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为杨幂，而是为这部电影本身，支持它
虹膜明天上映的《宝贝儿》，有两个原因，我建议你应该看这部电影。
一是因为它的题材具有相当强的社会现实价值，且在之前很少被触及：畸形新生儿、弃婴、寄养。可以说，它们所涉及的群体，每一个都经历着比普通人艰难数倍的人生。如果你觉得自己的生活安安稳稳，幸幸福福，那么是时候打破你给自己营造的幻觉了。
二是，这样一部极其现实甚至残酷的「社会问题电影」，主演是杨幂。不可否认，我们对杨幂存在某种既定的印象。而演员要打破这种印象，其实是一件挺难的事儿。
当然，第一个原因比第二个原因更重要。
杨幂在《宝贝儿》里饰演的角色，叫做江萌，她生下来是个弃婴，因为身体问题被父母抛弃，在寄养家庭长大，后来摘除了子宫。
《宝贝儿》在前不久的多伦多电影节放映之后，收获的口碑都还不错，烂番茄上的六家外媒都给出了新鲜的好评。
《综艺》的评论是：「编剧兼导演刘杰的写实风格捕捉到了中国新工人阶级的背景，在引人入胜的情节里赋予了坚韧的真实性。」
《好莱坞报道》评价影片让观众思考人类生命的价值，并且意识到支持它对抗父权制社会和冷漠医疗体系的重要性。
外媒们会给出这样的好评并不奇怪，因为导演刘杰一直以来都在进行着关注现实议题的创作，导演处女作《马背上的法庭》就拿过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最佳影片，《透析》也拿下了金马的最佳原著剧本奖，而这次的《宝贝儿》，也是延续了他一贯的创作理念。
《宝贝儿》的故事从江萌找到了在医院的工作开始，在医院当清洁工的她，偶然看到一位父亲决定对自己刚生下的、无肛出生缺陷的婴儿放弃治疗。
曾经也是一名弃婴的江萌，完全不能接受陌生人的这种行为，便决定要拯救这名缺陷儿。
一个让人无力的现实困境。
与此同时，她自己的生活，也乱成了一锅粥。当年也被抛弃的她被放在江家寄养，政府为此拨给江家一定的寄养费用，如今只剩下江母一个人和她相依为命，但是江萌成年了，按照政策规定，成年以后寄养关系失效，江萌必须搬出江家，也不能为江母养老。
江萌为此百思不解：为啥我就不能给我妈养老了？
一个可笑的政策困境。
这的确是个很少被我们关注到的话题，但却覆盖着一个极其庞大的群体，中国出生缺陷发生率在 5.6%左右，也就是说每年新增出生缺陷数约 100 万例，平均每半分钟就有一个出生缺陷儿降生。而中国每年大约有 10 万名儿童被遗弃，其中大多数是残疾儿童或女童。
我曾经在福利院做过义工，那里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是被遗弃的残障儿童。而这些，都还是能活下来的那部分「幸存者」。
关注到这个群体的《宝贝儿》剧情的核心，便由此指向了「抛弃」，而这个圆心的辐射范围，则指向了多重群体。
其一是杨幂饰演的江萌这样的弃儿，以及她想要拯救的无肛女婴；包括一直呆在江萌身边，同样是弃儿长大的聋哑人小军，都是被父母抛弃的那群人。
其二，则指向了以江母为代表的寄养弃儿的家庭，因为政策原因，他们虽「养儿」，却不能「防老」，毫无疑问也是被抛弃的一批人。
其三，则指向的是抛弃孩子，导致家庭溃散的徐先生一家，他们在做出抛弃孩子的决定的同时，其实也抛掉了自己内心的某些东西。在这之外，那些不得不面临法理和情理上困境的福利工作人员，同样也被动地抛弃了某些东西。
甚至，连弃婴、畸形儿、寄养这些沉重的话题，在我们的视野里，也都是处于不经历者就几乎完全无视、「抛弃掉」它们的状态，影片在这个层面上的发声，也由此具有了难得的现实意义。
影片的故事重心，都落在了江萌的身上，这对杨幂演技是个很大的考验。客观地说，她完成得的确不错。化妆造型的突破是一方面，在这之外，她的确演出了江萌身上那种因为做过多次手术的虚弱、以及拧着一股子儿的执拗。
郭京飞饰演的抛弃孩子的徐先生，又是另外一种状态，他为了诠释这个做出艰难决定的父亲身上的那种绝望感，真的几天没睡觉。在这个父亲身上，你甚至能够嗅到一丝死亡的味道，那是他决定「杀死」自己孩子后，整个人所产生的变化。
李鸿其饰演的哑巴少年小军是影片里的一个惊喜，他绝大多数时候都只用身体和表情表演，只有在某些极端时刻，才会从喉咙里发出含糊不清、断断续续的字眼。
这其实也是一个偶然的设定，因为导演刘杰实在是受不了李鸿其的台湾腔，就干脆把他的角色给弄哑了。
每当他和江萌艰难交流的时候，你都能切切实实地感受到，这种「失声」的状态，其实并不仅仅发生在他身上，而是发生在片中所有弱势群体身上。
《宝贝儿》中涉及了多个敏感的道德议题，比如对于有缺陷的孩子而言，死去和活着，到底哪一种更加幸运？父母们究竟有没有权利决定自己孩子的生死？
片中的人似乎都对此持有答案，江萌执拗地认为「能治好为什么就不治了？」不相信孩子的母亲会真的不要孩子，甚至为此报警，要亲耳听到孩子的母亲表态。
在某种程度上，她的这种坚持，其实也是在不断告诉自己，「当初我的母亲并没有不要我。」
但这个在江萌看起来如此单纯的问题，在徐先生、甚至和江萌一样身为弃儿的小军那里，都有不同的答案，这样的矛盾，正好又与江萌的寄养身份和她不能为江母养老的矛盾对应起来了。
在这些矛盾里，《宝贝儿》并未想要给出一个答案，这也是刘杰一直以来执导影片的主题，总是探讨「无解」的问题，正如他自己所说，「没有答案的问题是我更想去探究的东西。」
而这种无解，其实正好与当下社会正在发生着的一些冲突对应起来了，《宝贝儿》所关注的群体是特殊的，而我们所在经历着的老龄化的加剧，年轻一代生育意愿的降低，传统家庭的逐步瓦解，城市化进程对农村的挤压，正好就是影片所关注的这些「特殊化问题」背后的「广泛化背景」。在这种特殊与广泛背后所凸显出来的，是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罅隙与冲突。
《宝贝儿》的故事，总让人想起日本NHK纪录片中所说的「无缘社会」。
这种无缘，一是没朋友的「无社缘」，二是和家庭关系疏离甚至崩坏的「无血缘」，三是与家乡关系隔离断绝的「无地缘」。
当我们反看周遭，便会发现，这些「无缘」的变化，其实同样也发生在我们的国度里。
《宝贝儿》中代表底层人群的这些长大的弃儿，难以建立自己的社会关系；不论是原生家庭还是寄养家庭，都是一纸空壳；所谓的家乡，更不知地处何方。
无人可以对《宝贝儿》提出的问题给予答案，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我们继续无视这些被我们抛弃的话题，那我们的社会，其实也在面对某种「无缘」的未来。
所以，其实我们应该为了自己，去支持这部电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