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总统到大老板，一个湖北人的奋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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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0月11日早晨，武昌城的炮声逐渐停息。

湖北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躲在亲信参谋刘文吉家中，来回踱步，心神不宁。

前一晚，湖北的革命团体文学社与共进会，在军中发动起义，一夜之间攻下湖广总督署。

▲武昌起义。

两个月前，幼子刚刚出生，如今，自己被困于斗室之中，生死未卜。黎元洪郁闷不已，对刘文吉说：“我若不幸，我之家属儿女，烦君照料。”

可是，眼下城中革命党人正陷入群龙无首的尴尬状况，亟需一个人主持大局，担任“湖北军政府都督”。

当时，革命领袖孙中山、黄兴不在武汉，组织起义的蒋翊武、孙武等不足以服众。

正是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武昌城中的革命党人选择了素有声望的黎元洪，派人去请他前来议事。

有传闻称，黎元洪听说革命党要找他，当场吓懵了，死活不肯出来。他甚至躲到床下，愣是让革命党人拖出来，一路上哭哭啼啼，被强行剪了辫子，无奈之下走马上任，人称“床下都督”。

这一说法，并不属实。

那天，革命党人闯入刘宅。黎元洪一听到，武昌起义的临时总指挥吴兆麟邀他前往，便说：“畏三（吴兆麟的字）是我学生，富有军事学识，有他在，足以支持一切。”革命党们并不买账，一路“护送”他到了咨议局。

黎元洪不知他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能佯装摆出昔日协统的威风，从容走进咨议局大厅。黎元洪一到，吴兆麟便当众宣布：公举黎元洪为湖北军政府都督，与民政总长汤化龙出来主持大计，号召天下。

黎元洪这下才慌了，不愿签字同意，大喊：“我不能任，不要害我！”在场的革命党人，有的胁迫，有的婉劝。见他实在执拗，只好代他在安民告示签了个“黎”字，贴遍全城。

黎元洪也算正式加入革命阵营了。

▲黎元洪（1864-1928），字宋卿，湖北黄陂人。

两日后，各地胜利的消息传来。黎元洪得知，武昌起义的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这才剪辫以表决心：“我前天未决心，昨天也未决心，今日上午还未决心。这时是已决心了，无论如何我总算是军政府的人了，成败利钝，死生以之！”

黎元洪就任都督后，召集全军，公开训话，赞成共和：“今日革命军起义是推倒清朝，恢复汉土，废除专制，建立共和的开始……我等身为军人，从此须抱破釜沉舟的精神，扫除一切顾虑，坚决去干！”

谁能想到，说出这番话的，是前几日还踌躇不定的黎协统。

黎元洪既非革命党人，也非满清遗老，他本是清季大时代中的一个配角，转眼间站在了舞台中央。

其中虽有些许运气成分，但也离不开他本身的过人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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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昌起义之前，黎元洪先后在北洋水师和湖北新军中任职。甲午海战中，黎元洪担任“广甲”舰二管轮。该舰在大连湾三山岛附近搁浅，遭到日舰围攻，管带吴敬荣弃船逃生。

黎元洪见同船战友一个接一个溜了，日军又步步紧逼，情急之下，只好跳海。黎元洪在海上漂流了几个小时，才让海浪拍到岸边，随后一路坎坷，辗转多天后跑到天津。不久，北洋舰队全军覆没的消息传来。

战后，清廷追究“广甲”舰临阵脱逃的责任。吴敬荣被革职，黎元洪则被判监禁数月。

出狱后，黎元洪失业了，而立之年的他顿时失去人生方向。

1895年，暂署两江总督的张之洞在南京开办延才馆，招揽人才，筹办新军。

黎元洪慕名来投。

张之洞知人善任，一下就看中黎元洪在北洋水师的经验，及其出色的才干，不禁赞扬道：“我很久没见到小黎这样老实又能干的人才了。”并向朝廷举荐，称他“忠勇可靠，堪当大任”。

