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富，真的要先修路吗？

从公路到高铁、从港口货运码头到跨海大桥，近年来中国基建从未停下脚步，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全球第一、高铁“四纵四横”网络建设初具规模、桥梁建设技术领先世界。但面对着如此之大的基建规模、如此之快的基建速度，我们不禁要问“要想富、先修路”，这句话作为一句人人皆知的俗语究竟是不是空穴来风？背后又蕴含着怎样的经济原理？

近年来，许多数据都证实，一国的交通基础设施便利程度与其经济发展有必不可分的关系。城市经济学认为，国家内部交通设施的改善可以降低交通运输成本，进而促进生产的区域专业化，对产业的地域分布起到重要作用。

换句话说就是只有当交通运输业发达，不同地区之间货物运输顺畅时，才有可能根据不同地区的要素禀赋大规模集中地发展某个行业或某个产品生产环节中的一部分，然后向区外输出，从而获得较大经济效益。

这一理论放在国际贸易中也同样适用，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的A.Kerem Cosar教授就发表过一篇论文，认为一国内部的交通运输发达时，该国进口或出口量就会增加。也就是说，道路运载量的提高对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有重要作用。

但在貌貌看来，交通运输业的影响并不仅仅在经济上，京杭大运河、苏伊士运河、西伯利亚大铁路等的开通建造都对人类政治、文化等发展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公元610年，隋炀帝疏通江南河道，“自京口至余杭，八百余里，广十余丈”，这就是后来我们所说的京杭大运河。此后数百年来，大运河不但将司马迁时代就划分出的燕、赵、魏、宋、齐、鲁、徐、吴、越等相对独立的自然经济区自北向南连成一片，打通了黄河中下游经济区和长江中下游经济区的商贸干道，为南北地区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更是为我国古代漕运发展和兴盛奠定了重要基础，方便了南粮北运，缓解了粮食生产、灾害等因素对市场造成的冲击，为许多朝代的政治稳定贡献了不小的力量。

1869年，苏伊士运河贯通，这条位于埃及境内、全长170多公里的运河成为了连通欧亚非三大洲的主要国际海运航道。既连接了红海与地中海，使大西洋、地中海与印度洋联结起来，又大大缩短了东西方航程。至此，从欧洲大西洋沿岸各国到印度洋的距离缩短了5500至8009公里、从地中海各国到印度洋的距离缩短了8000至10000公里、从黑海沿岸各国到印度洋的距离缩短了12000公里。这条运河不但成为了埃及仅次于侨汇和旅游业的第三大外汇收入来源，更是缩短了世界间的距离。

1916年，历时13的西伯利亚大铁路终于完工，这条世界上最长的铁路穿越乌拉尔山脉，在西伯利亚的针叶林上延伸，几乎跨越了地球周长四分之一的里程，将俄罗斯的欧洲部分、西伯利亚、远东地区连接起来。铁路通车后，原本荒无人烟的西伯利亚迅速繁荣起来。1863年到1914年，西伯利亚地区的人口数量从286万人，增长到了962万人。与此同时，靠着铁路带来的劳动力与资金技术，西伯利亚一跃成为俄国的主要农牧业基地，到十月革命前，西伯利亚谷物产量已占全国的17%。同时，西伯利亚的工业也得到了大力发展，采煤业、木材加工业、冶金业等与铁路修建相关的领域都迅速增长，并拉动了当时整个俄国的经济。

当然，对人类历史进程产生深远影响的交通设施远不止这些，如巴拿马运河的开通沟通了太平洋与大西洋、英法海底隧道的贯通打破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光荣孤立，改变了欧洲局势等等。

整个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人类利用科技征服自然、发展文明、了解自我的过程，而在其中促进不同大陆上的人们相互往来交流，促使世界不断融合的重要因素就是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历史的每一个侧面都可以看到交通进步的轨迹，每一个时期都可以感受到交通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产生的重大影响。而交通运输业发展完备的国家，在未来必将拥有巨大的经济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