,鼓励他们无视客观事实,肆意煽动民粹,矛盾越来越激化。
慈禧派德高望重的老臣曾国藩去调查教案,曾国藩调查后认为民间所传毫无依据,但慈禧最终选择了顽固派而抛弃了曾国藩,曾国藩也因为秉公执法遭到了整个舆论的唾弃。
曾国藩因为天津教案身败名裂,而天津教案的后果如魔咒一般继续缠绕在大清帝国周围,最终酿成了巨大的灾难。
一、天津百姓谣传洋人拐卖小孩,剜眼做药
宋朝以后,中国人的心态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从汉唐时期的开放自信变为明清时的内敛保守,利玛窦来明朝时就曾受到当地人的歧视,利玛窦在中国札记中写到时常有百姓因为他怪异的样貌找麻烦。
1840年后,随着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大批洋人涌入,他们来的同时还带来了基督教,初到中国,基督教缺乏认可,因此加入基督教的,多是穷困潦倒,走投无路之人,其中不乏流氓地痞。这些流氓加入基督教后,由于有洋大人庇护,为祸乡里,地方官由于畏惧洋人不管处置,由于初期缺人,基督教教士一般也不约束这些顽劣的教众。
因此,当地人越来越厌恶洋教。甚至有了“未入教,尚如鼠。既入教,便如虎”的说法。
一些教民的顽劣行径加上文化偏见,最终酿成了大祸。
同治九年,天津久旱无雨,百姓食不果腹,百姓将久旱不雨的原因归结于洋教的到来,声称都是由于洋教堂上的十字军触怒了老天爷,才让降罪百姓。同时,教堂周围的一个现象更是激怒了老百姓,那就是教堂四周突然出现了很多婴儿尸体,他们大都器官不全,样子十分瘆人。
百姓们遂认为是洋人拐卖小孩并对其剜眼剖心。还有人大胆推测,洋人善作奇技淫巧及烧炼金银法,故不耕织而衣食自裕。……借敛事以刳死人睛,作炼银药。民众怀疑洋人是用小孩的器官做了药。在此怀疑下,天津掀起了巨大的反洋教风潮,百姓恳请官府严惩洋教士。
巨大的民愤之下,天津知府张光藻和知县刘杰狼狈不堪,而就在此时,天津正好逮捕了两个人贩子,名为张栓、郭拐,虽然经过拷打审问,得知两人并非教民指使,但是为了安抚民意,天津府依然发布告示:张拴、郭拐用药迷拐幼童。……受人嘱托,散布四方,迷拐幼孩,取脑、剜眼、剖心,以作配药之用。
当时并没有证据表明这两人是洋教士的人,但早就看不惯洋人的百姓想当然将其视为洋人贩卖人口的铁证,天津百姓进而人人闭户,将孩子藏在家里。同时,据说乡民又捕获了一个人贩子叫武兰珍,乡民们说武兰珍是受教民王三指使,前来拐卖小孩。
一连两个事件,天津百姓的怒火彻底被点燃,当地的乡绅早就不满西方基督教的到来,认为洋教破坏了中国传统的儒学,而普通百姓因部分教民行为顽劣,早已愤怒不已,借着这两件拐卖事件,他们集群跑到教堂和育婴堂前抗议,甚至很多国家的大使馆,也被民众围攻,搞得天津的洋人,个个心惊胆战。
面对天津百姓的攻击,法国领事丰大业再也忍耐不住,他拿着手枪先是找到崇厚,对其进行射击,之后又射伤了天津知县刘杰和其跟班,看到洋人如此无礼,连国家重臣都敢随便射杀,百姓的怒火顿时喷薄而出,一时之间,场面彻底失控,丰大业和其助手西蒙被活活砍死。
愤怒的天津百姓随后前往天津的教堂,冲进去乱砍乱杀,将其中的洋人全部杀死,之后又前往修女所在的仁慈堂一扫而空,之后又焚烧了法国领事馆,并攻击街上的一切洋人。整个暴力行动造成20个洋人死亡,中国教民死伤无数。
面对天津民众的失控,八国大使联名警告清政府,同时法国更是派出军舰到大沽口鸣炮示威,一场大战俨然要爆发,面对这种剑拔弩张的态势,曾国藩被任命处理这次天津教案。
二、曾国藩查清谣言
曾国藩由于刚平定太平天国,被视为国家英雄,他到达天津时,百姓乡绅纷纷夹道欢迎,他们恳请曾国藩秉公执法,处置猖獗的洋人,甚至有人希望曾国藩能带着他们杀尽中国的洋人,还天朝以清净。虽然民怨四起,但曾国藩深知,此事关系重大,不可妄言。
他到任后,先写了一篇《谕天津士民》。向天津绅士百姓声明,他此行不是为了开战而来,曾国藩深知中国兵疲将寡,沿海沿江毫无预备,而诸国穷年累世但讲战事,其合从之势,狼狈之情则牢不可破。……在今日构衅泄愤,固亦匪难,然稍一蹉跌,后患有不堪设想者。
曾国藩明白如今中国积贫积弱,绝经不起一次折腾,因此,绝不能为争一时之长短而毁江山之社稷。
曾国藩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以失职的罪名先罢免了天津知府张光藻和知县刘杰,以安抚洋人,避免事态进一步激化,随后曾国藩就开始调查事情的原委。
