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扭曲效应：王安石变法为何变成了劣政

关于北宋的王安石变法，很多人一直将其视为锐意改革，挑战利益集团的伟大壮举，并将变法的失败片面归结为官僚地主集团的阻挠。但实际上，到了变法的后期，王安石变法已经是天怒人怨，遭到了司马光的保守派、商人富户以及广大贫苦农民一致的反对。

王安石和司马光各有道理，变法同样存在很大的弊端

王安石变法的初衷是充裕朝廷的财政，通过开源节流的方式解决王朝的财政危机。但最终的结果却是节流遥遥无期，而开源则变本加厉，变成了政府单纯向民间敛财的劣政。王安石期待政府能通过加强管控的方式将富商地主垄断的暴利用于国家的正途，但实际的情况却是官员的贪婪与无度更甚于为富不仁的商人，造成了更大的损害。

变法的最大成果不是充裕了政府的财政，而是培养了一群掌握市场资源却假公济私的官商，这无疑是王安石最大的悲哀。

三大改革措施如何变成了“恶政”

王安石变法主要就是三个政策，一个是国家向农民贷款旨在解决春荒问题的青苗法，一个是国家垄断商品流通的均输法，最后一个是国家掌握商品定价权的市易法。

这三项政策的初衷是在不惊扰民力的前提下增加朝廷的收入，青苗法通过国家贷款收取利息的方式将农业收入由大地主转移到国家，国家收取的利息远低于地主的高利贷，从而达到农民和朝廷的双赢。

均输法则由国家控制商品流通，按照计划调拨资源，从而避免商人囤积居奇造成的弊端。而市易法则是通过控制定价权让垄断利润从富商转移到政府。在当时的开封，前来贸易的商户要想买卖必须对十来个大户进行行贿，从而获得定价权，而无力支付准入金的小户，则遭到排挤，王安石认为由国家把控定价权可以杜绝富商的为富不仁，既增加了朝廷的收入，又保护了小户的利益。

但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是巨大的，王安石没有想到，他手底下的官员比他所憎恨的奸商地主还要贪婪无度。

青苗法的初衷是解决农民的春荒问题，但是到了具体执行时，竟变成了完成政绩指标的强行摊派，很多不需要贷款的农民也被官员逼迫强行贷款，农民支付的20%利息则进入了官员们的腰包。

均输法则造就了一个极为庞大的政府部门，这个部门垄断了所有商品的流通和采购，官员们往往肆意压低商品采购价格谋取暴利。在实行均输法之后，商品的采购价比以前低了不少，而销售价则高了一倍，搞得商户叫苦不迭，尽数破产，而挨饿的饥民面对飙升的米价只能望洋兴叹。

蔡京这样的贪官在变法中获益最多

而市易法实行后，所有来开封的商品都被扣押到市易司，由官方统一销售，甚至就连水果这种农产品也被强行征收，整个汴京的商品价格完全由官员随意规定，完全违背市场规则，官员们赚的盆满钵满，商户则苦不堪言，市易法实行后，商户们纷纷逃离汴京，使得百业萧条。

王安石变法实施后，财政收入没增加多少，反而制造了一批无法无天的贪官污吏，搞得天下怨声载道，盗贼蜂起，就连高居庙堂的宋神宗都深感变法之害，多次质问王安石。

到了神宗死后，面对群臣、百姓和商人的反对，实际上变法是断然推行不下去了。

政府加大管控的风险是什么？

对于任何希望通过加大政府管控来增加收入的改革者来说，他都必须考虑到一个问题，那就是政策扭曲效应，即官员们欺上瞒下、假公济私的行为，如果他不能很好约束官员的行为，无法确保政策被准确执行，那么只会像王安石变法一样变法不如不变法，越变法百姓越苦的窘境。

对于国家来说，裁剪公务人员是极其困难的，作为统治集团的一员，他们的关系网盘根错节，裁剪一个无用的官员往往会在无意间惹怒一帮人，因此裁剪的最后往往是遭到整个官僚集团的抵制，从而寸步难行，之后的皇帝，即使强势凶狠如雍正，面对官僚集团的抵制也无能为力，因此，通过裁剪官员来节流完全无法实行。

宋朝禁军主要是为了维持稳定和震慑地方

而对于消耗最为庞大的中央禁军（占收入80%），王安石也无能为力，由于吸取了唐朝的教训，北宋一直将强中央弱地方和内部稳定作为国策，这使得北宋军队的性质必然是利于安内，强调数量而不是质量，而裁剪禁军只会引起军心不稳，动摇统治根基。

面对腐化而且庞大的官僚集团，王安石需要做的至少是不要增加官员的权力和数量，从而避免冗官问题进一步加重，但是王安石的改革措施，恰恰离不开官员，政府对于市场的干预越深，就意味着政府的职能越广，也就意味着官员权势的增大，王安石的改革，损害了一部分官僚地主的利益，却也制造出了一批掌握市场资源的新官僚，而这些新官僚往往比只拥有土地收入的旧官僚势力更加庞大。这在事后得到了验证，蔡京等奸臣无疑不是靠着变法的残留而进行敛财，对于已经腐败的官僚集团来说，他们掌握的权力越大，情况就越糟。

和珅的救民先救官道出了封建王朝的困境

对于封建王朝来说，一个两难的境地是，一方面因为统治集团的庞大腐败而让政府支出不断增加；另一方面要想敛财又只能依靠官员和军队的扩充，而扩充的官员和军队又形成新的利益团体，反过来加重了财政的负担，进而陷入一种政府失灵的死结之中。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政府加大干预的情况下对官员进行有效的监管，王安石没能控制好他的官吏，使得变法完全成了官员谋取私利的工具。如果政府管控的加大直接意味着官僚队伍更加臃肿和腐败，那么最后的结果只能是陷入变法不如不变法，越变法百姓越痛苦的窘境。

对于任何改革者来说，下级官员对于政策的扭曲和自利行为都是不得不慎重考虑的关键问题，这也是很多改革毁誉参半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