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献给维尔姆·霍森菲尔德
利维坦
利维坦按：此文有电影《钢琴家》的部分剧透，未看过此片的，请酌情考虑是否继续阅读。
2002年，导演罗曼·波兰斯基（Roman Polanski）执导了影片《钢琴家》（The Pianist），凭借此片，他获得了第五十五届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金棕榈奖。而影片则是根据波兰犹太裔钢琴家瓦迪斯瓦夫·斯皮尔曼（Wladyslaw Szpilman）1946年出版的自传体小说《死亡城市》（Śmierć miasta）改编而成。因为当时波兰政府的查禁，此书直至50多年后才再次出版。
小说《死亡城市》（Śmierć miasta）。图源：Antykwariat Warszawa
片中饰演斯皮尔曼的是有着一张耶稣面容般的演员艾德里安·布洛迪（Adrien Brody）。图源：豆瓣电影
年轻时的瓦迪斯瓦夫·斯皮尔曼。图源：wehrmacht-info.com
瓦迪斯瓦夫·斯皮尔曼生于1911年12月5日，他很早就在音乐方面显露出了过人的天分，16岁考入华沙的肖邦音乐学院，1931年曾受邀到德国柏林艺术学院学习。斯皮尔曼的父亲萨缪尔·斯皮尔曼（Samuel Szpilman）是歌剧院的一名小提琴手（这在影片《钢琴家》开头一家人讨论如何藏钱的时候有所体现），他一直很仰慕德国的音乐文化，常感慨“德国有300部歌剧，而波兰只有3部”，以此来激励儿子的音乐创作。1933年希特勒掌权后，斯皮尔曼回到华沙，很快成为了一位在当地小有名气的钢琴家和作曲家。1935年4月1日，斯皮尔曼加入波兰电台，演奏古典音乐和爵士音乐，直到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华沙。
纳粹政府在华沙在内的很多波兰城市设立了犹太人居住区，斯皮尔曼和家人的公寓也在其中。为了勉强支持一家六口的生计（父母，两个姐姐，一个弟弟和他本人），斯皮尔曼在犹太区的一间餐厅继续弹奏钢琴。1942年，斯皮尔曼的其余家人被送至特雷布林卡灭绝营（Treblinka），在毒气室被杀害【值得一提的是，影片中着墨较多的是斯皮尔曼的弟弟亨利·斯皮尔曼（Henryk Szpilman），就是出口朗诵莎士比亚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位。真实的亨利·斯皮尔曼本身也是诗人和音乐家，精通英语和德语，生前曾翻译过《浮士德》，但资料被毁】。二战结束时，只有斯皮尔曼一人奇迹般地存活下来。有很多人帮助过斯皮尔曼，而其中的一位，是一名纳粹军官。他的名字是维尔姆·霍森菲尔德（Wilm Hosenfeld）。
1895年5月2日，维尔姆·霍森菲尔德出生于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家庭，其父亲是一所天主教学校的老师。年轻时的维尔姆想要追随父亲的步伐成为一名教师，但在1914年7月他19岁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维尔姆入伍参战，1917年受重伤后获得二级铁十字勋章。康复后他回到家乡，于1918年开始担任教师。两年后，他与安妮玛丽·克鲁马赫（Annemarie Krummacher）结婚——一位和平主义思想的新教徒，也是印象派画家卡尔·克鲁马赫（Karl Krummacher）的女儿。婚后，二人共育有两个儿子和三个女儿。
1936年，维尔姆·霍森菲尔德（左）与妻子安妮玛丽以及他们的四个孩子。他们的第五个孩子——女儿乌塔（Uta）在拍摄这张照片之后的一年诞生。图源：wehrmacht-info.com
