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托鲁奇去世了，他留下的美丽永存
破词儿导演贝纳尔多·贝托鲁奇去世了，或许他终于可以回到他心心念念的60年代了。
国内影迷对贝托鲁奇的印象常常停留在史诗般的《末代皇帝》，或是常有争议的《巴黎最后的探戈》。
但他还有《同流者》、《戏梦巴黎》、《一九零零》这样的代表作。
©从左到右，分别是《同流者》、《巴黎最后的探戈》、《末代皇帝》和《戏梦巴黎》海报
他拍电影，常常就像他生命经验的一部分，这些经验里，又印刻着60年代记忆。
他拍《戏梦巴黎》之后接受采访说：
我永远记得60年代的青春，我们那时充满希望，心有未来，现在的年轻人不这么想，而我们那时觉得可以改变整个世界。
但他年轻时候其实性格很害羞，即使身处时代洪流之中，却并未曾亲身体验过革命本身。
这种远观，也有些像是《戏梦巴黎》里的三个少男少女，一窗之隔是狂风骤雨的现实，但他把自己关到了窗内。
©贝纳尔多·贝托鲁奇(1941.3.16-2018.11.26)
于是他用诗歌和电影来展示自己，纪念某种遗憾也好，怀念某些纯真也好。
革命常常和电影有关系。
《戏梦巴黎》开头，美国青年马修是在法国电影资料馆门口遇到了巴黎的这一对姐弟。
而正是法国电影资料馆，见证着法国人对电影根深蒂固的热爱，并在“五月风暴”前夕，发挥了更为直接的影响。
©《戏梦巴黎》开头，在资料馆门口相遇
1968年2月，法国政府突然宣布要解雇受人们喜爱的电影资料馆主管亨利·朗格卢瓦。
朗格卢瓦从30年代起将资料馆打造成了一座影片图书馆，里面收藏有默片时代的所有珍品。
戈达尔、特吕弗、夏布洛尔等领头的新浪潮导演正是在这里接受了他们早期的电影史教育。
贝托鲁奇，当然就像他电影里的美国青年马修，也曾长期混迹在这里，观看了大量独立电影、地下电影。
©夏布洛尔、戈达尔等电影人举牌抗议
巴黎、电影、青春、革命、理想，以一种奇妙的方式在此刻混合在一起，一点就着。
为了回应朗格卢瓦被解雇，学生们和电影人首先展开了一场又一场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而这一直持续到了4月底，成为“五月风暴”的一个重要前兆。
5月份，从巴黎西部的南泰尔大学开始，抗议越战、抗议警察镇压、学生被捕的学运开始从郊区向市中心扩散。
并快速在整个巴黎形成学生罢课、工人罢工，用街垒切断街道与警察对峙的重大骚乱。
所有人都聚集到街头，到处都能听到人们的即兴演说，人们在抗议、说话、喊叫、宣言、问询...
贝托鲁奇没有身在巴黎，但他的“精神之父”戈达尔就活跃在这些人之间。
就像传记片《敬畏》里把戈达尔拍出的那个样子，偏执地以38岁“高龄”活跃在属于青年人的街头，参与、奔跑、挥舞、呐喊着。
©《敬畏》里在街头的戈达尔
除了戈达尔，还有路易·马勒等电影人、包括萨特和波伏娃也身处其中。
学生们的欲望燃烧着巴黎5月的夜晚，这些欲望似乎源自年轻人浪漫主义的空想。
几十年后，阿兰·巴丢就认为，这场运动是一种“共产主义设想”。
即使没有获得成果，但老旧的生活方式已然不可能再被接受了。
其中包括学生们一直争取的“性自由”。
一个口头传说式的反抗起点，据说来自那年法国体育部长弗朗索瓦·米索福在南泰尔大学对学生提问的轻率回答。
面对严格的男生访问女生宿舍限制，有学生问“那我们的性问题呢”，米索福以一种高压式的口吻答道：
你可以跳进游泳池来败火(当时正在参加的是游泳池落成剪彩活动)。
性问题在60年代是革命性的，而这一刻，也成为一代人对上一代人不信任的经典案例。
