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我们对外星人的想象如此贫乏？
利维坦
利维坦按：这个问题有些吊诡——我们经常设想自身能够以不同于人类的角度看待这个世界，但多数情况下，我们也只能以人类为中心来思考和构建那些想象——这也是为何很多外星人的形象都有鼻子有眼，他们某种程度上只是我们的一种映像。
当然，想要突破这一局限性的想象其实也不难，除了一些基础的宇宙观和物理学方面的训练，你或许还应具备一些反直觉的思维特质：外星人不必定如我们一般的形态存在。
我们对外星人的“了解之多”让我大吃一惊。我们知道，他们建立了科技推动的文明，在银河系中驾驶宇宙飞船；他们在自己的星球周围设置了能量收集装置，并向我们发出星际间的问候。我们并不能确定——在未来的某个时代，当他们接收到我们的广播的时候——他们是否会屏息以待下一次的精彩。不过，这些似乎并没有什么问题。
图源：Steven Greer/ SiriusDisclosure.com
那么，我们是如何知晓这些外星人的信息的呢？当然不是靠科学的常规手段中获取的，因为科学是需要观察的。我们知晓这些信息，是因为它们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的电影都是这样演的，因为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
也就是说：当我们开始猜测那些更高级的外星人的状态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只是在谈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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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其他星球上存在着什么样的生命，这种潮流可以追溯到17世纪的科幻小说原型当中。例如法国作家西拉诺·德·贝尔热拉克（Cyrano de Bergerac）的《位于月亮上的另一个世界：帝国与联邦》（The Comical History of the States and Empires of the Worlds of the Moon，1657年）。在书中，西拉诺描写了一个住着巨人怪兽的月球，不知怎地这些巨人也创立了一个欧洲式宫廷社会，他们在其中辩论着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和基督教神学。
科幻小说多半是由此开始的。在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的银河帝国系列小说（1942-1993年）、《星球大战》和《星际迷航》系列作品中，外星人在心理和动机上都是以20世纪末的人类为模型刻画的——尽管他们通体都是毛发、额头上皱纹凸起。
图源：Alien Species Wiki
这种有关外星文明的自我指涉性猜想已经从大荧幕上转移到了2015年的科学期刊中。耶鲁大学的天文学家塔贝莎·博亚吉安（Tabetha Boyajian）和她的同事利用开普勒太空望远镜观察到，KIC 8462852恒星（编者注：一颗F-型主序星。这颗恒星位于天鹅座，距离地球约1,480光年）的亮度会出现强烈、迅速的波动，而这一波动并不能通过任何已知的自然过程来简单解释。博亚吉安认为，可能是周围的彗星群阻挡了恒星的光，但是宾夕法尼亚州大学的天文学家杰森·赖特（Jason Wright）和他的同事提出了另一种争议性的说法（虽然不太可能）：KIC 8462852的光变可能是外星工程师们建造的巨型结构飞掠时的阴影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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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世纪60年代，英裔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就提出了这种有关围绕恒星的结构的理论。他认为，任何具备足够科技能力的文明都会在太空中安置大量太阳能电池矩阵来满足其巨大的能源需求。赖特对于可能存在于KIC 8462852恒星周围的“戴森球”的评论是相当谨慎的，但是对外星人的探测并不会是在悄然无声的推测中进行的。不久之后，这一观点就登上了全世界的头条。为了进一步研究，其他研究者开始找寻KIC 8462852恒星发送的信息。这些研究人员关注无线电波和激光脉冲，就像我们使用的那些信号一样，再一次强调了长久以来人类的努力是有多么的“自恋”。
自科学家寻找外星生命以来，他们就是将自己置于人类的想象之中。1959年，物理学家朱赛普·柯克尼（Giuseppe Cocconi）和菲利普·莫里森（Philip Morrison）在《自然》（Nature）上发表的论文可以说是这一科学探索的开端。他们认为“在太阳等恒星周围存在着某些文明，他们的科学兴趣和科学潜力远超现如今我们已知的文明”。两位科学家进一步假设，这些外星人已经“建立了某种交流方式，并会在未来的某一天被我们知晓”。这些外星信号很有可能类似于宇宙中无所不在的短波无线电通信，而信号中可能包含明显的人为信息，比如“一串较小脉冲序列质数，或者简单的运算”。
