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票写武侠的金庸为何成了大师？

2018年10月30日，笔名为“金庸”的著名文学家查良镛逝世，享耆寿94岁。

这个消息在华文世界掀起了山崩海啸般的回应。泰斗逝后，极尽哀荣。金庸在中文世界所享有的悼念追思，全世界或许只有教皇逝世可以相比。20世纪后期出生成长的最后三代华人，纷纷给金庸献上发自内心的哀悼。24小时内，金庸的生平、作品、信仰、争议，都被巨细无遗地重新翻炒。

“金庸热”的深层时代背景

历史与时代塑造了金庸，金庸也影响了历史与时代。

金庸的家庭出身人所共知，但“书香门第”与“簪缨世家”的含义在华文语境中代表的含义早已不同。从9世纪中末期到19世纪中末期，这些词指代的对象，在社会结构中的显著性与重要性逐步降低，如同松柏到灌木到芜草、猛虎到豹猫到折耳猫的矮化。

近古的海宁查氏以考试发达与中级公务员基地著称，也就是说愿意投靠一切自认有利的雇主，不会太有意识形态与政治立场的僵固束缚。从大师本人随意在作品间为祖先发明历史的娴熟水准来看，金庸如果按照青年时代随家族心态惯性为自己规划的路径顺利走下去，会在之后任何一个新朝廷博得不亚于祖先的高位。

毕竟没接受过“革命历史教育”的普通文人，很难在《鹿鼎记》里把抢先向朝廷举报反动书刊的清朝进士祖先，描述成反清复明的地下活动骨干；也很难在《连城诀》的后记里，将与府台上级同进退、顺应当时官场潜在风气包庇烧教堂首犯的县令祖先，描绘成独担大梁受帝国主义及走狗迫害的受害者。

还好20世纪在华语世界的走向实在太过波谲云诡，年轻的金庸大师做陈寅恪式的文化学术遗老完全不可能——毕竟科甲世家的考试偏好不一定会培养出国学典范来，科甲世家终末时出生、启蒙期最爱读《荒江女侠》的普罗青年就更没指望了。做草根体力不够格，做精英技术不够格。金庸大师这种类型的文人，只有在冷战时保存的不多几个国际主义大城市，才有活路。

虽然冷战前的时代待金庸不好，但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适合普通大众的文化产品，从生产源头到既有成品都是事实上的空白中。自然界厌恶真空，文化经济界亦如此，总会有人来填补这个空白。这个人就是金庸。

虽然出身世家但不承旧学的金庸在老辈人物中显得才具普通，但在狂潮孤屿上显得格外有文化有底蕴。欧化白话糅杂儿时培育的功底，生产出的语言风格，对看饱了各式革命宣传品文体的华语人群，实在不亚于一股解腻清心耳目一净的救赎。

欧化戏剧技术配合华语背景的情景控场能力、欧化小说手法配合华语材料的叙事架构功底，正好对准了华语普罗人群的文化消费空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轻松阅读体验。聚贤庄、光明顶、终南山、封禅台、少林寺中的几场战斗描述，是否后无来者不敢说死，但评个前无古人、傲视当时是绝对公允的。

毕竟在此之前，所有“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中文通俗文艺产品形式都让人反感：小说像革命戏剧脚本、戏剧像革命诗歌朗诵、诗歌像革命口号复读机。而引进洋人的成功俗文化产品更加行不通，在时势还允许时，近古文豪巴尔扎克、大仲马与但丁的中文译本，已经被带有普及刻板国文文体目的的译者们，蹂躏到死老百姓绝不会翻过头二十页的程度。

在时势不允许时，引进时鲜洋文化产品更是大犯忌讳的险事，想想看，《谍影重重》系列与汤姆克兰西成名作等等的中文版本，是几时才在中文世界公开大规模印行的？不是这些书刚出版的1970、1980年代，而是1990年代末叶与21世纪头五年。

消费纯土产已不适，消费纯洋产没路子。在这种背景下，以金庸为最成功代表的港产武侠文艺，就是最适合中文世界的文化消费品。课桌肚里翻金庸，不局限于一地，是1980、1990年代两岸三地生人共有的儿时记忆。

金庸作品的突出特性

金庸创造了最具影响力的现代汉语文学作品，武侠只是形式载体。大师自述是玩票入行写武侠，不敢承蒙读者与粉丝厚爱，其实句句中肯。

毕竟如果仔细剖析，几乎金庸作品的母题都是鼓吹地下革命运动、赞颂反外国侵略抵抗、与大中华主义宣教。甚至在早期作品里，那个试图做共进步青年的金庸大师还没有摆脱之前的创作惯性。《碧血剑》对明末流寇的美化、《雪山飞狐》里的“贪官污吏、土豪恶霸本就不是人，杀他们不算杀人”，《射雕》三部曲中的那个“污衣派”与“净衣派”内争的丐帮，读来难道也是似曾相识。

