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迷思：西方民主国家为何抗疫失败？

这次疫情让西方民主国家的弊病暴露无遗，那就是如今的西方国家普遍缺乏应对公共危机的能力。疫情中，无论是政府还是民众，都进退失据，长期不能形成清醒的认识，正是这种麻痹让疫情造成了巨大的人员和经济损失。

西方国家并不是一开始就缺乏应对危机的能力，在漫长的历史中，西方一直以高效著称，一二战时的欧美可以迅速进入战时状态拥有强大的动员力，而在防疫方面，无论是大规模的隔离还是医用口罩的普及都是欧美率先使用，我国到了清代才将其系统引进，在西班牙流感中，欧美各国普遍强制民众戴口罩，美国甚至规定不戴口罩的人要被枪毙，可见管理之严格。

直到近几十年，西方的动员能力才急速下降，简单归纳，就是西方丧失了进入紧急状态的能力，遇到灾难时，政府、民众都缺乏危机意识，政府在关键时刻权力不够大，民众在危机来临时缺乏对群己边界的正确认识，这两点合起来，造成了西方国家的集体大溃败。

一、80年代前的西方并不缺乏动员力

虽然今天西方的表现很费拉，但历史上西方应对危机的能力一直很强，这个传统可以追溯到古罗马。

虽然以今天的标准看，罗马共和国算不上民主，但在古代世界，他已经是公民政治参与极高的国家，但即使是罗马共和国，也设有独裁官制度，罗马人深知民主的缺陷，比如在危机时刻，众人互相扯皮会严重降低效率，雅典之所以覆亡就跟实行原教旨的民主不无关系。

吸取了雅典人的教训，罗马人设立了独裁官。在危机时刻，元老院会任命一位独裁官，他在六个月的任期内拥有军政大权，可以调动一切资源，在布匿战争期间，独裁官的设立发挥了重大作用，帮助罗马击败了迦太基，正因兼具君主国和共和国的优势，西塞罗将罗马称作混合制度。

布匿战争期间，罗马的独裁官制度发挥了重大作用.

继承罗马的传统，18世纪后实行代议制民主的西方国家，皆保有紧急动员的能力，其动员力之强大，远不是清朝、奥斯曼、沙俄这些专制国家能比，这在大萧条、一二战和西班牙流感中都得到了鲜明体现。大萧条中，罗斯福获得了远超其他总统的权力，可以暂时连任，可以深刻干预经济、司法，这种暂时的集权让美国挺过了那段艰难时刻，再比如英国，丘吉尔在战争期间获得了非常权力，领导英国成功抵御了德国。

而在西班牙流感期间，欧美都实行了严格的隔离制度，并强制公民戴口罩，美国甚至规定不戴口罩的人要被枪决，虽然有民众认为这违反了美国的宪法，但皆没有形成很大的波澜。

那时的西方国家，领导人在紧急状态下会被授予非常权力，公民也非常自觉的配合政府，在大萧条、二战、西班牙流感期间，西方民众皆显现出强大的忍耐力，二战期间，英国民众完全容忍了丘吉尔的蛮横无理，完全容忍了丘吉尔牺牲平民的行为，在这些非常时期，公民的自由当然受到了很大侵害，但那时西方上下都能意识到这是非常状态下不得已的行为，这种共识在如今的西方已经看不到。

西班牙流感期间美国强制国民戴口罩。

英国选民并不喜欢丘吉尔，但在战时，英国人容忍了丘吉尔的蛮横无理。

二、承平日久，政府民众皆缺乏危机意识

曾经的西方动员力强大，但疫情期间这种能力不复存在了，我认为有两个原因。

首要原因是承平日久，民众极为缺乏危机意识，不能处理好群己边界。我们可以发现，西方政府并不是没有抗疫，排除美国这个异类，欧洲各国都号召公众戴口罩，执行社交距离，意大利甚至学习中国想要采取局部封城，但是无论何种措施，都遭到了公众激烈的反对。

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英国、西班牙、德国还是意大利，都出现了大规模群众抗议事件，认为政府的防疫措施侵犯了他们的个人自由，他们还故意不戴口罩来表达对政府的蔑视，还有英国很多人，在政府宣布避免大规模聚集后，依然选择进入酒吧夜夜笙歌，导致了大规模聚集性感染，这些行为完全不负责任。