维尔姆·霍森菲尔德（左）与影片《钢琴家》中饰演其的演员托马斯·克莱舒曼（Thomas Kretschmann）。图源：Emily Ann Putzke
和当时的很多德国青年一样，经历过战争的维尔姆把因一战签署的《凡尔赛条约》视为对德国的侮辱，这与其受到德国爱国主义和普鲁士服从主义影响不无关系。到了1933年，他也被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的政治观点所吸引，并于两年后加入了纳粹党。尽管他不赞同纳粹的反犹主义以及对于天主教的敌意，但面对一个振臂高呼民族复兴、经济腾飞、一雪前耻的政党，维尔姆无疑是被感召了。
1938年，维尔姆全家照。图源：SALON / Hauptraum
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华沙时，维尔姆44岁。他于当年10月被调往波兰，第一个目的地是帕比亚尼采（Pabianice），负责参与建造管理战俘营。12月，他被分配到文格鲁夫（Wegrów），直到1940年3月他的部队转移到了亚杜夫（Jadów）。1940年7月最后迁到华沙，直到战争结束期间，他都一直呆在那里，担任参谋营体育官员（主要负责负责管理华沙驻军的体育设施，组织各种运动项目的训练和比赛）。
在帕比亚尼采管理战俘营的时候，维尔姆就已经开始尽可能地救助一些波兰人。通过维尔姆与妻子的通信来看，他对纳粹逐渐流露出的失望和厌恶，可能和他亲眼目睹了纳粹对当地犹太人、天主教徒（当时波兰一半以上的天主教神职人员被送往集中营，主要以达豪集中营为主）以及波兰人所犯下的太多暴行有关。在写给妻子的信中，维尔姆对于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均表达了厌恶之情，当时的波兰已经被苏联和德国瓜分，而维尔姆认为这是在国家意识形态下所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你必须问问自己，在我们的国家，为何会允许这种堕落的发生……不幸的是，这些正是在我们国家占据高位的人。”
1939年，他在帕比亚尼采战俘营附近遇到一名名叫佐菲亚·切奥拉（Zofia Cieciora）的犹太女子，这位犹太女子称她的丈夫被关在战俘营内，她有孕在身，而她的婆婆病危，希望能临终前见上儿子一面（实际上她撒了谎，佐菲亚并未怀孕，她的婆婆也没有病危）。三天后，维尔姆便释放了切奥洛娃的丈夫、波兰军士长斯坦尼斯拉夫·切奥拉（Stanislaw Cieciora）。这之后，维尔姆和他们成了朋友。几年后，维尔姆还救助了斯坦尼斯拉夫·切奥拉的哥哥安东尼·切奥拉（Antoni Cieciora），这在后文中会提到。
在帕比亚尼采，维尔姆抱着当地波兰人的孩子。图源：Naszemiasto.pl / Paweł Reising collection
1942年1月的万湖会议（Wannseekonferenz）之后，纳粹落实了大规模处理犹太人的方案。在波兰的德国官员不断催促海德里希，希望能尽早在德占波兰实施“犹太人问题的最后解决办法”。他们觉得德占波兰的问题是黑市贸易，而“解决”当地的犹太人便可以解决黑市的问题。况且在波兰的犹太人不需要被运送到其他地方，所以他们可以很容易地“解决”波兰的犹太人。
电影《钢琴家》中，一名德国军官没有任何理由（也可以认为是有一批新的犯人要到，提前处理掉一些老弱病残），就地枪决犹太人。图源：Tumblr
1943年6月16日，维尔姆在日记中写道：“就是这样，无数的犹太人，不需要任何理由，就这样被杀害了。而现在，犹太人最后的遗骸也要被彻底消除。整个犹太区被大火焚烧殆尽，洗劫一空，那些畜生认为我们会用这样的方式赢得战争，但事实上，我们已经通过这种可怕的大规模谋杀的方式输掉了战争……我们不值得被怜悯，我们都罪孽深重。”