张之洞回到湖广总督任上后，又带着黎元洪回湖北。

在湖北期间，黎元洪为训练新军倾心尽力，逐渐崭露头角。

1906年10月，清廷举行军事演习，湖北新军与北洋新军同场竞技。黎元洪指挥的湖北军行动迅捷，井然有序，惊艳全场。

就连阅操大臣袁世凯都记住了黎协统的名字，为这支湖北军点赞，奏报朝廷：“湖北一镇，经督臣张之洞苦心孤诣，经营多年，军容盛强，士气健锐，步伐技艺均已熟练精娴，东南各省中，实堪首屈一指。”

▲黎元洪是晚清湖北新军中的名将。

黎元洪为将，爱兵如子，基本不滥用军需、克扣军饷，每月按期足额，为部下发放工资。

黎元洪还是典型的劳模，几乎把全部时间都投入到军队训练中。

按当时风气，将领多住在私宅，黎元洪却很另类，每月仅回家两次。有时连大年夜都在营中渡过，让子女到军营一起过年。

平时在军营中，他的饮食起居都以军号为准，与士卒们保持一样的生活节奏。起床号一鸣，黎元洪立马起床，不用护卫，一切自理。晚上熄灯号响，他又准时就寝。

黎元洪笃厚恭谨的为人，让他在湖北军中有口皆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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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黎元洪思想开明。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对他早已颇有好感。

1908 年，清军按例在太湖举行大型秋操。

地方防务空虚，革命党人熊成基趁机举义。黎元洪手下第四十一标队的潘康时等人密谋响应。不料此事被管带侦查得知，他在军中搜到同盟会名册等文件，一并抄报上级。

黎元洪不得已调潘康时前来审问。潘康时坚持说，这是我们聚会交流知识，是爱学习的表现呀。黎元洪不愿多追究，只好顺水推舟，“未过事追究，轩然大波，得以平复。”

1909年，两湖发生水灾，饥民遍野，到次年5月，长沙发生了抢米风潮。又是潘康时，企图利用社会矛盾，伙同其他革命党人在军中发动事变。事情败露，潘康时被抓。

“怎么老是你？”黎元洪不便公开袒护部下，灵机一动，授意士兵诬告潘康时吸食鸦片。以此为由把潘康时开除，让他得以借机逃跑。

同年，《楚报》的主笔张汉杰，在报上发表言论，激烈地抨击时任湖广总督陈夔龙。陈夔龙怒不可遏，责令第八镇统制张彪派兵查封该报，逮捕张汉杰，还要杀他泄愤。

还是黎元洪出面，利用自己与军法处处长铁忠的私交，改判张汉杰入狱。没过多久，陈夔龙调任直隶总督，黎元洪便释放了张汉杰。

▲黎元洪与孙中山，两人相识于1893年，结下终生友谊。

1910年，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逼清政府订立借款合同，修筑两湖境内的粤汉、川汉铁路。湖北各界舆论哗然，眼看几年间苦心追讨回来的路权又要献给洋人，各地掀起了保路运动。

黎元洪本来想以军界代表参与其中，加入铁路协会，支持入京请愿，鼓励民间筹款集资认股。后来人们认为他是现任协统，多有不便，才改推他人。

有人便说，“保路运动乃武昌起义之先声，黎黄陂被举为大都督，此役以为其先导，均非偶然事也。”

新任湖广总督瑞瀓对黎元洪的做法有所察觉。1911 年，革命前夕，瑞瀓接连召集张彪、黎元洪、铁忠等人，讨论镇压之策。

湖北的防务，一向依靠这三人。张彪、铁忠都主张大开杀戒，血腥镇压。唯独黎元洪不以为然，反对一味杀戮。瑞瀓对他愈加猜忌，他却得到了革命党的心。

因此，与其说，武昌起义时，黎元洪是被稀里糊涂地推上位，倒不如说，是众望所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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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之后，黎元洪理所当然被视为“共和元勋”之一，被选为副总统。1913年，黎元洪赴京，从此再没回到武汉。