他们的行为不是在对抗政府，而是威胁到了那些想要活命的人。你自己不在乎生死没有关系，但你不能将别人置于险境，这些人只考虑自己的个人自由，而完全无视公共利益，而对公益的重视恰恰是民主制度的基石。

有人说西方并不在意疫情，但我们都看到，意大利、西班牙等国普遍出现了医疗人员精神崩溃、床位紧张、老人哭泣的景象，可见仍有相当部分的西方人在乎疫情，在乎生命，这些人的生存权是否应得到尊重？

整个疫情，西方民众完全没有处理好群己边界的关系。

 

 

除了民众，政府也极为缺乏应对危机的能力，这种情况有两个原因：

一是承平日久，公众缺乏危机意识必然影响到上层，议会无法就防疫达成一致，总统或首相无法获得颁布紧急状态的授权。

二是欧美的政府权力在80年代后被大大削弱了。

80年代里根撒切尔的改革除了推进私有化，还大肆削弱中央政府的权力，那时，放权于地方成了主流。如美国的里根将权力大幅下放给各州，英国也逐步放弃了实行几百年的中央集权体制（威斯敏斯特体制），放权于地方，并加强司法监督。这导致欧美各国的政府权力都出现了弱化。

这次美国抗疫失败，川普固然负主要责任，但即使川普想积极抗疫，恐怕也做不到，一是美国国会未必能达成一致，川普难以颁布紧急状态。二是80年代后，美国放权于州，即使川普下了命令，也会遭到州政府的阻挠。川普任何扩大权力的行为都会遇到强烈的掣肘。

实际上80年代后，美国应付危机的能力一直在下降，不要说新冠，就是寻常的飓风、森林火灾也应对失策，这次的加州山火，造成的损失不可估量，但美国政府毫无对策。

同为代议制民主国家，日本韩国表现就要好得多，日韩的民众都能严格遵守政府的禁令，日韩的中央政府权力也大于欧美，尤其是韩国，总统是合法选举的皇帝，在抗疫中显现出了很大的优越性。

韩国日本等东亚国家表现远强于欧美。

三、常态下私域优先，危机下公域为上

疫情暴露出了西方国家的弊病，他们无疑需要反思。其核心问题就是群己边界的问题。

80年代以来，西方陷入了一种原教旨的民主主义，即凡事都只考虑个人自由，而忽视公共利益，任何加强政府权力的行为都被污名化为共产主义。但西方忘了，代议制民主本就是在吸取了雅典教训的基础上建立，他吸收了君主制、贵族制的优点，弥补了直接民主的缺陷。

常态下，是私域优先，政府需要保障公民的个人自由与合法权利，但危机下，就是公域为大，政府需要公民让渡更多的自由来处理危机。如今的西方，没有认识到常态与危机的区别，没能处理好私域与公域的问题，西方陷入了一种原教旨的民主主义，过度考虑公民的个人自由，严重忽视了社会共同体的集体利益，个人理性在某些情况下于集体理性是严重冲突的，西方国家必须认识到这一点。

虽然西方国家在疫情中暴露了严重的问题，但我同样反对一些人由此反对民主鼓吹专制，首先专制在常态下对于私域的侵犯是严重的，而且也不是所有专制国家都能妥善应对危机，比如这次俄罗斯的疫情防控就极为糟糕，非洲、中东那些专制国家更不用说，他们往往平常鱼肉百姓，关键时刻毫无作为，这样的国家无疑是最为糟糕的。

因为疫情否定整个西方代议制民主是错误的。最优秀的制度，始终是兼具多种制度优点的混合体制，实际上，无论是我国还是西方，都需要不断的政治改革，我国需要在私域上下功夫，加强法治建设，保障公民的个人权利，尤其是言论自由权。西方需要在公域上下功夫，加强政府的危机应对能力，遏制无限度的个人自由，加强公民的集体责任感。

不能因为西方的失误就沾沾自喜，也不能因为我国的成功而夜郎自大，改革永远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