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往事并不如烟

40年前，中国掀起一股“货真价实”的出国考察热。

1977年3月，国家计委向中央政治局提交了一份汇报提纲，尖锐地提出“十个要不要”的问题。

在关于“要不要引进新技术”的问题上，这份提纲明确指出，闭关自守，拒绝学习外国的好东西，什么都要从头摸索，那就会放慢我们一些工业技术的发展，那是“爬行主义”，不是社会主义。

那年年底，一些考察团开始走出国门，奔赴欧美发达国家考察企业管理和农业经济。

一个被派到西欧的农业代表团，专家成员搞不懂欧洲人为何要养瘦肉猪，但还是暗地里抓了把饲料回来。他们甚至数出荷兰生猪比中国生猪多了两根肋骨，把这个差异当作一项技术指标。

到了1978年春天，中央派出的四路高干人马陆续出发。

其中，最受瞩目的是副总理谷牧带队的西欧考察团。20多名主管经济的国家高级干部，出访西欧五国。

▲1978年，谷牧率团出访西欧。

临行前，考察团成员才愕然发现，20多人中，仅有两人出过国。邓小平亲自送行，嘱咐大家好好学习。

一个多月的访问，让代表团成员内心备受震撼：这是我们抨击了将近30年的“腐朽的帝国主义”吗？

据说代表团成员第一次吃冰激凌，有人怕凉，就有人说：“可以加热一下嘛。”

时任广东省副省长王全国，是代表团成员，他后来回忆说：

“那一个多月的考察，让我们大开眼界，思想豁然开朗，所见所闻很受刺激！闭关自守，总以为自己是世界强国，动不动就支援第三世界，总认为资本主义腐朽没落，可走出国门一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你中国属于世界落后的那三分之二！”

震惊之下，代表团问我国使馆：“长期以来，为什么不把实情报告国内？”回答是：“不敢讲。”

好在现在“敢讲”了。代表团回国后，在大会堂里向最高层汇报，从下午3点一直开到夜里11点，听者无不动容。

叶剑英在会上说：“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是一面镜子，可用来照照自己是什么情况，没有比较不行。出国考察，就是照镜子，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

几个月后，邓小平访问日本，探寻一个二战战败国用30年时间，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的奥秘。

在时速210公里的新干线列车上，邓小平感慨：“就感觉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我们现在正合适坐这样的车。”

言外之意，中国也要赶紧跑起来。

历史进程中的个体，除了自我奋斗，从此自觉或不自觉地被裹挟进家国命运改写的洪流。

▲邓小平首次访问日本。

一

农民比国家高干先一步到了欧美。

福建省长乐市，历史上是郑和下西洋船队远航的基地。1977年以后，这个地方的年轻人，借着海外“寻亲”的名义，辗转偷渡到美国纽约打工。

最早的“万八客”由此产生。

早期偷渡美国的费用是1.8万美金，因此长乐、连江、琅岐等地民间俗称偷渡者为“万八客”。

长乐一个村的生产队长陈清泉，当时从香港乘坐前往南美洲的航班。飞机途径洛杉矶停留的时候，他成功“跳机”滞留，赶往纽约，见到了阔别14年的父亲。

陈清泉的父亲1964年以海员身份跳船到了纽约，一直在餐厅里做洗碗工。

长乐号称“海员之乡”。从晚清开始，很多长乐人就在福建船政学堂和马尾造船厂学习或谋职，从事航海者更不计其数。

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中国内地与美国不通航运，在香港地区、新加坡的船运公司任职的福州籍海员，通过“跳船”方式，开辟了移民美国的渠道。

第一批长乐籍的美国移民，基本上都曾是香港海员。陈清泉的父亲也不例外。

这次“寻父”的非法行动，使陈清泉日后成为了改革开放后长乐地区首批赴美打工者的代表性人物。

改革开放初期，福州一带，江海交界处一派繁忙。出海捕鱼的长乐渔民和台湾渔民做起了走私生意，用黄金白银或者赴内地采购来的虫草，换取钟表、皮包和电器，然后上岸倒卖。

这股走私潮，刺激了长乐人对于外面世界的向往。偷渡赴美，是首选。

▲福建长乐郑和广场，当地人闯世界的历史基因。

与此同时，祖国大地，有更多的人们在国家内部寻求财富。

浙江乐清有个叫“柳市”的镇，1970年代末，五金电器业一下子繁荣起来。当地人刘大源敏锐地嗅到商机，专攻螺丝配件。

刘大源跑到当时的工业中心上海，从国营上海标准件厂大量购入螺丝产品。他曾花一个星期在上海收集到300公斤螺丝，一个人分成四担挑。挑一担走一程，又返身去挑下一担，这样“接力”走到码头，总共走了十多公里路。

