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城市梦》 我想再挺一次这良心之作

2020年，真是魔幻的一年。
因为一场疫情，我们所熟知的往日世界，已经发生了不小的改变。
比如，曾经像“过街老鼠”般被城管驱赶的小贩，如今却因为“地摊经济”，成了城管大队竞相争取的对象。
有人调侃，“计生委开始催生，城管大队发展地摊”，这是中国的魔幻现实主义。
更魔幻的是，有这样一部讲述城管和小贩的片子，竟然在近期上映了。

《城市梦》

《城市梦》是一部纪录片，拍摄于2014年的武汉。
因为要申请全国文明城市，武汉市洪山区城管局，决定清理鲁磨路上的流动摊贩。
城管所到之处，小摊贩们四处奔逃，来不及跑的，就被城管收了车。

最让城管们头疼的，是一个叫王天成的大爷。
看到城管来了，他不但不跑，还把“违法通知书”当场撕碎。

路过的大爷劝他：你别激动，他有他的职责。
王天成更激动了：XX职责，老子要吃饭！

王天成是谁？为什么他不怕城管？
原来，他是这条街的老摊贩了。
14年前，他带着一家5口人，从河南老家来到武汉。
因为儿子是残疾人，政府为了照顾他们一家，让他们承包了一个报刊亭。
围绕这个报刊亭，王天成和儿子，摆起了地摊，卖水果，也卖生活用品。

报刊亭是合法的，但这些多出来的地摊生意，在城管眼里，就是占道经营了。

为了建设文明城市，这条街如今面临整改，计划发展成珠宝一条街，原来在这做生意的小摊贩和占道经营者，都要被驱逐。

在城管眼里，王天成是个钉子户，是他们工作中的大麻烦。

但在街坊眼里，这个存在了十几年的小摊，给他们提供了不少便利，东西便宜，老板也和气，“总是笑嘻嘻的”。

为什么顾客眼里笑嘻嘻的老人，在城管面前，却成了不讲理的钉子户呢？
原因还是王天成自己说的——“老子要生活”。

王天成一家的日子过得不容易。

老人自己得了脑梗塞，妻子是癌症末期。两个人每天光是吃药，就要花掉一百多元。
儿子早年在深圳打工，因为工伤失去右手，丧失了劳动能力。

唯一让王天成一家欣慰的，是今年上初二的孙女，成绩还不错，常常考第一，将来或许可以考个好大学。

一家人在街头摆摊十多年，唯一的指望就是孙女将来大学毕业，可以找份稳定的工作，做个城里人。
说起孙女的成绩，王天成一脸骄傲。

所以，为了孙女能在城里上学，王大爷一哭二闹三上吊，什么招都使遍了，就是“赖”着不走。

 

 

老人很坚定：我宁死都要我孙女在武汉的好学校上完学。

在老人固执的心里，谁要来拆他们的小摊，那就是要拆掉他们一家生活的饭碗，拆掉他们一家三代人的希望。
所以面对城管，他天不怕，地不怕，反而是城管很怕他。

 

在我们的印象中，城管相对于小贩，属于“强者”，但在王天成这里，城管似乎成了“弱者”。
纪录片中，有个城管说了句无奈的话：
这些小贩是生活中的弱者，我们城管是工作上的弱者。

的确，因为媒体和社会的监督，这几年，城管暴力执法的现象大大减少。

相反，在和小贩们“猫抓老鼠的游戏”中，他们看上去也常常处于弱势。
很多时候，他们未必真的愿意和小贩们产生冲突，但作为基层执法的第一线，他们必须执行上级命令。
纪录片中，一个城管说服王天成搬走时，说了一个理由：
武汉要发展，要当大城市，国际化的大都市。

这或许无意中说出了城管和小摊贩们矛盾的根源。
在一些城市规划者眼里，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是不允许小摊小贩存在的。所以，小摊贩必须被“清理”。
而小摊贩和城管，不过是因为都处于矛盾的最前线，所以才成为了最容易产生冲突的两个群体。

这部纪录片的名字叫“城市梦”，可以说是很贴切的。
一些城市规划者、管理者眼里的城市梦，是高楼林立、光鲜整洁、秩序井然的，小摊小贩代表的则是脏、乱、差。
而进城务工的农民心中的城市梦，是靠着自己双手的劳动，在这个城市落脚安家，让后代也能享受到城市的教育医疗、城市的美好生活。
过去40多年来，有8亿农民为了实现城市梦，进城务工。
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像王天成一样，属于进城第一代，因为没有经过职业技能训练，缺乏在那些“高楼大厦”中找到工作的能力，于是只能选择在街头谋生。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进城农民的城市梦，和一部分城市规划者、管理者的城市梦，显然产生了冲突。
而这部纪录片最难得的地方，就在于没有在冲突中站队，而是尽量客观地呈现这冲突的第一线——
小摊小贩们如何为了自己的城市梦苦苦挣扎，城管们为了城市的整洁，执法又是如何的艰难。
导演用十分克制的镜头，忠实地记录了双方的难处，也记录了双方解决问题的过程。
幸运的是，最后，王天成的问题得到了妥善的解决。
城管们为王天成的儿子找到了另一处摆摊的地方，并为他们租了一个可以合法摆摊的亭棚，使用期限为3年。
而王天成也终于同意，让城管拆掉了他的报刊亭。

王天成的问题解决了，但让人担心的是：其他小摊贩们的问题怎么办呢？没有受到关注的小贩和城管之间的矛盾如何调和？
我们只能希望，如今因为疫情而火热的“地摊经济”，在疫情之后，也能成为一个常态化的现象。
实际上，在国际学术界，对于城市发展规划早就有了许多新的认识。
在1961年出版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作者雅各布斯就对“理性主义”规划者提出了批评，她认为现代主义城市规划忽视并过分简化了生活在不同社区的人的复杂性。
她特别批评拆除整个街区的城市更新，认为这些政策创建了孤立、不自然的城市空间，破坏了社区和创新经济。
她认为一个城市更重要的，是社区自生的活力，而非秩序与效率。

而在社区中自发生长出来的流动摊位和摊贩们，不仅有助于解决就业问题，实际上，还是城市生活必不可少的润滑剂。
在《人行道王国》这本书中，作者也记录了有小摊贩存在的社区，因为多了“弱关系”的存在，增加了安全感和活力。
相反，那些不允许小摊贩存在的社区，邻里之间的关系更疏远，夜间也更加不安全。
在这本书中，作者还提出，允许摆地摊是社会边缘人群的一张安全网。
作者在美国的调查，发现一些刚从监狱出来的人、无家可归者，正是因为可以摆地摊，才让他们可以从零开始，慢慢走上正途，融入城市生活。
如果无法给他们提供这最后的机会，他们很可能又会陷入违法犯罪的深渊。

换回中国的情境，允许摆地摊，同样也是为社会边缘人群和低劳动技能者提供最后一张安全网，如果强行把这张网撤了，他们的生路可能就断了。
而这部拍摄于2014年的纪录片，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如果把城市规划者的城市梦和进城农民的城市梦对立起来，将会造成什么样的冲突和对立。
所以，归根结底，城管和小贩的问题，还是我们的城市要如何发展，我们的城市发展是为了谁的问题。
从这个角度来说，今年开始允许摆地摊的政策，是真正值得赞赏的，也希望在疫情结束之后，仍然能延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