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无名之辈》讲的不是劫案而是贫穷和孤独!

电影《无名之辈》正在上映,观众反应很热烈,各方的议论、阐释也纷至沓来。很多人把它看作一个抢劫和破案的故事,笔者却认为影片当然讲了抢劫和破案,但这些不过是个外壳,藏在这个外壳内里的实际是关于贫穷和孤独的故事。

电影《无名之辈》讲的不是劫案而是贫穷和孤独!

影片中的主要人物是贫穷的,用一贫如洗来形容他们一点都不过分。主人公马先勇是个落魄的保安,他曾经当过协警,但因为醉驾出了车祸,导致老婆当场撞死,妹妹从此成了高位截瘫。他为此失去了饭碗去当保安,穷到连女儿的住宿费都交不起,不得不拿一包枣子试图贿赂老师。他借钱想买个有电梯的楼房,好便利自己瘫痪的妹妹,谁料由于盖楼的资金链断裂他又被套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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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公李大头也是贫穷的,他在农村盖不起房子,跑到城市里来也挣不到钱,遇到喜欢的按摩女真真,却一点娶她的条件也没有。另一个主人公“眼镜”也是贫穷的,除了能装狠充大哥以外,同样身无长物。马嘉旗当然也是贫穷的,高位截瘫的她全年靠着哥哥照顾,生活成了无尽的折磨和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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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度贫穷的生活,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匮乏,同时还意味着精神上的屈辱、困顿,意味着被别人随意蔑视、侮辱、践踏,意味着作为一个“无名之辈”,过着一种蝼蚁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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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先勇落魄至极,买包枣子都要顺手拿走人家一个鸡蛋,甚至到了蹭人家吃剩的盒饭的地步,不但因他致残的妹妹马嘉旗痛恨、鄙视他,连女儿马依依也看不起他。马依依眼看着他拿着一包大枣贿赂老师而遭拒,眼神中充满愤恨,深深地为有这样的父亲而丢人,最后在误以为他嫖娼被抓时,狠狠地打了他一巴掌。这一巴掌不仅仅是身体惩罚,同时也在精神上彻底否决了他作父亲的资格,摧毁了他作为男人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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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头喜欢真真,但却没有任何办法给她一种安定的生活。他总是乞求真真跟他好,但真真却越来越冷漠,这让他的尊严同样破产。“眼镜”不愿意被人看不起,总是装凶充狠,但仍然摆脱不了被人看作“憨皮”(痴呆、愚蠢的意思)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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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嘉旗看似尖酸刻薄、无所畏惧,然而当在两个男人面前小便失禁的那一刻,她精神便彻底崩溃了,歇斯底里地要他们离开,不想让他们看到自己这一幕。表面上的毒舌泼悍与内心的伤痛无助在这一刻显露无疑,极大的震惊了劫匪,同时也震惊了观众,让大家是那么为之而难过、同情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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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如此,几个主人公都绞尽脑汁,尽着自己最大的努力试图挣扎着从这种人生困境中摆脱出去,在资本式生产关系的汪洋大海中想抓住根稻草好浮上去。

