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法国大革命:绝对专制为大革命扫清了障碍

法国大革命是现代政治史的开端,他的爆发充分为我们展示了物极必反和木强则折的道理。国王加强专制的行为固然加强了自己的权势,但也为旧制度的覆亡埋下了伏笔。

旧制度扫清了一切地方实力派和中间组织,让国王与人民之间再无中间机构,国王既掌握所有权力,也承担一切责任,国民的一切福祉一切罪恶都与国王有关。旧制度还让整个国家的国民高度相似,曾经方言不同、习俗不同、地方制度不同的各地人民在集权化的过程中沦为极为相似的复制品,所有的国民都有相同的语言和思维,这种同质性为大革命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当曾经强大无比的旧制度因为财政崩溃而陷入困境时,他的虚弱暴露无遗,长期积压的矛盾在此刻集中爆发,最终彻底埋葬了路易十六和等级制度,那些旧制度下的受益者,在大革命中如樯橹般灰飞烟灭,在1789年以前,王室教士贵族们恐怕做梦也想不到,仅仅2年后,他们的一切荣华富贵都将被他们轻视的第三等级焚为灰烬。

一、专制制度让国王的责任无从推诿

在托克维尔看来,专制制度的鼎盛不仅没能避免大革命,反而扫清了大革命的障碍,原因是专制清除了所有中间组织,让中央政府成为一切错误的责任人。

经过路易十三、路易十四两代君主的集权,法国的专制到达了顶峰,国王为了扩充自己的权力消灭了所有地方势力和中间组织,他剥夺贵族们的地方实权,将他们拘禁在巴黎的凡尔赛宫,让曾经戎马的贵族成为为国王端茶倒水的仆从。

国王还先后制服了教士阶层和高等法院,此前,罗马教会一直对法国的宗教事务有干预权,但是在路易十三、十四的努力下,国王完全控制了法国的宗教事务,法国的主教不再由教皇决定,而由国王任命,为了统一思想,路易十四还大肆迫害新教徒,导致25万新教徒离开法国,教会彻底成为法国国王进行思想统治的工具。

在国王绝对的权力下,贵族被软禁、教会被驯服,高等法院形同虚设,三级会议再也没有开启,整个法国似乎完全臣服在国王的脚下。法国由此变成了一个绝对专制的国家,在这个国家,全国都被国王的任命的总督所统治,没有地方和人民敢违抗国王的命令。
专制到达了顶峰,但托克维尔却认为这种过度的专制不仅没有维持旧制度,反而加速了他的灭亡。

旧制度清除了地方贵族和中间组织,扫清了国王和人民之间所有的障碍,国王和人民直接接触,国王直接对人民负责,这固然增加了国王的权势,但他也增加了国王的风险,此前由中间组织担负的风险此时全都转移到了国王身上。

在以前贵族掌握地方权力时,一旦发生饥荒或者瘟疫,人民只会责怪贵族管理不善,而不会归咎于远在天边的国王,以前贵族负责地方的管理和司法审判,人民的一切怒火都由他们承担,正因这种分担,法国才没有足以推翻王权的全国革命,但是一旦地方实力派被消灭,中央直接承担地方的具体管理,那么一切错误就都和中央相关。

在绝对专制下,地方官由国王任命,代表国王意志,任何一个地方官的行为都能被上升到对国王,对整个专制制度的质疑,正如托克维尔所说,旧制度下,法国人依赖政府但也埋怨政府,甚至完全不相干的事,比如天气不好,也是政府的错,总之,一切一切都是政府的责任。

二、专制让所有国民如此的相似,阶级成为唯一差别

专制制度的另一个后果就是让国民的同质性急剧增加,让国民除了阶级之外再无差别。整个法国的国民如此相似,以至于他们会为同一事件而慷慨激昂,这种同质性奠定了大革命的基础。

专制制度的一大功效就是让所有的国民高度相似,在路易十三之前,法国各地拥有不同的方言、习俗和地方政治制度,每个地方由贵族统治,人民各不相同,但是专制要求所有的国民说一种语言,用一种制度,有一种思想。而这个标杆就是巴黎,巴黎成了全法国的模范,全国公民都要学习巴黎的思想和精神。

正如托克维尔所说:“巴黎越发成为法兰西唯一的导师,最终使所有人具有同样的精神和一致的举止,教育和生活方式让贵族和有产者除了身份之外具有无数的相似之处。”

统一的国民教育,统一的政治制度,一切向巴黎看齐的思想精神终于让全法国人除了阶级之外再无大的差异,正如托克维尔总结的:“政治自由能在公民之间建立必要的联系而不会让他们变得一模一样,而专制久而久之带来的必然结果永远是人与人之间毫无差异但却连自己的命运都互不关心。”

但这种冷漠被证明只是暂时的,当法国大革命席卷而来时,巴黎的狂热瞬间蔓延到了全国,所有的法国人都参与到了这一风暴之中。

三、革命发生在财政紧张、专制松动的时候

尽管国王的专制为法国大革命扫清了障碍,但若没有专制自身的危机,则大革命还是难以爆发,对于专制制度最大的危机就是财政问题,由于君主的挥霍无度,法国在频繁的扩张中累积了大批债务,财政困境逼迫国王对贵族、教士等食利阶层征税,从而引发了食利阶层和第三等级的共同反对。

专制下,很难对国王花钱的欲望进行限制。路易十四时期穷兵黩武,死时留下了25亿里弗尔的国债,而路易十六不但不节省开支,反而为了虚荣支持北美独立战争,导致法国又欠下了20亿里弗尔的债务,到1789年,国债已接近50亿里弗尔,国家近乎破产。

这种困境下,国王企图免除贵族、教士的免税特权,但遭到巨大的抵抗,国王便寻求三级会议利用第三等级的力量压制食利阶层,但最终的结果却是三个等级联合了起来共同攻击国王,终结了国王的统治。

路易十六时期,因为财政的紧张,国王的控制力大不如前,社会矛盾频频爆发,而路易十六本身也是个仁慈的君主,这两个原因最终使得革命不可避免。恶变少了,但恶的感觉更明显了,正因为旧制度弱化了,剩下的那部分才令人厌恶。

1789年,长期积压的矛盾终于集中爆发,而国王发现绝对专制下再无任何贵族、任何中间组织可以为他分忧,而拮据的财政也让他的控制力大不如前,国王发现,他固然拥有权力但也没有退路,他的一丝失误都可能导致自我的毁灭。

法国大革命充分证明专制既强大也脆弱,他让小的社会运动无处可容,却为大革命的爆发扫清了障碍,而美国的体制则是中小社会运动不断,但让大革命成为不可能,美国的分权将联邦的责任甩给地方,多元化则让国民差异甚大,不可能形成合力(这固然极大降低了效率,但也预防了风险),如果说法国的专制是堤坝,则美国的体制是大禹治水。

路易十四怎么也不会想到,他对权势的欲望最终间接埋葬了自己的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