可是，他的政治生涯并不愉快。离开湖北，来到北京，无兵无权的黎元洪，俨然成为北洋各系眼中的软柿子。

即便是在这时候，他依旧保持在湖北新军中那隐忍不发的性格。

袁世凯是黎元洪的亲家，三番五次地要拉拢黎元洪。甚至帮黎除掉了死对头，“慷直无城府，好以气凌人”的武昌首义者之一，张振武，还将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的一处豪宅赠予黎元洪。

可是，黎元洪始终坚定自己的立场，不愿与袁世凯合作。

1915 年8月，筹安会成立，袁世凯称帝的计划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着。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杨度私下游说黎元洪，希望取得他对袁世凯的支持。

黎元洪愤然表示：“我身为民国副总统，对此违背民国事，非所愿闻。”

袁世凯称帝后，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袁世凯这意思也很明白了，老黎，再给你一次机会，投入我的怀抱。

▲袁世凯的洪宪迷梦。

黎元洪偏不给面子，三度拒受。

第一次，国务卿陆徵祥登门宣读册封令。

黎元洪表现得很高冷：“大总统虽明令发表，但鄙人决不敢接受……断不敢冒领崇封，致生无以对国家，死无以对先烈。各位致贺，实愧不敢当。”

说完，拂袖走进室内。家人只好送客出门。

第二次，颁封册令的是步军统领江朝宗。

江朝宗戏更足，到黎元洪家中行跪拜礼，举诏高呼：“请王爷受封。”

黎元洪先是避而不见，而后实在烦了，走到江朝宗面前怒骂：“你哪里这样不要脸？”命左右将江朝宗请出府。

第三次，袁世凯派名望较高的交通系首领梁士诒前来劝说。

没等说客梁士诒讲完，黎元指着厅中一根石柱发誓：“如果你们再逼我，我就撞死在这里！”这下还真把梁士诒等人吓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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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袁世凯去世，黎元洪也没有接受他的封爵。常年养成的忠厚性格，让黎元洪在此处境下，选择以沉默来反对。

在洪宪闹剧中，黎元洪不像章太炎那般直爽，跑到总统府前“穿大毛衣，执一羽扇，挂起勋章，见人就丢茶碗打人”，怒斥袁世凯包藏祸心，口口声声骂他是叛徒。

▲脾气古怪的章太炎。

他也不如蔡锷那般果断。蔡锷离京之前，曾夜访黎元洪，问其关于“帝制”的看法。黎元洪表示自己坚决反对，可是有心无力。

蔡锷说：“唯有武力解决。”

黎元洪听罢，苦笑道：“君之处境，亦如我之身在藩笼。”

等到蔡锷机智脱险，在云南发起了轰轰烈烈的护国运动。黎元洪这才赞叹，蔡锷“不愧英雄本色”。

从这点来看，失去兵权的黎元洪确实是一个“良善暗懦”之人。他平生虽三任副总统，二任大总统，可说是位尊而权不重，名高而实不符，人不微而言轻，手下无一兵一卒，屡屡被人挟制。

1923年6月，第二次出任大总统的黎元洪被曹锟等直系军阀步步紧逼，不得已出走天津，临走前印信被抢夺，被迫下台。

事后，听闻曹锟党羽以黎元洪本人的名义宣布辞职。黎元洪还怒气冲冲地发通电：

“从今以往，元洪职权，未得国会确当之解免，无论以何途径选举继任，概为非法。特此声明。”

