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剧想讲底层青年的逆袭，但全是可笑的意淫
虹膜看电视剧《橙红年代》的时候，我脑海里交替浮现着两个不太相关的东西：一个是今年上半年NHK拍摄的关于深圳打工青年的纪录片《三和人才市场》，一部是《水浒传》。
《水浒传》（1998）
首先，到底要怎样才能接受这天雷勾动地火的设定：陈伟霆饰演的主人公刘子光的父亲被吸毒者杀害，失去了生活来源后他受结义大哥聂万峰的怂恿到「M国」去闯荡，他们先在赌场打工，之后又给当地的毒枭当马仔。
但是因为父亲的缘故，刘子光不愿参与贩毒，被毒枭囚禁，直到聂万峰火并了原来的毒枭头目，自己取而代之才把他放出来……
第一集就有许多不合理之处，比如刘子光被毒枭关在小黑屋里却能练习组枪——他的枪从哪里来？
等等。
但最不合理的莫过于刘子光这个人物的行事动机：如果他的人生追求不是赚大钱，那他为何要跑到M国去冒险？
如果他追求道德上的完整性，给赌场打工和给毒枭打工的差别又在哪里？
如果他仅仅只是因父亲之死而厌恶毒贩这个行当，并不排斥其它形式的暴利，那么这个人自然也谈不上任何的道德自律了，又有什么动力冒在小黑屋里关上一辈子的风险也不肯向毒贩低头呢？他完全可以假意答应入伙然后伺机逃走啊！
只要稍加推敲就知道刘子光的人设完全立不住，什么样的观众才能对如此粗糙的设定照单全收？我得把自己想象成拿着一百元日结工资、晚上躺在一间房里摆了八张床的廉租房中、全部精神生活来自手机的「三和大神」才能坚持看下去。
《了不起的盖茨比》说：「每逢你想要批评任何人的时候，你就记住，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并不是个个都有过你拥有的那些优越条件。」
审美趣味无疑也是一种资本，需要时间和金钱来培养，因此嘲笑打工青年缺乏审美素养是很不厚道的，这样说只是因为《橙红年代》的原著和打工青年确实有着紧密的关系。
《橙红年代》的原著以务工青年刘子光回到老家，发现自己当保安的父亲被流氓打伤，愤而替父报仇开篇。之后刘子光接了父亲的班，也成为了一名保安。他到处行侠仗义，因缘际会下获得了多名阶层地位更高的女性垂青，终于成功「逆袭」，当上了西非小国的总统，和心仪的女孩在瑞士举行了婚礼。
你可以说这部小说格调不高，情节荒诞，但无法否认的是它直白地书写了那些一无家世、二无资本、三无学历、四无技术的男性青年的人生梦想——就像女孩有权梦想自己穿越成为「大猪蹄子」的宠妃一样，男孩当然也有做白日梦的权利。
NHK那部纪录片令我意识到：怀揣这样梦想的青年人数众多，而阶级固化正使得他们的「逆袭」之梦变得越来越缥缈。
《三和人才市场》（2018）
然而比发白日梦更荒唐的是对梦的内容进行篡改。
对比《橙红年代》的小说和电视剧就会发现明显的差别：小说中并没有男主人公的结义兄弟聂万峰这个人，自然也没有他成为毒枭后和男主人公相爱相杀的情节；小说中有一个叫聂万龙的反派，他是一个房地产商。
小说的男主相对来说还比较简单，脑子里想的都是「逆袭」，并没有「对抗毒贩」这样的「大局观」。
相反的，他是一个信奉同态复仇的莽汉，直接打折了伤害自己父亲的阔佬的胳膊，在与聂万龙争斗时也少不得使用「黑吃黑」的手段，法律对他形同虚设；而在电视剧里，做一个「政治正确」的良好市民才是男主关心的，「逆袭」只是他不断「见义勇为」附带的结果，是对「好人」的嘉奖。
但既然只要不断做好事就能「逆袭」，刘子光第一集干嘛还要背井离乡跑到M国去呢？
所以说，电视剧从一开始就搞不清要把刘子光设定成一个什么样的人：是想（不择手段的）逆袭，还是想做一个（无用的）好人——这种二分法很粗暴，但对「三和大神」这样的底层青年来说未尝不是一种心理意义上的真实，而电视剧的改编连这重真实也抹杀了。
这就是我想起《水浒传》的原因：这部满篇都是杀人放火的小说讲述的何尝不是宋代「底层青年」们的「逆袭」梦想，而《水浒传》最早的名字就叫作《忠义水浒传》，有的版本甚至干脆隐去了「水浒」之名，就叫《忠义传》——明明是「水浒」的故事，却要披一层「忠义」的皮，与《橙红年代》的电视剧改编难道不是异曲同工吗？
电视剧和书的另一个重大区别就是加了很多感情戏，实际上整部剧已经变成了有点武打、刑侦情节的偶像剧，演惯了偶像剧的「鲜肉」陈伟霆即使被关在M国的丛林里依然一丝不苟地保持着他那时尚的铲青发型，底层男性的功利野心便这样被偶像工业的情欲符号所「暗度陈仓」。
在这个时代里，主流文化对其他亚文化的覆盖能力是如此之强，经过一轮又一轮强势文化的涂抹，几乎所有的文化产品都是多重声音、多种意识的复合品，也许早已经不存在本真的「底层意识」了。
如果观众还想触摸到某种程度的「真实」，就需要锻炼出透过「忠义」的外皮看出「水浒」底色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