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卷时代的妙人雅士 青年维也纳

在美好年代这叫“妙人”或者“雅士”，在我们这个年代这叫“啃老”“富二代”。这就是社会的进步啊！

在人人都谈论“内卷”的时候，文科人的焦虑毫无疑问更迫切一些。这是为什么？

因为眼下的资产阶级道德就是物尽其用，你生而为人但在阶级社会里你首先是物，你要尽其用。你的学识、道德、趣味、乃至于为人处事的唯一核心和评判标准就是“物尽其用”。说的直白点，你值多少钱。这个评判标准是资本主义的最大成就。在这里，我们要加上“之一”。但是假如我们换一个说法，那就是把对一个人的评判标准从“你有多少钱”转变为“你能赚多少钱”，那这个转变一定是资本主义的最大成就，完全不用加什么“之一”。

几千年来人类从采集狩猎到维多利亚时代，工作都是有目的的。1913年卡尔·克劳斯纠结再三还是在他的《火炬》上登了一则启示说“为了孩子的教育拉克丝-许勒需要2500克朗”。这个启示告诉我们这2500克朗是为了孩子的教育。出于具体的目的换算出具体的价格，这是传统的思维方式。劳动也好募捐也好都有具体的目标。

查尔斯·兰姆说自己的真正全集是公司的账本

劳动为了生存，所以劳动是生存竞争的一种形式，卡夫卡戴着套袖在波西米亚王国社会保险公司里办公和查尔斯-兰姆在公司里记账没两样，他们都是为生存觅食的动物。所以塞万提斯让堂吉诃德在小说的第二部里说“自由就是每天的面包”。是的，在传统的道德之下，劳动是觅食，目的是获取钱财。一旦钱财足够或者工作之外有暇，你就可以得到自由，投入到自己的爱好里去。财产本身就是自由，一旦你的财富足够你就可以获得自由。即使你抛不下你的生意，但是在你家里你要远离你的生意。美好年代的资产阶级家庭，他们最好、最豪华、透气和采光最高的房间不是用来住的，而是用来“展示”的，被叫做“雅室”，在这个被弄得像博物馆般的房间里，一个小布尔乔亚也可以追求自己的“崇高理想”。

保险公司职员卡夫卡

这种思想大大的阻碍了经济发展。一旦人们捞够了钱，他们即使不能把自己从生存竞争里解放出来，他们也会把子女从生存竞争里解放出来。他们让孩子受教育甚至让他们学习（掌握）一技之长，但那是为了以防万一，不是真的让他们为社会做贡献。比如哈布斯堡王朝就保持着这个传统，拿破仑二世住在他姥爷的宫廷里，遵循哈布斯堡王朝的习惯，系统地学习了园艺学，但他有生之年都没用上这门手艺。

孟德斯鸠伯爵的雅室，普鲁斯特通过对他的巴结奉承，终于被领入贵族社交圈。

而资本主义就不然了，在资本主义的道德里，觅食不再是手段了，觅食本身就是目的。你不再是一个人了，你是物。你有价格有功能，损坏了要照价赔偿，而且大头不是赔给你而是赔给拥有你的“社会”。比如某人要是开车撞死你，即使他积极补偿赔偿你的家属，他还是有可能坐牢。因为他撞死你的时候严重地损害了社会的利益。抽象的集体对你享有主权。

一个人的价值从他喜欢什么，愿意做什么，在愿意做的领域里做了什么这些主观的领域，转变成了他通过做这些事赚到了多少钱，多么直观。早一百多年，你问奥斯卡·王尔德“你弄的这些玩意能换多少钱？”，他肯定给你看他的白眼仁。你客气了很多，问他另一个问题“那么今天上午您忙什么了？”王尔德回答“我给我的诗加了逗号”。“那下午呢？”你追问，他回答“我把逗号又去掉了”。

那中午呢？中午在跟波西一块吃饭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文科在我们这个时代备受歧视，因为评判标准变了。文学、历史、哲学这些东西原本是从生存竞争里解脱出来的人出于兴趣和爱好的追求，不是谋生的工具。吉本在写《罗马帝国衰亡史》的时候捞了多少钱？孟德斯鸠的舅舅把高等法院的职位留给他，他直接卖了变现全身心投入他的学问里去，这在旧制度下再正常不过了，在我们这个时代叫啃老。

加斯东-加利马尔老板的爹考了个工程师的资格，但是前半辈子玩艺术后半辈子玩演员，在美好年代这叫“妙人”或者“雅士”，在我们这个年代这叫“啃老”“富二代”。这就是社会的进步啊！在古代一个人浴血奋战可能就把他的几代子孙拯救了，在资本主义早期一个人努力奋斗至少两代子孙就过上了体面的追求自己兴趣的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高通胀告诉你谁也跑不了，就算你跑了我们也能用道德评判压死你。资本主义的成就在于成功地奴役了每一个人。而我觉得XX主义的成就大概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再进一步，把“我们只能劳动”变成“我们只想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