到后来，刘大源经营的螺丝，据称是当时中国最为齐全的，足足有1.7万种。他被人称为“螺丝大王”。

当时柳市还有几个跟他齐名的私营个体户。他们是“电器大王”胡金林、“矿灯大王”程步青、“目录大王”叶建华、“翻砂大王”吴师濂、“线圈大王”郑祥青、“胶木大王”陈银松、“旧货大王”王迈仟，合称“温州八大王”。

“温州八大王”风生水起的背后，是中国改革事业的摸索前行。

日后“92派”的代表人物、陕西人冯仑，当时还在西北读书，感觉社会上突然多了个词，叫做“改革”。

但他并不知道这个词，将与他的个人生活发生多大的关系。他只是围观改革的一个吃瓜群众。

他高中毕业18岁，恰好赶上恢复高考。此前，高考这扇大门，关了整整11年。

看完母亲用蜡版给他复印的资料后，冯仑借来一辆自行车奔赴考场。结果，考上了西北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

入学时间是1978年2月。

对于大学，他的最初感受是不适应：学校竟然不放革命歌曲，开始放软软绵绵的港台歌曲，那些自信、英俊的同学们，竟然在简陋的食堂里兴奋地跳着交际舞。

风向真的变了。

1978年11月，安徽凤阳小岗村18位农民“冒死”分田到户。次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

从冒着杀头的危险，到变成开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先驱，切换如此之快。没人想得到。

▲1978年冬，18位农民按下红手印的大包干契约。

二

冯仑本科毕业那一年，又考上中央党校读硕。他的志向，是做一个像胡乔木一样的笔杆子。

在当时，绝对是根正苗红的高学历人才。而“温州八大王”则遇到了麻烦。

螺丝生意顺风顺水的刘大源，早在1977年就成为柳市镇第一个装上电话的人。

1980年，他又成为柳市镇第一个买摩托车的人。当他的摩托车从上海运抵柳市的时候，全镇轰动。

然而，仅仅两年后，他就被盯上了。

1982年8月的一天，刘大源早起上街，看到街上贴出“狠狠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大幅标语，怀疑运动又至。猛一回头，发现自己被两个人盯梢。

他反应神速，趁人不备钻进小巷，回家取出7万多元来到河边，跳进一只机动小木船，开始潜逃天涯。

这一潜逃的决定，使他成为“温州八大王”中，唯一未坐牢的“大王”。

那个时候，因私人企业的野蛮疯长，国民经济出现过热，计划体制下的物资流通秩序大乱，国家遂以“投机倒把”为罪名，展开严厉的经济整肃运动。

到1982年年底，全国立案各种经济犯罪16.4万件，结案8.6万件，判刑3万人。

“温州八大王”被当成了典型大案，轰动全国。除刘大源在逃外，其他七人均被捕入狱。

计划经济的反扑，让人措手不及。想要腾飞的温州民企，一时折了翅膀。到1984年，时任温州市委书记的袁芳烈还在感慨，“八大王案不翻，温州经济搞活无望”。

▲“螺丝大王”刘大源。

此时，人在纽约的陈清泉却看到了翻身致富的希望。

和父亲一样，陈清泉先是成为纽约白人餐厅的一名洗碗工。

但是，和父亲不同，陈清泉渴望融入白人社会。每天早晨，他必定花两个小时学习英文。

一年后，他和朋友在纽约非洲裔人区开了一家快餐店，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第一个月就赚了1万多美金，激动得眼泪直流。”

