蚂蚁集团今天能有3万亿市值，少不了过去十年政府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把风险控制为零才是最大的风险。” 在台上，马云豪情万丈地说出这句话。
10月24日，外滩金融论坛上马云的一席演讲激起千层浪。在马云仅有3876字的演讲中，“监管”一词出现12次。他不仅将现有的银行模式称为“当铺思想”，还将全球最重要的银行资本和风险监管标准巴塞尔协议称之为“老人俱乐部”。
此时台下不仅坐着中国四大银行行长，也坐着金融系统顶级的学者、政策制定者。2天前的上海，蚂蚁集团正式确定IPO定价，瑞信研报预估蚂蚁集团的市值将达到3万亿元。这已经远远超过了工农中建四大行中任何一家的市值。
马云在演讲的一开始就给台下诸位打了预防针“我反正已经退休，就畅所欲言一下。”整篇演讲主旨可以用马云自己的话总结：我们不能用管理火车站的办法来管机场，不能用昨天的办法来管未来。
一个坊间谈论的事件或可窥探一二：据路透社的消息，蚂蚁集团上市时间曾有调整，导火索之一是支付宝上5大基金公司对蚂蚁集团新股进行战略配售。和以往基金发售银行作为购买渠道不同，支付宝成为了五只基金的唯一购买渠道。
对蚂蚁集团而言，巧妙绕开现有“游戏规则”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
比如在其金融or科技的身份界定上。一位不愿具名的金融行业资深从业者对《创造一下》表示：“某些公司以科技公司之名，避开金融监管之实。”
甚至在马云演讲当天，台下诸君对马云“诟病监管”的行为也不敢苟同。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陈文辉在其演讲中直言：“在金融科技领域能够产生像蚂蚁集团这样的机构，跟整个监管上的包容审慎的态度是分不开的。”
《创造一下》采访了多位金融从业者、银行高管，并听到了一种相似的声音：“谁都能抨击监管，但你马云不行！”
2004年1月，马云正式启动支付宝项目。在此之前，“担保交易”功能已经上线。当时国内对于第三方支付并没有相应的监管法律，从业者都在灰色地带中摸索前进。
相比于中国市场的监管宽松，当时日本、美国等市场在第三方支付监管上有着更为严格的法律。个人隐私保护和数据安全高标准成为这些国家内第三方支付公司难以做大的原因之一。
就在支付宝启动的一年后，在当年央行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报告中，央行提出“非金融类机构在支付服务市场中的作用日渐增强，成为支付服务市场的重要补充。”这不仅肯定了支付宝的积极作用，还为支付宝的进一步发展大开绿灯。此后不久，发布的《支付清算组织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直接将第三方支付纳入了合法体系。正是政策红利让支付宝一改“游走于灰色地带”的现状，开始在合法的境况下乘风破浪。
上线5年后，支付宝的用户数已经超过1亿人，成为了国内最大的第三方支付机构。
“除了政策监管红利，还要看到消费文化诱导层面的监管空白带来的红利。”一位银行从业者表示，在蚂蚁集团的商业逻辑中，其最重要的一环便是“刺激消费”而实现的流量红利。而在刺激消费的过程中，相关部门在伦理层面一直没有对其进行有利监管。
以蚂蚁集团最近的广告宣传为例“花呗，5亿用户的快乐生活。”这种直接鼓吹超前消费、透支消费的诱导行为是否应该被监管？
传播学、新闻伦理学学者李静认为，这也是蚂蚁集团享受到的“监管红利”之一。在国外相关的产品宣传语需要应对更为严格的审核标准。“一些信用消费产品，可以鼓吹便捷支付、低利息等宣传点，但直接鼓吹信用消费的会受到伦理质疑。”其中最大的区别在于产品宣传和消费理念宣传之间的差异。
在蚂蚁集团发布的招股说明书中，2020年上半年蚂蚁集团最大的收入来源是微贷科技平台。这是一个给个人消费者和经营者提供信贷服务的平台，我们所熟知的“花呗”、“借呗”等正是这一平台的核心产品。来自平台数据显示，目前微贷科技平台贷款余额中消费信贷高达1.7万亿元，而经营者信贷也达到了4000亿元。
年轻一代已经成为蚂蚁集团信用消费的主力军。在2017年花呗发布的《2017年轻人消费生活报告》中显示，90后用户占到了47.25%，大约平均每4个90后中，就有1个在用花呗进行信用消费。而蚂蚁集团公布的《中国养老前景调查报告》显示，35岁以下的花呗用户中，56%的人没有储蓄，开始储蓄的人中，每月储蓄仅为1389元。
在蚂蚁集团此前推出的多款宣传片中，不难看到这样的剧情：手头拮据的年轻人，通过花呗或借呗，可以享受到更为高档的产品和服务。“透支未来，享受当下”这是许多广告人对其宣传片的观后感。
实际上整个阿里生态正在刺激消费的大旗下，形成商业闭环。通过优酷等内容平台，大量宣传超前消费、鼓吹消费主义的内容产品被投入到市场。而淘宝、天猫等消费平台成为最佳的流量端口，在支付环节，花呗等产品有机介入，最终成功让消费者以信用消费的模式完成交易。