影片中的华沙建筑废墟。到战争结束时，华沙85%以上的建筑被毁，整个城市的毁坏程度超过了被投放原子弹的日本广岛和长崎。图源：豆瓣电影
值得一提的是，1939年战争爆发前，波兰有大约350万犹太人，至苏联解放波兰，全境仅存7万余人。而首都华沙是重要的犹太中心，战前有375000犹太人居住在这里（几乎占城市总人口的30％），而到了1942年9月12日，约30万名犹太人遭驱逐，其中254000人被遣送到特雷布林卡灭绝营。
身为天主教徒，维尔姆对德国人犯下的罪行感到内疚和可耻。1943年12月5日，他写道：“……我们整个国家将不得不为所有这些错误和不幸付出代价。不知道还要牺牲多少无辜的人才能消除我们所招致的罪。”
维尔姆（左）与他的朋友、前波兰军官乔阿吉姆·普鲁特（Joachim Prut）。图源：Spiegel.de / Private archive of the Hosenfeld family
为了救助更多的波兰人和犹太人，维尔姆努力学习波兰语，甚至去波兰教堂参加弥撒，接受圣餐。与此同时，他不断为波兰人和犹太人提供得以保命的虚假文件，帮助他们渡过难关。这包括从特雷布林卡灭绝营逃离的犹太人莱昂·沃姆-瓦尔琴斯基（Leon Warm-Warczynski），波兰地下抵抗组织成员、牧师安东尼·切奥拉，后者被盖世太保列入了通缉名单，而维尔姆通过假身份证明，成功帮助安东尼·切奥拉在华沙国防军体育学校谋得了一份教授波兰语的工作。
被维尔姆救助的波兰地下抵抗组织成员、牧师安东尼·切奥拉。图源：Spiegel.de / Private archive of the Hosenfeld family
图源：Spiegel.de / Private archive of the Hosenfeld family
1944年3月29日，在华沙国防军体育学校工作的27名波兰人向救助他们的维尔姆签署了一份签名感谢/证明文件。随同文件一起的，是他们送给维尔姆的一张琴斯霍托瓦的黑色圣母相，因为他们知道这名德国纳粹军官是位虔诚的天主教徒。
1944年8月1日华沙起义爆发后，维尔姆暂时成为华沙国防军司令部的第三副总参谋长，负责情报工作。他曾呼吁要按照《日内瓦公约》对待那些波兰战俘，这明显违背了海因里希·希姆莱的命令。甚至在起义期间，维尔姆试图协助波兰人来反抗德国人（维尔姆在给妻子的信中反复表达过，作为一名德国军官他感到耻辱）。起义坚持了63天，由于协助波兰家乡军的苏联红军忽然停止活动，最终导致起义失败。不过，这场单一的军事行动仍是欧洲发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抵抗运动中最大的一起。
1944年11月17日，维尔姆和其部队迁移至Niepodległości大街223号一栋废弃的建筑内。也就是在那里，他第一次遇到了饥肠辘辘、衣衫褴褛的钢琴家斯皮尔曼。
得知后者的身份后，维尔姆让斯皮尔曼弹奏一曲，当时斯皮尔曼弹奏的正是他在1939年9月23日波兰电台因轰炸被迫中断广播的作品——肖邦的升C小调夜曲。只不过，在电影《钢琴家》中，此时演奏的曲目换成了肖邦的G小调第一叙事曲。
电影《钢琴家》中，斯皮尔曼为维尔姆演奏了肖邦的G小调叙事曲。图源：豆瓣电影
影片在此处的处理非常冷静，没有丝毫的煽情。待斯皮尔曼演奏完毕，维尔姆只是简单问了句：“犹太人？”斯皮尔曼点头。
随后的几个月，维尔姆多次回来，给他带来面包、果酱和衣物。维尔姆最后一次回来是在1944年12月12日。道别前，他得知了斯皮尔曼的名字，并告诉钢琴家：“我的部队要离开华沙了，俄国人随时可能过来。”
