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家到考古学者 遇见另一位面的沈从文
手望Sowarm“我这辈子走过许多地方的路，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年龄的人。”这是上世纪初一位大学教授写给自己学生的一句情诗。
这位女学生叫张兆和，来头很大，是江苏巡抚、两广总督张树声的曾孙女。面对如此热切的情书，张同学不为所动，她的追求者众多，痴情的老师被编号到了“癞蛤蟆13号”。
终于，老师一封接一封的情书轰炸获得了回应，这回应是……张同学抱着一摊情书找到校长处告状。校长听完投诉，看了一下情书，就被文笔内容给打动了。本该“主持公道”的校长反成了撮合两人的媒人。这个校长来头更大，他叫胡适。
胡适
校长的撮合只是给了老师继续表明心迹的机会，最终打动张兆和的，是老师信中过人的文笔及诚挚的心意。这位最终与她喜结连理又留下一世曲折情事的老师，是近代中国赫赫有名的作家沈从文。
沈从文为人所熟知，主要是凭着其代表作《边城》、《长河》及一系列反映社会底层人民现状的文章。只有小学文凭的他靠自学取得极高的文学造诣，又因为生活经历的丰富使得文章内涵深刻，观点又独具特色。
后来大家津津乐道于1988年去世的他与诺奖的失之交臂，又常拿出他与张兆和的婚恋轶事来讲。我们都知道沈先生在文学上的过人修为，不过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沈从文先生还是一位为中国考古事业做出过极大贡献的考古学专家。
沈从文与张兆和
沈从文正式踏入考古学界是在1949年宣布不再进行文学创作之后，很多人认为沈先生是由于与当时文坛上的老大哥们不合，受到排挤而不得已转入学术研究的。
沈先生的转行，固然有文学上的创作不受待见的原因，不过更主要的还是沈从文自身对文玩考古这些事物的喜爱。要不是发自真心地喜欢自己所研究的事物，是不可能如沈先生这般四十年如一日地潜心钻研并收获无数重大发现的。
期刊《文物工作资料》1962年01期
沈从文先生出生于湖南湘西，自幼相伴的一条沅水不仅孕育了他诗意的文思，沅水两侧各式各样的多民族杂居城镇更开拓了他的视野。在这里，沈先生从小就熟悉竹、木、油、漆、棉、麻等手工艺品的制作和流通。
在沈从文先生的小说中也有着无数对于童年印象中的湘西的描写。年少的沈从文喜欢看冥器店的工匠给作品贴金、涂色，喜欢看铁匠铺的匠人打铁淬火，也喜欢观察镇上织簟子的老人用钢刀破篾，又用篾编织成簟子的过程。
多年以后沈先生回忆：“我对于这一行手艺所明白的种种，现在说来似乎比写字还在行。”童年与各种手工艺的亲密接触，可以说为几十年后他转向文物研究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培养了足够的兴趣，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湘西沅水
可能很多人想象不出来，这个大学里文质彬彬的教授还当过兵。正是20岁出头去当兵的两年间，沈从文开始真正接触到历史和文物。
当时他为湘西自治政府首脑陈渠珍管理一批文物和书籍，里面有宋至清的古画，有铜器有古瓷，还有一大批碑帖跟十来箱古籍。
通过对照古籍研究这些文物，一个关于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大门被这个年轻人推开了一条缝隙，而从中透出的辉煌亮光，牢牢地将这个年轻人吸引住了。
对于这段重要经历，沈先生说：“我从这方面对于这个民族在一段长长的年分中，用一片颜色，一把线，一块青铜或一堆泥土，以及一组文字，加上自己生命作成的种种艺术，皆得了一个初步普遍的认识。由于这点初步知识，使一个以鉴赏人类生活与自然现象为生的乡下人，进而对于人类智慧的领会，发生了极宽泛而深切的兴味。”
抗战前的沈从文
1923年的秋天，结束了兵戎生涯的沈从文只身来到北京。在接下来的二十多年间，他一边写作，一边当教授教人写作。剩下的时间呢，一半用来追求一个叫做张兆和的女学生，另一半，自然用在了研究自己热爱的文物上。
琉璃厂、天桥、廊房头条、二条及前门大街等地方，只要有古董的地方就常见这位身着长衫操着一口湖南口音的斯文教授的身影。三千年来的东西从清宫中一股脑流落出来，刚到北京的沈先生每日食不果腹，但这处文化殿堂却给予了他极其充足的精神食粮。
到北京十年后，在大学任教的“北漂”沈从文才算是站稳了脚跟。有了些许财力的沈从文开始购买和收藏文物，从青花瓷到耿马漆盒，从宋明旧纸到破损的古董家具，沈从文收藏了大量价格便宜又不影响研究的文物。
纹饰精美的漆盒
跟其他收藏者不同的是，沈先生收藏文物不为增值，他收藏的文物研究把玩一段时间后大多送了人。北京大学筹建博物馆时，他不仅把自己收藏的大批文物捐赠出去，更热心地四处劝说别人捐赠。
千百件文物辛苦收集来又送出去，似乎空忙活一场，但对于沈从文来说，最珍贵的东西——关于文物的知识积累及了解，已经牢牢地保存在他的大脑中，这才是永远不怕失去的财富。
中年沈从文
1949年初，跟不上当时主流文学步伐的沈从文受到批判，加上面对昔日好友及妻儿的不理解，他曾一度陷入试图自杀及精神失常的绝境。
1949年底，自杀未遂的沈从文似乎想通了，让他从精神困境中脱身而出的正是对文物研究的一份热忱。他从北京大学的讲台上转入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经历了这一年煎熬的思考，重新归来的沈老宛如新生。
在历史博物馆他不顾受到的冷落与排挤，一头扎进了文物的世界中不倦钻研。在午门城楼的穿堂风里，在尘封着几百上千年历史的坛坛罐罐中，他转悠了十几年，完全沉浸在这个陈旧而又新奇的新世界中。