以上的这些猜想都有所依据，不过显而易见，这只是为了回应两位睿智科学家的问题——“我们要怎么办？”——的答案而已。柯克尼和莫里森提议在熟悉的科技类型中寻找熟悉的信号类型，但这已经严重制约了我们对外星智能的探索。如今，哈佛大学的天文学家亚伯拉罕·勒布（Abraham Loeb）认为，在外星星球的大气中寻找氯氟烃（CFCs）的光谱特征可能是有用的，看来他已经相信外星人也像我们一样拥有了冰箱（或者外星人只是痴迷于喷发胶）。其他科学家提议在外星人的光污染城市、外星人的反物质驱动的宇宙飞船、或者外星核战造成的辐射闪光中寻找外星人。不过这一切听起来完全……都是在讲人类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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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一切最明显的辩解就是——如果你要探索外星智能，那么你必须从某一处开始。我们迫切地去寻找其他地方的生命，而这可能归因于我们探索周围环境、宣扬人类的天性。如果——当然这看起来确实很有可能——宇宙中的所有复杂生命都起源于达尔文的进化论，那么有人认为我们的进化会难以理解且具有扩张性，这种想法难道不是合情合理的吗？那么问题又来了，并不是所有的人类社会都会扩展到城镇之外，而在接下来的1000年中（更不要说100万年了），达尔文“进化选择”的理论是否会继续成为人类社会的主要形成力，这还不好说呢。
将对外星智能的探索建立在人类的冲动和发明之上，这样做的问题在于会将我们的思维限制在一个狭小的范围之内。甚至在柯克尼和莫里森为对外星智能的探索打下基础之前，这些限制就已经愈演愈烈了。1950年，意大利物理学恩里科·费米（Enrico Fermi）和同事们思考着那些探索宇宙的智慧外星人的存在。他推断，如果其他生命可以在星际间穿越，那么他们肯定已经发现了我们，也会到地球上一探究竟，所以，“那么他们在哪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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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在讨论为何宇宙中几乎不存在智慧外星生物的时候，费米的“悖论推理”仍被引为论据。外星智慧探索机构（SETI，看名字就可以了解机构的目标）给出了许多可能性的解释，比如，“外星人已经进行了成本效益分析，分析显示星际穿越花费甚高，危险重重”。或许“整个银河系也已经城市化了，而我们人类只是生活在无聊的郊区之中”。抑或许地球已经成为了一个孤立地带，“仅供外星游客和社会学家参观展览”。
这很可笑——我几乎以为自己已经认识这些外星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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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失败的想象是否意味着我们应当结束有关外星文明的猜想？其实不然。我认为这些推测都只是我们人类在从复杂宇宙中获取少量认知时的额外收获。但是我们怎样能够摆脱唯我论以及老一套的好莱坞电影构想？
方法之一是不要被科幻小说带着走。一些科幻小说很精彩，但不要忘了它只是一个故事，也就是说它需要设计一些我们会认同的角色和情节。所以说那些经典科幻小说，从弗兰克·赫伯特（Frank Herbert）的《沙丘》（Dune，1965年）和阿瑟·克拉克（Arthur Clarke）的《童年的终结》（Childhood's End，1953年）到金·斯坦利·罗宾逊（Kim Stanley Robinson）和伊恩·班克斯（Iain Banks）构思巧妙的未来世界，都有霸主和独裁者、男女英雄以及宇宙飞船的舰队和王国。“戴森球”理论的提出也在奥拉夫·斯塔普雷顿（Olaf Stapledon）的作品《造星人》（Star Maker，1937年）中有所预示，确实是受了这一作品的启发。当我们以人类为中心来讲述外星智能的探索时，我们要提醒自己这只不过是在利用一面扭曲的镜子。这样可以提醒自己在思考外星生命的时候要更加大胆、进一步发挥想象力，也可以让我们反思是否有其他更加严谨的方法可以用来探索无穷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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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深入一些，我们就可能产生更多创新的想法，来说明智慧外星生物是如何存在而又不被我们察觉。或许更为先进的外星生命会放弃物质世界，转而生活在额外维度的小角落或缝隙里。或许他们会分离成无实体的群体智慧，就像英国天文学家福雷德·霍伊尔（Fred Hoyle）在1957年的科幻小说《黑云压境》（Black Cloud）中的描写一样——他是少有的在小说方面具有创造力的科学家。或许对我们而言，拥有超级智慧的外星人生活是不可思议的无聊或者复杂。
抑或他们将会恢复更加简单的生活方式，就像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在《加拉帕戈斯群岛》（Galápagos，1985年）一书中描写那样——长着小脑袋的海豹般的人类后裔懒洋洋地躺在岩石上。不过，他们依然觉得放屁很有意思，所以这与我们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