1945年1月17日，维尔姆·霍森菲尔德在距华沙30公里外的名叫布沃涅（Błonie）的小城被苏联红军俘虏。
如今的Niepodległości大街223号：维尔姆和斯皮尔曼真实相遇的地方。图源：Spiegel.de
1945年1月底，曾与斯皮尔曼共事过的小提琴家齐格蒙·莱德尼基（Zygmunt Lednicki）从集中营被解救出来，路过临时关押德国战俘的营地，在得知他也是音乐家之后，维尔姆问齐格蒙是否认识斯皮尔曼，齐格蒙点头。“我之前帮助过他，他应该可以救我。”维尔姆恳求道。
不过，由于齐格蒙和维尔姆的交谈很快被苏军士兵以不能和战俘说话为由打断。至此，斯皮尔曼一直不知道最后救助他的这名德国军官的名字，所以始终无法找到维尔姆。
据有限的资料查证，维尔姆被苏军俘虏后于1946年被关押在战俘营【莱昂·沃姆-瓦尔琴斯基写给斯皮尔曼的信中认为，维尔姆很可能当时被关押在白俄罗斯中部的博布鲁伊斯克（Bobrujsk）】。在1946年写给他妻子的一封信中，维尔姆写下了他曾经帮助过的几个犹太人的名字，希望这些他曾经救助过的人能够将其解救出狱——这其中就包括斯皮尔曼。
直到1950年，斯皮尔曼才真正得知了维尔姆的名字，他屡次通过多方途径试图解救维尔姆，甚至私下通过熟人关系找到了他认为是“混蛋”的波兰秘密警察头目雅各布·伯曼（Jakub Berman）来搭救维尔姆。但苏联人最终还是拒绝了来自斯皮尔曼和莱昂·沃姆-瓦尔琴斯基等人的请求。
维尔姆在苏联战俘营写给妻子的信。图源：Spiegel.de
我们目前知道的是，1947年7月，维尔姆在战俘营中风，次年第二次中风。1950年，苏联军方虽然未找到相关的战争罪证据，但因维尔姆有过在情报部门服役的经历，所以最终被判处25年苦役。同年，维尔姆被转移至斯大林格勒战俘营（此后又数度中风，最终瘫痪在床）。1952年8月13日，他死于战俘营，大约时间是在晚上10点前，终年57岁。死因是胸主动脉断裂，死前可能遭受了长时间的痛苦。
1998年，维尔姆的女儿乔琳德（Jorinde）在其父母家中阁楼发现了600多封维尔姆写给母亲的信件，包括几本日记。经过整理，这些信件及日记于2004年出版。同年，维尔姆·霍森菲尔德的名字被写进斯皮尔曼德国版的回忆录中。斯皮尔曼临终前，一直要求以色列政府将这名德国人的名字列入犹太大屠杀纪念馆“国际义人”名单（如同奥斯卡·辛德勒一样），但由于苏联对于维尔姆战争罪行的指控，使得追认过程变得漫长曲折。
维尔姆的女儿乔琳德（左）与儿子德特勒夫·霍森菲尔德（Detlev Hosenfeld）。2007年10月，波兰前总统莱赫·卡钦斯基（Lech Kaczyński）授予维尔姆·霍森菲尔德波兰大指挥官十字勋章。图源：Spiegel.de
2000年，斯皮尔曼去世。2009年6月19日，以色列外交官正式授予维尔姆·霍森菲尔德“国际义人”的称号。根据信件和日记显示，维尔姆生前曾救助人数达50人。
在日记中，他曾写道：“现在，我了解到了一块面包的真正价值，一个温和的眼神能给他人内心带来多少慰籍；这种经历数不尽数，我与他人共同承受的苦难世人皆知。”
在国家强力意志面前，维尔姆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不服从，就像那个在欢呼人群中不向纳粹行礼的奥古斯特·兰德梅赛（August Landmesser），凭借一己之力，成为了另一个安静的抵抗者。
奥古斯特·兰德梅赛：德国汉堡布洛姆-福斯（Blohm+Voss）船厂的一名普通工人。1936年6月13日，海军训练船霍斯特·威塞尔号（Horst Wessel）启航，奥古斯特拒绝行纳粹礼，他的举动被人拍了下来。除了他之外，其实还有几个人未行纳粹礼，只不过动作不明显。图源：维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