只是，对气焰熏天的直系军阀而言，黎元洪的通电，不过是废纸一张。举国上下，根本没有人关心他说什么。

从此之后，黎元洪彻底告别政治舞台。

▲黎元洪的政治生涯大起大落，处处受人掣肘。

辛亥之前的黎元洪，实为湖北新军之翘楚，在乱世时局中游刃有余，堪称豪杰。

辛亥之后的黎元洪，空有共和元勋之名号，在北洋政坛中束手无策，形同傀儡。

黎元洪的政治生涯，终归是失意的。正如其老师严复对他的评价：“黎公大德，天下所信。然救国图存，断非如此道德所能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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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洪被迫离开北京时，已年近花甲，却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闯出了另一番事业，那便是从事实业投资。可说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据黎元洪的长子黎绍基说，那是黎元洪一生最美好的时刻，因为他确实享受了生活的乐趣。

黎元洪自己也说：“对于政治业已心灰意冷，以后将在实业界力求活动。”

▲黎元洪与家人。

黎元洪很有生意头脑，早在东厂胡同居住期间，他就伙同徐世昌等人在湖北招集商股。几个人投资中兴公司，前后投了200万元。这是黎元洪投资实业的开始，也是其投资最多、收效最大的一个项目。

黎元洪不差钱。据其女儿黎绍芬回忆：“我父亲是副总统，又兼参政院院长，月薪5万元。”

这是什么概念呢？做个比较，1918年，李大钊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时，月薪才180块大洋，再加上他授课的津贴，总共240块大洋。

黎元洪的这笔收入，可说是巨资了。

之后，他与外商合作，和美国人华克在北京合办了中美实业公司。该公司一面办理进出口贸易，出口以猪鬃、大豆为主，进口以汽车、电料为主；一面在西北屯田造林。

遗憾的是，这桩生意，赔了。1924年，公司倒闭，黎元洪损失惨重。外商曾决定以最新式的汽车作为赔偿，黎元洪坚持不受。

黎元洪的投资项目范围广泛，数额巨大，大有放手一搏之势。

仅据天津历史博物馆等单位收藏的有关黎元洪经济活动资料统计：黎元洪先后投资的银行、厂矿共七十余家，投资金融不低于300万元！

黎元洪思想先进，在当时就已十分重视房地产。

在湖北做协统时，黎元洪月俸500两白银。当时，尽管他常宿于军营，还是斥资在武昌中和门附近，盖了一幢中式楼房和一幢西式楼房，又建了不少平房出租。另外，又在武昌郊区购置土地用于出租。

在北京期间，黎元洪又以“黎大德堂”的名义，在东厂胡同附近购得三处产业。

第二次复职总统期间，黎元洪处处受制，还忙里偷闲，用银洋一千八百元，购得东厂胡同十三号的房产。如此，他在东厂胡同的豪宅连成一片，构成一座深宅大院。

晚年居于天津，黎元洪继续置办房地产，包括土地16亩和洋楼一所，投资十分可观。在此期间，清朝遗老遗少、北洋政府政要以及各地富绅显贵等也紧随潮流，购地建房。

▲寓居天津时的黎元洪。

在官场上多次受挫的黎元洪，终于通过兴办实业找回了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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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挥金如土的黎元洪，小时候，家中却曾一贫如洗。

黎元洪老家虽靠近黄陂县城，却十分荒凉。

为生活所迫，黎元洪8岁就在乡下替人放牛。年幼的他和姐姐一度以种菜谋生，还曾跟别户人家讨过米，偷吃别人菜地里的萝卜，又把叶子插进土里作为掩饰。

青年时期，黎元洪也几经坎坷，投军效力，挣着苦命钱。期间，“父死，家贫不能归葬”。直到受张之洞赏识，并委以重任后，情况才逐渐好转。

黎元洪一生吃尽苦头，他更加重视儿女的生活质量和教育情况。

黎元洪的长女黎绍芬生于1901年，当时黎元洪夫妇已经历过两次孩子夭折的悲痛。好不容易等到结婚18年后，才得到这个宝贝女儿。老来得女，因此倍加珍惜。

▲黎元洪与夫人吴敬君。

黎绍芬先后被送入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就读。1923年，黎绍芬成为南开大学的第一届毕业生，与周.恩.来.还是同班同学。之后，又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硕士学位。