根据公开资料计算，花呗最低利率为万二，平均利率约为万四，而花呗平台上人均贷款约为2000元左右。如果一个消费者在花呗平台上借2000元，其年化利息已经超过10%。
实际上目前银行小额贷所面临的监管力度，和支付宝平台花呗等产品的监管力度不可同日而语。熟悉银行业务的人士表示，为了审核一笔贷款，银行需要走完善的流程并且进行风险评估。而在花呗和借呗等产品中，这些环节都被“合理”地省去。
财政部副部长邹加怡认为要“防止金融科技诱导过度金融消费，防止金融科技成为规避监管、非法套利的手段。”而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会长李东荣则明确表示所有金融业务都该纳入监管，无论是传统金融业还是所谓的“金融科技”“同类业务适用同等监管的一致性原则”。
多位金融业从业者表示，在过去十余年间，中国政府给科技+金融领域创业者提供的生态环境比国外市场好得多。
以蚂蚁集团最核心的科技能力大数据为例。根据蚂蚁集团的公开资料，支付宝平台会通过消费者每一次支付和信贷记录实现大数据计算，从而为消费者提供更为精准的服务。以支付宝转型后的生活服务为例，不同用户打开界面后看到的推荐内容并不相同。
而马云也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支付宝之所以可以将信贷风险合理把控，正是因为大数据等科技能力的支持。以花呗平台为例，花呗会收集消费者的消费记录和还贷行为，而消费者在支付宝平台上的其他数据也会成为“衡量”的一部分，最终那些有着更优质还贷能力和更高消费欲望的用户会得到更高的花呗额度。
“这样的事情在国外很难复制，因为用户隐私的监管更为严格。”一位TMT分析师表示，Facebook等科技巨头正陷入滥用用户数据而产生的烦恼之中。Facebook最赚钱的业务其实一直是News Feed，通过源源不断给用户提供其感兴趣的信息而将用户注意力转变为广告流量。而News Feed模式基于用户信息的抓取和分析。2018年爆发的数据泄露问题将News Feed模式推上风口浪尖。
在日本，用户数据隐私也被高度保护。曾有一些日本创业者试图在日本开发支付宝模式的产品，但最终遇到了政策和市场的双向压力。尤其在市场层面，日本消费者认为数字支付对用户隐私数据的不利影响较大。以至于直到今天日本市场上传统信用卡和现金消费依然是主流。
甚至支付宝走过的道路在国外也充满荆棘。以PayPal为例，在1999年创立后，PayPal便遇到了身份界定争议，甚至险些被定位“非法支付”。和支付宝一开始便在灰色地带从容生长不同，PayPal的崛起之路一直伴随着法院的木槌声。
2015年PayPal因为推出了基于授信额度的消费产品而被起诉。这是一种非常类似花呗的产品，用户基于个人信用而拥有一定消费额度。但这种信用消费模式最终被判死刑，美国消费者金融保护局（Consumer Financial Protection Bureau，CFPB）指控PayPal利用欺骗性广告宣传PayPal Credit，并要求PayPal支付2500万美元退款和罚金。自此之后，PayPal再未推出过类似花呗的信用消费产品。
对银行业从业者而言，支付宝的崛起之路显得并不那么“公平竞技”。以信用卡支付和数字支付为例，随着更多人使用花呗替代信用卡，银行业逐渐出现了 “监管力度一致性”的呼声。
在美国，亚马逊近些年推出了针对企业用户的信贷产品Amazon Lending。亚马逊平台的中小卖家可以在这一平台根据信用记录获得信贷，这款产品非常类似支付宝上的借呗。但在监管方面，Amazon Lending虽然比银行的借贷流程简化许多，但是在资质审核方面依然有许多类似银行的必备环节。
实际上在美国金融史上，非金融行业试图渗透该领域的努力往往无果而终。20世纪90年代，零售巨头沃尔玛曾试图注册一家储蓄和贷款机构，但最终这个项目被格莱姆-莱赫-布利利法案否决。
沃尔玛并未放弃努力，2005年这家零售巨头继续在犹他州等地申请类似项目，但依然遭到否决。而亚马逊和沃尔玛所面临的阻力，是蚂蚁集团未曾有过的。如今蚂蚁集团的业务已经高度类似银行，而在美国这是不可能出现的情况。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劳伦斯·怀特认为：“商业公司成为银行，在美国是不可能的。”
其实蚂蚁集团享受到的监管红利比人们想象的多。以信用记录为例，芝麻信用纳入了社会征信系统。这意味着花呗和借呗上的借贷行为必须强制偿还。在国外几乎没有任何数字金融平台可以获得和银行相同的“信用记录和使用的权力”。
眼下，国家相关部门应该进一步出台针对蚂蚁集团的监管政策。尤其在用户数据使用、隐私保护和信贷审核一致性等环节加快政策推出力度。或许正如邹加怡所提到的观点：“要防止金融科技助长赢者通吃的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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