曾国藩深知,此案的关键在于教堂是否指使了拐卖人口和剜眼剖心之事。他在对慈禧的上奏中说:“挖眼剖心之说是否确有证据,为案中最要关键,审虚则洋人理直,审实则洋人理曲。”
其实对这起案件,曾国藩心里早已有数,他之前就处理过扬州教案,当时也是百姓状告洋人拐卖人口,但经过他调查,并无此事,他估计天津教案的实情应该差不多。
曾国藩发出通告,有亲眼见过洋人剜眼剖心,或有确凿证据证明洋人做此事的,欢迎来呈告,结果一个也没有。
之后曾国藩又问既然状告洋人拐卖孩子,那么应有很多家庭丢了孩子,于是他遍查官府的档案,结果发现没有一家报告丢了孩子。唯一查到的一例是说在教堂地下室搜到了装着婴儿眼睛的瓶子,但经过查验,里面装的不是眼睛,而只是西方所产的洋葱。
洋人剜眼剖心,实属子虚乌有。
之后经过进一步调查,曾国藩发现教会育婴堂之所以死了很多婴儿,是因为疫病和照顾不周导致,由于死了很多,来不及掩埋,只能在育婴堂周围随便挖一挖,由于埋得不深,野狗很快扒开了土,啃食了死去的婴儿,这才导致群众误以为洋人将婴儿剜眼剖心。
天津民众的指控全无证据。
虽然洋人和一些教民的不端行为确实遭人怨恨,但这不代表可以以莫须有的罪名进行屠杀。曾国藩调查清楚后,向慈禧进行了禀报。
但令曾国藩难以想象的是,慈禧不但不采用他令人信服的调查,反而宁愿相信民间的谣言。
三、慈禧纵容传谣,煽动民粹,曾国藩身败名裂
曾国藩调查清楚后,对慈禧说了事情的原委,他说:英法各国乃著名大邦,岂肯为此残忍之行?以理决之,必无是事。天主教本系劝人为善,圣祖仁皇帝时久经允行,倘戕害民生若是之惨,岂能容于康熙之世?即仁慈堂之设,初意亦与育婴堂养济院略同,专以收恤穷民为生,每年所费银两甚巨,彼以仁慈为名,而反受残酷之谤,宜洋人之愤愤不平也。”
意思是天主教劝人行善,连康熙皇帝也允许其传教,而且仁慈堂和育婴堂,都是收养穷人的慈善之举,洋人为此花了很多钱,如今善举反而遭到诽谤,洋人怎么能不愤恨?
曾国藩作出结论,认为此次教案只是误会。
为了安抚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曾国藩又提出了五疑,详细说明了洋人很多行为确实容易引起百姓怀疑,他建议给洋人下诏,让他们注意自己的行径,一是不要隐秘行事,二是要多加解释澄清误会,三是不要再纵容教民为祸乡里。
曾国藩觉得自己这件事做得很圆满,慈禧应该满意。
但出乎意料的是,慈禧大发雷霆,认为曾国藩文武全才惜不能办教案,慈禧认为曾国藩处置失误,责任全在他身上,慈禧定了调,顽固派趁机大造舆论,称曾国藩为卖国贼。一场“反曾运动”猝然兴起,连之前一向是曾国藩铁杆粉丝的湖南士人也冲入湖南会馆,把曾国藩亲笔题写的牌匾砸得稀烂,还烧毁了曾氏手书的一副对联。
同时,在京的湘籍官员更是联名致书曾国藩,对他大加抨击。甚至与曾氏交往多年的倭仁,也写信表示要和曾国藩绝交,曾国藩,顿时从力挽狂澜的英雄变为了众矢之的的卖国贼。
曾国藩不明白,天津教案远非外表看的那么简单,这场教案已经涉及顽固派和洋务派的争执,洋务派希望进行一定改革,顽固派不想进行任何改革,他们在做事上比不过洋务派,就在舆论上将后者置于不义之地。
由于民族主义和排外是天然的政治正确,顽固派总是能站到道义的制高点以爱国爱民族的名义将洋务派置于汉奸的地位。顽固派在整个教案中不致力于问题的解决,反而四处煽风点火。
慈禧和顽固派的方针就是收民心以固根本,即通过纵容民粹,倒向民粹维持自己的合法性,慈禧也认为自己应该重民意,重民气,对洋人据理驳斥,这样才能凸显大清的威严。
对于慈禧和顽固派而言,爱国和民粹不过是手段,为的是以爱国激情为名巩固自己的集团私利。但是这样短视的后果给清朝的外交带来了不可估量的灾难。
主管外交的丁日昌就说朝廷办事之艰难,他说局外人不知局中人的艰难,只知附和不着边际的高论,一旦事情失控与列强完全决裂,则国家受无穷之累。
虽然洋务派的现实主义利于国家利益,但清朝每次都选择了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为了巩固统治牺牲国家长远利益,最终大清王朝付出了代价,庚子国变彻底摧毁了朝廷的威严,清王朝就此走向不可避免的覆灭,慈禧脚下,已是万丈深渊。
警惕右,但主要防止左,这是建立在我国深厚历史教训上得出的结论,我们十次错误中七次因为左,历史上也多是因为左才犯下颠覆性错误,这无疑是真知灼见。希望更多的国人能领悟这一点,不要再犯下曾经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