黎元洪的其他儿女，也都在名校学习，甚至有海外留学的经历。唯独次女黎绍芳，因卷入与袁世凯之子的联姻，红颜薄命，一生不幸。

黎元洪不但将孩子送到南开去读书，还大力支持学校的发展。张伯苓在天津草创南开学校时，黎元洪为南开慷慨解囊，累计捐款上万元。

1919年9月25日，南开大学举行开学典礼，黎元洪亲临学校祝贺，并和全体师生合影。

当年，黎元洪又应蒋廷黻之邀，合力在武昌创办私立江汉大学。他不仅捐钱建造校舍，还特地拨中兴煤矿十万元股票作为学校发展基金。

后来，这些校产全部转交给武汉大学，今日武汉大学的宋卿体育馆，就是黎元洪当年所捐资始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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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黎元洪去世。临终前他嘱托家人：“丧事从简，告诫诸子潜心从事实业，毋问政治。”

黎元洪之长子黎绍基深得其教诲，不问政治，专心办实业。

父亲去世后，黎绍基担任中兴煤矿公司董事，后又兼任山东济南鲁丰纱厂常务董事、中兴轮船公司董事长等职。他将黎元洪留下的产业打理得有声有色。

▲黎绍基一家与弟弟黎绍业夫妇。

1948年底，全国局势动荡，黎绍基为保全中兴轮船公司的船只，接受董事会委托，携家眷赴台，之后又辗转来到香港。

当时，逃到香港的资本家，大多在这里另起炉灶，或者带着资金远走异国他乡。

而黎绍基特立独行，放不下祖国故土，也不愿弃国内中兴公司三千多名职工于不顾。1950年，他同妻子重返大陆。

彼时新中国的航运业方兴未艾。黎绍基主动提出，将中兴轮船公司的航运业务纳入上海航运局的规划，由该局统一调度。

1960年代，黎绍基的四个子女先后留学定居北美，没想到，一去就再难相见。

文革中，黎绍基被抄家，银行存款和国外子女的汇款均被冻结，只能靠每月发放的微薄生活费用，勉强果腹。

十年中饱受摧残，转眼间，他已成为身虚体弱的白发老翁。在海外多年的子女们，从照片上都不能辨认父亲的容貌。

1983年1月，黎绍基病逝于上海中山医院。晚年，他还从政府发还的款项中，捐出3万元作为徐汇区教育基金，又投资2万元于刚开始筹建的爱国建设公司。

黎元洪的次子黎绍业和他哥哥命运相似。

黎元洪去世后，黎绍业任怡立煤矿公司监察人。他勤俭持家，用心经营事业，几年内就偿清了黎元洪生前欠下的全部银行贷款，在经商方面也颇有天赋。

1951年秋，由于黎家在武汉尚有田地，黎绍业作为代表赴武汉接受清算。

清算后得出，尽管土地解放后全未收租，也需付公粮及水利工程款。黎绍业因一时无法筹到足够款项而被关押。最终，家人变卖生活用品，黎绍业才得以具保释放。

1966年8月，黎绍业家产被查抄。1967年，其长子黎昌骏在新疆受迫害致死。1977年，长女黎昌若因下放农村劳动染疾，调回天津工作后不久即病逝。

▲黎绍业与他的孙子。

白发人送黑发人，黎绍业悲痛万分，身体健康每况愈下，只能通过每天读书看报、诵读佛经来麻痹自己，排遣病痛。1996年，因病逝世。

继承黎元洪家业的黎氏兄弟，听从父亲遗训，尽量远离政治，可最后还是倒在了政治脚下，实在是造化弄人。

参考文献：

侯杰、姜海龙：《百年家族：黎元洪》，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葛培林：《黎元洪家族》，金城出版社2000年版

陈钦：《北洋大时代》，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