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思宗崇祯为什么不南迁，效晋宋往事？

大明思宗崇祯为什么不南迁，效晋宋往事？

说起明朝，很多人都会流露出惋惜之情。原因无它，作为历史上最后一个汉人王朝，明朝寄托了大量中国人的民族情感。而近代的贫弱屈辱往事，更是激发我们对这个“不和亲，不谈判”王朝的好感。

如果明还在，我们的历史会怎么样，鸦片战争是否就不会发生？类似的讨论，可以在当今的各大互联网平台看到。明史因当年明月而走近平常百姓，明朝也因此为世人所关注熟知。

是啊！明朝不灭亡，会怎么样呢？可是历史无法假设，也没有如果。

但历史是可以去设想，去分析。以明末而言，太多的离奇事情发生，不免使得我们对其展开无限想象。

如崇祯帝为什么不南迁？

以1643年的年景而言，北方一片糜烂，外有满清的步步紧逼，自松山战役明军大败，洪承畴被俘虏之后，大同、宣府、蓟镇、山海、宁远等精锐边军损失殆尽，关内也就剩下吴三桂的几万关宁铁骑坚守，山海关外尽归清手；内则有李自成纵横陕西，河南，安徽，张献忠荼毒湖北、四川。北方可谓内忧外患，无一处安宁之地，偌大的帝国北方，已经大部分不属于帝国了。

反观此时的南方，仍是一片歌舞升平，民安其业，长江以南都还在明朝的稳固控制之下，那里有数千万的人口，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广阔无边的大洋，这一切，都足以支撑一个帝国的延续。况且，南京本就是明旧都，六部九寺，皇宫庙宇，都是一套现成的统治体系。

就如两千年前船夫对项羽所言，“江东男子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对于崇祯帝同样如此，南方是可以支撑的，如东晋、南宋，可他没有去。

那么，崇祯为何不选择南迁，宁愿待在北京城里等着末日的死局？

翻开历史，透过重重迷雾，我们终于发现了这么几点原因。

对于崇祯而言，南迁他曾经考虑过。

1644年初，崇祯帝曾私下召见翰林学士李明睿、李邦华，询问南迁可行之事。但最后却因为经费谁来出这件事，没有实现。

但就其而言，即使解决了经费问题，南迁也不可能。

这涉及的既有大明旧有的问题，也有崇祯自己私人的问题。

我将其总结为：祖宗之法不可变，薄恩之君不可从。

首先是祖宗之法。

这个是历史任何改革都会遇到的问题，从商鞅变法到百日维新，但凡有人要来阻挠，都会抬出祖宗之法这座大山来。不管你对不对，反正你怎么对都没祖宗对，这个逻辑不知道害了多少改革，却一直有效。

中国是一个重传统，重历史的国家，越到王朝后期，祖宗就越大。崇祯南迁这个事情就是这样，祖宗都没有做过，你崇祯绝对不能做。

从朱棣迁都北京开始，明朝皇帝就背负了“君王死社稷”的光荣使命。土木堡之变后，瓦剌围攻北京，局势岌岌可危，没有迁都。嘉靖庚戊之变时，京城烽烟四起，俺答汗率军侵掠围捕，明朝君臣也没有移都南下。所以如果崇祯迁都，那将成为大明第一个弃都南逃的皇帝，这如何愧对列祖列宗。

所以崇祯会在南迁朝议上说：“言迁者欲使朕抱头鼠窜耶？”是的，南迁在崇祯看来是如此可耻的事情，要南迁，谈何容易。

可惜，崇祯既没有嘉靖的智慧，也没有于谦这样的良臣。明末也不同明中，一切都变了，崇祯却仍要帝王面子，这就是祖宗之法乎!

崇祯南迁难以实现的第二个原因就是，君臣如寇仇，紧要关头无人出来为崇祯分忧。

南迁是国家大事，光皇帝一人无从实现。明朝本就是君臣共治，文官才是这个国家的真正的主人。

如果动议的时候，群臣以南迁为坚决共识，那成事可能十之八九。可崇祯统治的十七年中，臣子动辄得咎，有功无赏，小错抄家，刻薄寡恩，使得崇祯后期的朝臣们大多都诺诺应事，做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因为有功不一定有赏，但有错就肯定死。

当时的朝廷议政，大臣都以中庸标榜，废话连篇，而不得真意。

所以当崇祯表露出南迁之意时，以周延儒为首的元老重臣，几乎都说得云里雾里，就一个意思“皇帝你看着办，我们不表态。”就几个低层官吏上书支持，表示南迁为首要之计，可他们的级别不够。

本来崇祯就对南迁没啥信心，感到羞耻，加上群臣一顿沉默，便打消了想法。

乱世需要如于谦这样的人力挽狂澜，可这样的人活不到崇祯末年。孙承宗，孙传庭、卢象升、钱龙锡都是当世大才，可是都因为猜忌不能尽用。陈新甲则因为透露帝意，被轻易赐死。

所以南迁之事难行，旧时沉疴亦是原因，帝王心术又是另一个原因。

不管怎样，1644年的明朝，已经病入膏肓，276年的历史走来，对于封建大王朝而言已是难得。纵使南迁可行，大明也不过多延续几年寿命，若要再续几百年，除非提前进入资本主义，不然任何措施都徒劳无功。

毕竟我们可曾见过有延续三百年的封建王朝？这是历史的局限性，农业生产方式的顽疾。所以我们才要如此追求工业化，因为只有如此，14亿人民才能和平富裕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

崇祯南迁未成，反映的只是封建王朝末年的病态而已。

按照金树峰老师的话：“无组织力量已经走向不可控的地步，唯有残酷嗜血的改朝换代才能结束这样的一种状态，走向一个新时代。”

两千年中国历史，何尝不是这样走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