武侠写作熟练后的金庸，作品设置更加圆融。《射雕》三部曲中的襄阳城，不需要阐述，读者就能明白这是反侵略抵抗运动的前线孤岛，至于是反何种侵略、是谁之孤岛，留给读者自己阐述。

至于《天龙八部》中星宿派弟子谄媚星宿老仙的丑态，《笑傲江湖》中华山派的内部肃反、嵩山派的暗中吞并、黑木崖上的严酷清洗与吹捧，《鹿鼎记》中神龙教的老兄弟、洪夫人与孩儿教众，还需要解释吗？《射雕英雄传》末郭靖与成吉思汗的对话，说是知识分子对伟人们的谏诤，也没有任何不妥。

在最熟练的巅峰期，金庸甚至尝试过突破自身。《天龙八部》里超越阶级的和平主义者段誉、超越种族的普世主义者萧峰、超越仇恨的慈善主义者虚竹，都是对金庸小说的几大母题的一次反动，突破了大汉族种族主义与正邪冲突。

读出这些，就能顺势明白1990年末某些大陆文人对金庸的不公允攻击。攻击的表面是指责金庸人物构思与故事架构涉嫌抄袭、不讲大义鼓吹琐屑暴力、语言腐朽，攻击的实质是眼红与嫉妒：施展家传的颠倒黑白心法，将金庸作品中最出色最有人性的部分说成臭狗屎。

毕竟在鼓吹暴力上，金庸作品不及各种游击队小说之万一。在抄袭指控上，《基督山伯爵》与《连城诀》的故事架构虽似，但描述的故事环境却大异。唐太斯归去的那个法国，无论不义还是复仇，都比狄云归去的那个湖南要阳光、鲜活、激烈、有人味得多了。在语言风格上，如前所述，欧式白话混杂方言，比只适合做公文八股的某些正式白话文要人性化很多。

而且金庸从欧式文艺中引入的不止先进技法，也有更优胜的道德体系。在金庸之后，中文世界涉及战斗场景的文艺作品，才有最基础的欧式骑士对决竞技的道德标准。在金庸之后，华语人群才会默认群殴和车轮战是可耻的，“对付败类，不用讲江湖规矩，大家一起上”是脓包和狗贼专用的特色台词。

才会默认在投掷类攻击中混毒药是下贱的，在较艺类战斗中要不以杀伤为目的地克制。才会想起在战斗前要请非参战的平民离场、战斗后要给附带损失补偿。才会默认攀附官方与盈利目的的战斗派别是道德上低级的鹰犬爪牙。

这些道德标准在大仲马时代的西欧是默认不言的。但在清代盛行的公案小说里，那些以随扈青天大老爷为荣、以得官衔为光宗耀祖、在背弩袖箭金镖上喂毒的侠义好汉中，不存在此类道德标准。在自清至民国的仙侠小说里，那些要为皇上平叛献艺的剑仙中也不存在此类道德标准。只有金庸才开始在作品里引入这些欧式的宋襄公道德规范，却被指责为滥用暴力。

当然，金庸大师使用了武侠模板与革命母题，不可避免会继承这些模板中的弱点。比如反革命人士比革命家更有人味，金轮法王在不执行特工任务时比郭靖更像一个慈父，血刀老祖在不强抢民女时比南北侠客更像一个血性长者。再比如女性角色板平到让文评家斥为厌女症的程度。不过这些与其说是金庸的不足，不如说是中文世界的不足。

如果要金庸自选的话，并非不能在作品中引入兰斯洛与桂妮薇王后、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克里姆希尔特与齐格飞的爱情模式，技术难度不高于引入骑士对决道德。但既有的侠义文学模板和歧视女性的中文世界现状，让作者写女角色摸摸手、看看胸、说说笑话、吃顿饭就被男主角收入后宫备胎队伍，显然更接地气。

不断修订的金庸小说

金庸小说的一大特色就是不断修订新版本，毕竟金庸大师以人精著称，总是试图将著作中道理欠通和得罪人的部分打磨掉，将讨好人的部分更加凸出。

比如将金轮法王改成金轮国师、将尹志平改成甄志丙、将何铁手对夏青青的假凤虚凰之爱改成对袁承志武艺的崇拜、将叶二娘从吃婴者改成杀婴者改成拐卖犯…………这些都是为了不得罪人。

比如将段誉与王语嫣的情感故事结局改成：护肤爱好者王语嫣为搜寻长春秘笈，摔碎琅嬛玉洞石像，段誉旁观顿悟心魔。这就是道理终于通顺了：看海报和手办就狂热追逐少女偶像做尾行犯的初恋是不健康的、变态的，不如回家娶堂妹。

至于讨好人的部分，就更加不胜枚举了，比如借康熙之口说的“世上最欺软怕硬得寸进尺”的国家，旧版只有罗刹国，新版还加上了日本，让忠实读者不禁惊诧：“日本怎么对康熙朝欺软怕硬了……”

金庸大师身兼不同的成功人士身份：成功商业人、成功名流。但为华语世界所铭记的，只有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成功武侠文学泰斗。时也命也，夫复何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