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剧本创作，为《宝贝儿》带来了什么？
烹小鲜《宝贝儿》的现实原型之一，是“天津无肛女婴”事件；另一起事件，来自导演刘杰的朋友，面对同样的抉择，最终散尽家财救回孩子。
“真实的力量”是否只来源于真实本身，是中国导演集体投奔“现实主义题材”大潮中，露出的第一座暗礁。
《宝贝儿》的现实原型之一，是“天津无肛女婴”事件。
2010年1月，天津一对夫妇诞下一名先天残疾女婴，孩子的脊柱与心脏，都有严重问题，且肛门高位闭锁。
在医院认为救治已无意义后，孩子被父母送往临终关怀医院，在照料中等待解脱。
作家陈岚闻讯，与慈善组织人士出面，反对孩子父母放弃救治，并冒充孩子的母亲，潜入医院将其抱走。
舆论压力下，孩子被父母送回医院，不久去世。
整起事件存在的伦理争议，以及略显鲁莽的“救助”行动，令陈岚遭到口诛笔伐。
另一起事件，来自导演刘杰的朋友，面对同样的抉择，最终散尽家财救回孩子。
道德困境的故事，讲述视角站在任何一方，都有风险。
影片想尽办法去规避这一风险，放弃视角本身。
包括刘杰的无剧本创作，也包括主人公江萌的人物设定。
十八岁的江萌，先天残疾弃婴，在福利院与养母照顾下长大。
她无视身体的缺陷，朋友劝她办个残疾证，她不办。
这份固执既是性格，也是大脑发育不算健全所致。所以她的行为，有时会凭着与他人不尽相同的本能。
所以，当她在医院打工时，遇到因女儿先天残疾，决定放弃的徐先生，一路追踪，不惜偷出孩子。
在她眼里，孩子的病能治好，但能照顾好她的，只有福利院——作为剧情片承载视角的主角，江萌甚至不是一个有足够行为能力的人。
她唯一的固执，是反对每种形式的遗弃。
长大后离开寄养家庭，让养母到养老院生活，在她看来是对养母的遗弃。
办一张残疾证，享受各种优待，包括干拿钱不做事，像是对自己的遗弃。
影片将这一切平摊开来，在文本上放弃更多系统联系，甚至有时让人物缺乏行为动机。
在视角上，保持了最大限度的远观，在手法上，则是堆砌与放任，甚至可能是缺乏认知所导致的逃避。
导演的无剧本创作，也许要为这次取舍带来的后果，负主要责任。
后果一是可看性的牺牲，二是美学上的统筹无力。
其实，相比于大局的失控，《宝贝儿》在一些细节上相当走心。
比如病婴紫胀的小脸，比如养老院白天，永不停息的呻吟乃至惨叫。
再比如，江萌与养母的餐桌上永远单调的饭菜，没有几片肉。
这是一户吃得起肉，却不能多吃的人家，因为节俭，也因为江萌消化道的后遗症。
包括人物间的相处方式，医院里两代人的妥帖，以及各自的悲戚与强撑，能在未交代人物关系的前提下，让人一眼看出是翁婿。
影片用了最大的力量，去呈现真实世界，而非想象。
这个世界在片中的呈现方式，主要是静默的光影。
最抓人的偷孩子一场戏，长镜头里，江萌趁深夜将婴儿抱出病室，全程看不清面孔，只有时时回首的剪影，表露出弱者在情境下特有的惊慌。
但伴随而来的配乐而非静默带来的恐慌，让全片最好的一场戏好极有限。
归根结底，是边想边拍的方式，让影片从内容到形式上，有想法，却因缺乏了把想法系统化的过程，导致了不时的失调。
在《宝贝儿》里，这个缺位的过程，其任务本该是对真实的认知。
“真实的力量”是否只来源于真实本身，是中国导演集体投奔“现实主义题材”大潮中，露出的第一座暗礁。
社会议题的尖锐与刺痛，和戏剧性极强的个案，其力量本身大小，是经过适量调配决定的。
《嘉年华》表面上极度克制，苦心编排“真实”去刺激观众，却被执迷于题材、贪图展现的野心虚火戳破面具。
《我不是药神》让戏剧的力量，与事件本身的戏剧性展开争夺，让前者小胜半局，后者几乎大败亏输。
真实之于电影，是必须止步于99.99%纯度的黄金，是氧气瓶内，纯度存在高度限制的氧气。
调配过程中，任何的过高或不足，结果无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