“五月风暴”成为后来女性解放运动的起始，也是性解放运动的开始。
©《戏梦巴黎》剧照
正如贝托鲁奇回忆和拍摄的那样，情色成为68年革命的主流。
革命、政治、历史、情色，贝托鲁奇的几乎所有电影，其实都可以说是对60年代幻想的某种投影。
有人说，贝托鲁奇的电影是介于诗歌与历史之间的存在。
一首《末代皇帝》的长篇叙事诗、一段《一九零零》的六小时阶级反思史；还有《偷香》这样的诗意小调。
在成为电影导演之前，贝托鲁奇首先是一位诗人，他也相信，电影制作本身就是另一种诗歌。
他的父亲阿提里奥·贝托鲁奇在世及后来都是一位著名的诗人，所以他6岁就开始写诗了，很自然而然地。
©他的父亲阿提里奥·贝托鲁奇
而另一位对他影响深远的诗人加导演导师，就是著名的帕索里尼。
贝托鲁奇自己曾说过：“帕索里尼就是我的另一位父亲”。
他曾回忆自己第一次见到帕索里尼，是缘于与父亲的私交，导演来自己家中作客。
当时他不过十四、五岁，见到大导演帕索里尼，紧张得不行。
但他们很快成了朋友，一起写诗，交流心得，甚至贝托鲁奇的电影之路也始于给帕索里尼做助理。
©贝托鲁奇和帕索里尼
与帕索里尼的合作，让他选择离开大学，开始了电影制作事业，他说：
我必须找到自己的语言，而这种语言就是电影。
在他早先的一首小诗中，他曾这样写道：
只有那些有着敏锐感官的年轻人/才是救赎/但是如果消失在诗歌中/希望便化作尘土；
除非你和我们一样/在血液里认同共产主义/用叛逆的激情去爱那些被背叛的男孩。
帕索里尼对他最大的影响，除了让他从诗歌转向电影，另外一个就是共产主义理想。
贝托鲁奇拍摄的第二部电影，也是他成名作的《革命前夕》中，男主角就是这样一个和他背景相像的知识青年。
©《革命前夕》剧照
虽然身为中产家庭的富家子弟，但却更受到新兴的共产主义思想影响。
身处风起云涌的60年代，他的共产理想成为他认同68革命的基础，也是他后来很多电影中绕不开的一个主题。
《一九零零》里富家少爷和贫农儿子的阶级对立和爱恨情仇；《同流者》里对法西斯主义的反思。
他的电影，总是既有着60年代独属的那种革命诗意，又充满着不安、强劲和力量。
而另一位他的“精神之父”，就是活跃在“五月风暴”中的新浪潮大师戈达尔。
坊间流传的关于贝托鲁奇对戈达尔表达“真爱”的故事着实太多，据说他在跟随帕索里尼时就已经多次表达过对戈达尔的着迷。
还说，当年《同流者》在巴黎举办首映礼时，贝托鲁奇曾邀戈达尔来观看。
看后离开时，戈达尔交给他一幅毛的画像，下面一行字，写着“你要与利己主义和资本主义作斗争！”
两人同是60年代共产思想的信徒。
©《戏梦巴黎》中就贴着戈达尔《中国姑娘》的巨大海报
贝托鲁奇从戈达尔那里学到了太多。
看他早期的《革命前夕》，各种跳切、倒叙、画外音，到处都是新浪潮的影子。
怕人看不出，他还直接把戈达尔《女人就是女人》的海报贴了出来，真实迷弟一枚。
《戏梦巴黎》里，三个年轻人学着戈达尔的《法外之徒》，在卢浮宫内牵手奔跑、呼啸而过。
©《戏梦巴黎》剧照
他们打破了老电影里的时间记录，就像《同流者》里杀手要杀的人，留着戈达尔的电话号。
也像他在电影里常常杀死的他的父亲。
更像是60年代的主题：反对父权，以及反对过去的一切。
他从他的父亲以及“精神之父”戈达尔和帕索里尼那里习得技法和理念，再“杀死”他们。
生成自己独特的电影思维和风格主题。
©从左到右，贝托鲁奇和戈达尔和帕索里尼
只是，68年的故事初看就像一场“嬉戏”、一场“闹剧”，却成为无数个现代权利运动的起点。
我们一直生活在“后60年代”的世界，贝托鲁奇也一直在以他的方式拍他的60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