从故宫午门迁至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中国历史博物馆（摄于1959年9月）
给文物写标签，这是调任历史博物馆的教授级研究员们看不上的工作，但沈从文偏偏做得津津有味。他写标签比别人多了一层心机，对每件文物的外貌特征、风尚习俗、纹饰特色、笔调风格都看得细致入微，边看边写边想中，光总结历代服饰的卡片就记了几十个抽屉。
而对服饰的研究深入之后，通过触类旁通，对青铜、玉器、竹简、漆器、陶器、纸张、绘画等文物他也渐渐驾轻就熟。摸过几千面铜镜的沈从文到后来都不需要看，只用手摸就能将一面铜镜的型制、朝代说得一清二楚。
给参观者当说明员，这更是其他研究员自恃身份不可能去做的一件事。沈从文是这些教授级研究员中唯一一个会亲自下场讲解文物知识的人。
对于这段往事，沈老的弟子汪曾祺也并不十分理解：“从一个大学教授到当讲解员，沈先生并不觉得有什么‘丢份’……只是熟人看见他在讲解，心里总不免有些凄然”。
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的汪曾祺与其师沈从文先生
对于沈从文来说，文物讲解可能也是排遣内心积郁的一个途径。在做讲解员时他遇到过形形色色的观众，有村里来的小教员，有美术学校的学生，更有乡下来的老大娘或者退役的解放军等等。与这些人无心机的交谈中，生活中不受待见的抑郁渐渐淡去。
曾有幸听过沈先生讲解文物的学者回忆起来，只感到在先生跟前如沐春风，面对有所领悟的观者，他还会旁征博引，反复启发，诱导对方进行思考。
后来的考古学家王㐨、孙机等都是在历史博物馆偶遇了沈从文的讲解之后受到启发而投身这一行业的。
后来成为沈从文工作得力助手的王㐨与沈先生
在历史博物馆的十几年中，沈从文接触了近十万件文物实物，这为他后来提出“用文物知识和文献相印证”的研究方法，并贯彻始终地进行考古文物研究奠定了旁人所不可能及的厚实基础。
这些年间沈从文先生还兼任故宫博物院的织绣组顾问，频繁出入故宫进行文物研究。如此丰富的阅历及自身的不倦修行终于使沈从文先生成为了中国近代文物史方面屈指可数的学识渊博的专家。
沈从文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做解说员
1964年，沈从文接到国家的一个重要任务——编撰《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因为当时进行外交活动的领导人们发现很多国家都有自己的民族服饰博物馆，但中国在这一块的研究上的一片空白，提及要修中国服饰史，大家首推就是沈从文。
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根据自己丰厚的知识积淀写下的大作，在即将出版时却撞上了文化大革命风波，出版计划被搁置了下来。随后沈先生又被下放，但就算是在饱受屈辱的时候，在图书资料散失殆尽的条件下，他依旧凭着自己的记忆为《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增补着资料。
这个即将填补中国考古史上一大空白的重大项目，可以说是沈先生后半生心血的结晶。而这部大作的命运也如同沈先生的一生般历尽曲折，终成正果。
1981年，这部大作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可算是了却沈先生一大愿望。
1981 年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和1995年日本京都书院出版的日本增补版
除了这本穷尽中国历代服饰细节变迁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在文物研究领域沈从文先生还留下了《龙凤艺术》、《花花朵朵 坛坛罐罐》等等著作，他的研究范围涉猎极广，成就惊人。
在文学方面，有汪曾祺继承了沈从文先生的衣钵，而文物考古研究方面，沈先生也培养出了王㐨、王亚蓉等近代考古学上赫赫有名的大家。
王㐨、张兆和、沈从文与王亚蓉
有趣的是，当年中国百科全书选择关于中国历代服饰的词条时，很多考古或者史学上的专家对选择沈从文先生的研究成果作为标准颇有微词。理由就是一个文学家，都没有专业学过考古或者史学，怎么可能得出有权威性的研究结论呢？
然而经过对比，以实物与文献相结合的沈从文先生研究方法得出来的研究结论是最能服众的，最终选择了沈先生的研究成果录入中国大百科全书词条。
很多自恃专业而目光短浅的“专家”被狠狠打脸，真正的大学者，就算做的不是自己本来的专业，其治学态度及思想高度也注定了他能做到比很多所谓的“专家”更高一筹。
晚年沈从文与妻子张兆和
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先生于家中病逝。在他弥留之际，家人问他可有什么遗言，沈先生答：“我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想说的。”
半世从文，半世考古。他去世后姨妹张充和为他写来挽联：“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沈先生一辈子想说的话，都藏在他如浩瀚星海般的煌煌大作里面了。
资料来源：
《花花朵朵 坛坛罐罐》
《中国服饰史》
《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
《以“物”见“文”，沈从文文物研究的成就和意义》
《沈从文的后半生 孤寂中，创造一条新路》
《沈从文的后半生与中国服饰史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