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处为家：新生代农民工的迷茫与抗争

80年代以来，无数的农民背井离乡，怀着致富的梦想来到大城市，他们坚韧耐劳、能够忍受较低的工资和极差的工作环境，他们所为无他，只为挣钱抚养后代，荣归故里。他们用他们的汗水撑起了大城市的繁荣，他们是中国奇迹最好的代言人。
如今，第一代农民工已经纷纷返乡，他们来到大城市，本就是为了挣钱抚养家人，并没有定居的打算，在年老体衰后，他们会带着多年积攒的积蓄荣归故里，在他们生长的乡村的颐养天年。第一代农民工，终究是要回乡的，他们本质依然是农村人。

但他们的后代却不同，新生代农民工生长于城市，他们早已习惯了城市的灯红酒绿，他们接受了城市人的价值观与消费观念，对他们来说大城市就是他们的家，他们不会务农，对那个遥远的农村印象模糊，他们想要留在城市，却遭到城市的排斥。

他们不愿回乡，但又无法留在城市，他们成了大城市中漂泊的异乡人。

一、不愿回乡又无法留在城市

新生代农民工与父辈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们心理上已经成为了城市人。老一辈农民工虽然在城市打工，但他们的心理是乡村的，他们只是城市的过客，是出于家庭责任感而不是消费需要来赚钱。

相比于老一辈，新生代农民工他们生长在城市，完全接受了城市的自由观念，对于他们来说，乡村的集体主义、乡土观念和家庭禁锢都是难以忍受的，他们和城市青年一样，早已习惯了灯红酒绿的生活，农村老家对于他们只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概念。

根据社会学家李强的调查，95%的90后农民工不愿回乡，而深圳总工会的调查结果则是只有1%的新生代农民工愿意回乡，他们其中的大部分从未种过地，无论从心理还是实操上，通过乡村疏解这部分人口已经不可能。

新生代农民工不愿回乡，但他们又无法留在城市，他们的收入水平完全不能支撑在城市落户的开支，而一二线城市的户籍政策又将他们这样的所谓“低端人口”拒之门外。

2010年的一项社会调查显示，深圳新生代农民工的期望月收入为4200元/月，但他们实际的月平均收入仅为1838元。到了2016年，三和市场上，时薪为9-16元/小时，月薪一般在3000多元左右，这样低的收入显然不能在深圳落户，这些钱满足基本的生活和娱乐都有困难。因此，新生代农民工往往都是月光族。

比如《男性妥协-中国城乡迁移》一书中就举了一个例子，里面的主人公小焦是广州的农民工，他在工厂的收入是每月3000多元，他本打算每月2000元用于储蓄，但最终的结果却是六个月才攒下了2000元。住宿、吃喝就要耗掉一大笔钱，而且出于交际需要，下馆子、玩游戏也是必须的，这种人情交际让原本微薄的工资更加捉襟见肘。

除了收入不能支撑在城市的开销，他们的婚配、子女教育都存在严重的问题，作为大城市中的底层，城市的女孩很难接受他们，他们只能和同为农民工的女性交往，但是由于农民工本就是流动性极大的人群，因此这种婚配往往不稳定。

即使结了婚，孩子在城市也无法正常入学，虽然2006年，中央就要求地方政府妥善安置农民工子女的教学问题，但是地方政府一向积极性不高，究其根本原因，是本地市民和农民工的冲突，当时上海在推行政策时遭到了上海市民极大的反对，最终学校居然用隔离墙的方式将两拨人隔开。

而最近上海又出现了菜场小学的争端，因为小学要接受外来务工人员子弟，上海本地家长居然集体抵制学校。身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公民，竟然出现类似美国种族隔离的行为，让人感到非常的寒心，本地人和外来务工人员的矛盾，一直是个难解的问题。

收入无法支撑城市的开销，想留在城市却遭到城市的排斥，新生代农民工的处境艰难而尴尬。长期的无望之下催生了三和大神这一群体。他们用消极抵抗的方式表达着他们的不满。

二、消极抵抗的三和大神

三和大神是晚近出现的群体，他们聚集在一个叫三和人才市场的地方，他们的城中村形成了一种奇特的氛围，这个群体非常的佛系，他们只满足于最低的生活条件，得过且过，没有长远规划，在混沌中度过每一天。

田丰在三和青年调查中提到三和青年普遍做的是临时工，以日结的方式领取工资，他们没有什么特殊技能，只是卖体力，他们之所以能在深圳生存，一是因为深圳包容性强，二是深圳很热，这使得即使睡在窝棚和大街上也不会冻死。三和大神普遍对当下企业的剥削、城市的歧视不满，但他们又无力改变现状，因此只能消极抵抗。三和大神的逻辑就是不能改变还不能躲开吗？

三和大神的表现与父辈和80后农民工都不同，他们的父辈面临剥削和歧视，会忍气吞声，任劳任怨，因为他们带有极强的家庭责任感，为家里人挣钱才是核心目的，为此他们可以忍受一切痛苦。

80后农民工虽然接受了城市消费观念，但那个时候城市的机会还很多，他们可以通过努力改变命运。而到了90、00农民工，大城市的物价、生活成本已经高到他们难以企及的程度。而且现在大城市普遍进行产业升级和腾笼换鸟，三和大神的存在并不符合深圳的新定位。

面临越来越艰难的形势，三和大神索性放弃了奋斗，选择用颓废来应对生活，对他们来说，及时行乐才是关键，而智能手机和抖音、快手的出现也让娱乐变得廉价化，以前无论是去酒吧、歌厅还是洗浴场所都需要一大笔钱，而现在，一部1000多块的智能手机就能包揽好几年的娱乐，娱乐成本的降低更是加大了他们的佛系。

三、中国社会不能回避的问题

我们必须意识到，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是城市人，他们已不可能回到农村，城市迟早要学会接纳他们，国家的发展不能只看经济增长和少数群体的发达，还应兼顾弱势群体，他们同样是中国的公民。

其实，这个问题最大的阻碍并不是政府，而是大城市的中产阶级，在2003年-2012年，政府推行仁政，一直实行有利于农民工的政策，2003年9月，国务院发布文件提出要为农民工子女提供义务教育，2006年6月。《义务教育法》又将农民工子女在城市接受义务教育的平等权利纳入法律。但是这些政策无不遭到了本地中产阶级的抵制。

无论在北京还是上海（深圳相对最好），都出现了大量对于农民工的恶意指责，这不仅是利益之争，还有一种小布尔乔亚式的优越感，但是必须意识到，大城市的运行离不开他们，随着北京上海大城市的严重老龄化，之后对于劳动力的需求只多不少，正如陆铭对一个上海老人讲的那样：你把所谓外来务工人员都赶走，你养老谁来照顾你？（上海总和生育率0.7，老龄化极为严重）。

农民工为城市作出了贡献，理应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只要他劳动了交税了就没有理由将其排斥在外。无论是否愿意，中国社会，尤其是大城市的中产阶级，迟早要直面这个问题。

对于弱势群体，应怀有更多的理解而非指责，更不能秀出何不食肉糜的优越感，欧美19世纪之所以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和福利制度，不是因为资产阶级良心发现，而是他们意识到如果再不妥协，整个社会都有崩溃的危险，只有各阶层的相互理解才能促成社会的进步，否则法国大革命式的悲剧迟早会再次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