马先勇一直想恢复协警的身份,获得一个体制内边缘的位置,他把这次劫案视为自己难得的机遇,拼着吃奶的力气也要帮着警方找到那条枪和那两个劫匪。这个念头疯狂的催促着他,为此他不但敢于勇斗刘五这样的黑恶势力,敢于自己装成嫖客去按摩城探听消息,甚至敢私自抓住波仔进行刑讯逼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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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可能决定他命运的警官陈队长面前,他永远是恭顺的、甚至是乞求的,不惜热脸贴人家冷屁股,对方赶都赶不走。他在他们那里经常换来一顿劈头盖脸的斥责,却一点热情也不减少。这个社会是少数人在政治经济结构中处于垄断地位的社会,大多数人面对可以决定自己命运的人,一般都是恭顺的、甚至是谄媚的,不然自己那点利益怎么能保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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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头和“眼镜”也想通过个人奋斗来摆脱贫困,摆脱这种蝼蚁一般被人鄙视的毫无尊严和存在感的生存状态。肯定是在试图用正当方式赚钱多次失败后,他们铤而走险干起了抢劫这个行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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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头的目的很简单,他要通过抢一笔钱回家盖房子,把真真娶回家,过上小康的生活。“眼镜”的追求则不止于物质层面,他要通过抢劫被人看作“杀人如麻的悍匪”,从而获得主流社会的敬畏,摆脱那种无名之辈的屈辱,获得一个男人的尊严感。这种想法并非无源之水,资本-市场社会的逻辑的确是笑贫不笑娼的,只要你足够凶狠、足够有手段,可以获得金钱和势力,这个社会就会敬畏你而不管你是否道德。他那种“刚入行起步要稳”“一步一步做大做强”的思想是那么好笑,却是地地道道主流社会灌输给我们的心灵鸡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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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出人意料,他们辛苦抢来的手机居然只是模型,不但钱财没有到手,更没有引起主流社会的敬畏,他们反而因为自己笨拙的行为被评为“年度最蠢劫匪”。电视台把他们抢劫的画面反复播放,配上了网友嘲讽的弹幕,做成了鬼畜视频,对他们极尽嘲讽挖苦之能事。大头和眼镜看到这一幕的时候精神也崩溃了,大头丧魂落魄,眼镜则躺在地上痛哭流涕,非要找电视台拼命:“你们可以抓老子,可以关老子,也可以杀老子,但不能这样侮辱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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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的另一个主题是孤独以及对孤独的救赎,当然是想象性的救赎。孤独在这个电影中涉及的人更多,出场的几组主要人物都是孤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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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先勇是孤独的,他因为那场交通事故致残了妹妹马嘉旗,一直被她痛恨,同时也因为人生的失败而被女儿马依依嫌弃。马嘉旗是孤独的,她因为车祸而高位截瘫终年被困在轮椅上,也没有获得真正的精神上的关爱,从而脾气变得乖张怪异。马依依也是孤独的,她的父亲是个彻底的失败者,除了打骂她之外什么也提供不了,在她心里一直为有这样的父亲而深感耻辱。在这个家庭里,兄妹关系、父女关系都是表面上维持着,已经变得脆弱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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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头和“眼镜”也是孤独的。大头喜欢真真,却无力为真真提供一个起码的生活条件,真真对他始终是爱理不理的。“眼镜”总是摆出凶狠的架子,实际是掩饰着内心的脆弱和孤独,他那么大了却因为贫穷失意从来没有过女朋友,被大头嘲笑是“处男”。他虽然装作不在乎这方面的事情,但是在天台上和马嘉旗的交往,我们看出了他内心对爱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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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老板高明一家也是孤独的。高明不但经济破产了,还因为小三的事情搞得家庭破裂。他为了小三和原配离婚了,儿子高翔也不愿意理他。他和小三中间也发生了感情危机,两人的扭打差点使车辆掉进山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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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是资本-市场社会的必然伴生品,笔者在论述重庆公交坠江一文提到过:“在改开之前,人们生活在有机的集体社会之中。城市里的工作单位、农村的生产队既是工作的地方,同时还相当于一个大家庭和集体,它除了完成工作任务之外,还负责给人们以精神抚慰。在那里人们除了是同事关系,相互之间还是兄弟姐妹叔伯姑婶,个人有了感情问题、精神挫折往往可以通过向集体倾诉得到解决,起码可以得到安慰。改开后伴随社会转型,原有的集体被瓦解了,这个新的社会体系丧失了原来的抚慰机制,使得人们精神上的问题难以得到及时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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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市场社会体系,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导向,又是以人们原子化的个体竞争来架构整个社会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之间的利益往往对立,不同阶层之间相互对抗,同一阶层内部也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和对立。这样一种利益的对立和激烈的竞争格局,必然导致人们在行事上的冷漠无情。因此资本-市场体系越发展,人们相互之间就越隔绝、疏远,相互之间往往要算计对方,也要防止被对方算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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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丧失了抚慰机制,人们之间由于利益对立又是如此隔绝、疏冷,整个社会就变得孤独了,就像剧中人物说的:“城市太大了,找不到方向”,还有那句歌词也传达了同样的意思“那黑巴巴的天好大哦”“我找不到人来讲”。

这个影片的结局很温暖。

经过这次极端的生死险境,马依依认可了马先勇的勇敢和父爱,李大头和真真发现彼此也是真爱对方,“眼镜”和马嘉旗产生了相依为命的依恋,高明和小三发现了互相离不开对方,他也因为奋不顾身赢得了儿子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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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次劫案和破案,马先勇赢得了女儿的尊重,也获得了妹妹的原谅,同时买房的问题也解决了,尽管还是回去给高明当了保安。“眼镜”在监狱中学会了护理,正在争取减刑,准备出狱后就去照顾马嘉旗。房地产老板高明把债务还上了,同时也和小三步入了婚姻殿堂。李大头通过APP向真真求婚成功,还成了网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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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很难说这符合社会的真实逻辑,这是对这个社会所难以克服的问题,给了一个想象性的解决方式。如果按照社会的真实逻辑来讲也许过于残酷,这是创作者不愿意面对的,恐怕也是观众不愿意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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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社会已经够冷漠了,谁不愿意在电影里得到一点慰藉呢?每次夜晚走在丛林般的都市街道中,笔者都感觉在这个钢筋水泥结构林立的社会里,找不到一丝温暖。这也是很多人转向从艺术中寻求安慰的原因,然而这种温暖毕竟还是虚假的,靠不住的,鸵鸟式的,一遇到冷冰冰的现实结构就要被撞得粉身碎骨的。没有整个社会结构的改变,任何慰藉的效果都是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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