从1978年开始的10年里，陈清泉与家人的联系尽在书信和电话中。

在陈家安装电话之前，他的长乐老家唯一一部电话机设在村委会，村里人几乎都帮陈妻喊过电话：“清泉来电了！”然后便看到陈妻趿着拖鞋，跑过整个村子。

美国政府1986年通过《移民改革和控制法》，早期出去美国打工的长乐人，几乎都利用这次“大赦”机会成为美国公民，并且都成了福建侨界有头有脸的富商。

1988年冬天，陈清泉以美国富商身份回到老家。他捐出20万元，让村里人都喝上了自来水。

此后数年，他投资开发了长乐县第一个商品房项目“长乐花园”。当年的偷渡客，完美转身。

▲陈清泉，从偷渡客到闽籍侨领。

三

一心想当领导智囊的冯仑，不知不觉竟在时代洪流中，变成了房地产商。

研究生毕业后，冯仑先后在中央党校、中宣部、国家体改委任职。

他后来回忆说，1989年，国家前进的列车突然颠了一下，他从车上被颠下来。这时才发现，自己已被“改革”了。

一纸调令，把他调到了中国最年轻的省份——海南。

他用五万块钱启动资金、一辆汽车、一台电脑、一万台彩电的批文，还有“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的名头开始了海南征程。

这个全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当时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憧憬的热土。

在那里，他结识了一帮志同道合的年轻人。

1991年6月，冯仑、王功权、刘军、易小迪、王启富等人成立了海南农业高技术投资联合开发总公司（万通前身），后来又有潘石屹加入。

初创时，冯仑和他的合伙人，平均年龄25.7岁。

日后，他们被称为“万通六君子”。他们的浮沉，为时代添了一行注脚。

▲海南淘金时期的冯仑、易小迪、王功权和潘石屹。

用冯仑的话说，在这片改革热土，他们开始了“野蛮生长”。

用现在的话说，他们发家于“空手套白狼”，从银行贷款，大量买入别墅，转手就赚了第一桶金。

自由而疯狂，是当时整个海南的气息。当年流行一句话：“海南就是个大课堂，用事实教你什么是市场。”

冯仑讲过一个细节：“你会被骗到一个夜总会，被推到一间黑屋子里靠墙站着，一把枪抵住肚子，然后强迫签下一个合同。这种事情曾经发生在我们公司的人身上。”

但冯仑坚持认为，“万通六君子”一起创业，不是为了生计，而是为了信仰，为了国家的未来。

他们在公司创办一周年的时候，开了整整一天的会。会后写了一篇文章，标题叫《披荆斩棘，共赴未来》，副标题是“知识分子的报国道路”。

跟改革开放初期，大部分出于改善个人生活而闯出来的草根创业者不同，以“万通六君子”为代表的体制内精英下海群体，是那个年代经济有活力且诱人的一个写照。

在中国改革史上，1992年的“邓小平南巡”是一个风向标。冯仑这批集体下海的创业精英，因此有一个统一称谓，叫“92派”。

1993年，万通凭借在海南等地房地产的成功积累，杀回北京，并幸运地躲过了即将崩盘的海南楼市泡沫。

同年，万通在北京开发了“新世界广场”项目。通过和香港利达行主席邓智仁的合作，万通新世界广场大获成功，卖到了当时市价的三倍。

这让冯仑在1990年代初的北京名噪一时。

陈清泉也很出名。在美洲福建籍移民群体中，他的名头越来越响，一跃而为新一代侨领。

侨领的主要功能之一，是帮助同乡新偷渡者落脚。

1988—1997年是长乐人偷渡美国的“黄金十年”。闽江边一度停靠着各式的偷渡船，蛇头就在船上扯嗓子喊：“有出去的没有？”

一些人背着简单的行李，在岸上和亲人告别，然后上了船，天才蒙蒙亮。

接到蛇头的电话，陈清泉就会知道家乡又来人了，于是带领几个餐厅老板前往接洽。每个人偷渡费1.8万美金，最多的一次，来了20多个家乡的年轻人，总共30多万美金。陈清泉等人代垫了这笔巨额费用。

随后，每个餐厅老板根据经营能力，分配到3—5个同村偷渡者，让他们在自己的餐厅内做事。每个月工资1700美元，扣留1000美元，作为偷渡费偿还，实发700美元。

“只要一年半时间，这批偷渡者就能把债务还清，可以开始攒钱寄往家乡，准备盖房子了。”陈清泉说，最关键的是，长乐人在美国搭建起来的关系网络，从根本上解决了初到者的心理恐慌和工作着落等现实问题。

这就叫出路。

被打压的“温州八大王”，最终也迎来了他们的出路。温州组织了联合调查组，对全部案卷进行复查，得出结论：“除了一些轻微的偷漏税外，八大王的所作所为符合中央精神。”

“八大王”从而咸鱼翻身，成为改革先行人物。

自称“刁民”的刘大源，蹉跎了四五年，事实上早就从乐清首富的位子上泯然众人矣，徒留“螺丝大王”的名号，供改革事业研究者使用。

后起的温州民营企业家，胆子大到可以把假鞋卖到全世界，刘大源只是老老实实守着他的门面。

▲“温州八大王”平反。

四

刘大源是一个胡雪岩迷，对胡雪岩的家世了如指掌。

胡雪岩因政治而兴，一度做到晚清帝国首富；又因政治而败，成为政敌整他的靠山左宗棠的一枚棋子，最终贫病交加而死。

临死前，胡雪岩将子孙们叫到跟前，嘱咐他们说：“白老虎可怕！”

刘大源应当熟悉这段典故。

刘大源有三个孩子，没有一个经商的。“我不让他们做生意，等将来环境好了，也许可以让孙子孙女继续做生意。”

陈清泉已经不满足于做一个有钱的侨领。他时常回国投资，利用美国福州总商会的平台，组织旅美闽籍企业家，参与家乡建设。

而他更主要的工作，还放在了“环境”的改造上——动员华人华侨关心政治，鼓励旅美乡亲参加美国选民登记，用手中的选票，改造美国社会对华人华侨的偏见。“我们手中有选票，我们讲话就很重要。”

“万通六君子”在快速变化的时代洪流中，也早就走到了十字路口。

冯仑曾回忆说：“1994—1996年，几年里，六个人没事就凑在一起讨论究竟应该怎么走，有的人难受得哭了。外人很难想象我们当时痛苦到什么程度。”

六人创业团队陆续拆伙。随着2003年王功权最后的离开，万通从六个人变成了一个人。

▲冯仑被称为学者型的开发商，地产界的段子手。

每个人都开辟了新的天地。

但六人每年都会聚会。冯仑说，每年聚会的时候，大家经常开玩笑互相询问情况，没有一个人坐牢，没有一个人逃跑，没有一个人转移财产，没有一个人因为经济问题成为“两院院士”（医院和法院）。这就证明了“我们当初的这份坚持是真实的”。

今年，冯仑六十岁。此前，他接受采访说：“在中国社会群众普遍浮躁地去追求金钱和物质的时候，我们这六个人，还有所有一起奋斗的伙伴，都坚守着一个基本的底线，我们形象地称自己为‘夜总会里的处女’，不管别人怎么乱，我们得守规矩。”

今年，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冯仑作为这一路的参与者、见证者和记录者，难免要被各方邀请谈谈看法。

40年前，邓小平主导开启改革开放，初衷之一是反对越穷越光荣的谬论。“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二十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

40年后，冯仑在亚布力论坛说起，他的这40年，每天都在纠结三个问题：去哪儿，和谁去，做什么。一个国家的改革同样需要每天考虑这三个问题。

“改革的目标一定是消灭改革，改革要去的地方必须是不需要改革的地方，改革的最终结果应该是让我们所有的企业家能够感受到道义的存在，权利的存在，市场公平的存在，财产和企业长期发展安全性的存在，以及社会公平正义的存在，自我的身心灵得到平衡的存在。”冯仑说。

他说他有一个愿望：如果改革四十年后还要继续改革下去的话，那我希望未来背负了越来越多的改革能早点结束，早点进入到一个不需要怎么改革的理想社会，让晚年能够在不改革中度过。

谨以此文，致敬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先行者、冒险者，以及那些因各种原因被抛离、被牺牲、被掉队的人们！但愿，明天会更好！

参考文献：

李春发：《改革开放先声：1978年春夏秋冬》，《党史文汇》，2018年第6期

闵杰：《冯仑：伟大是熬出来的》，《中国新闻周刊》，2018年第27期

冯仑：《一个人的被改革史》，“冯仑风马牛”，2018年8月2—14日

汤琴、叶长一：《温州“八大王”沉浮录》，《中国企业家》，1998年第7期

仲伟志：《“大王”的背影》，“仲伟志搜神记”，2018年8月11日

另，文中关于长乐移民以及陈清泉的访谈，出自最爱君2011年在福建的采访，曾刊登于《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