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建国怎么就成了不可能？丨“双十协定”73周年特刊

抗战结束后的1945年8月28日，蒋介石与毛泽东破天荒地聚首于陪都重庆，就战后中国的政治前景展开磋商，经过国、共两方代表的密集谈判，10月10日，双方签署《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史称“双十协定”。

重庆和谈与“双十协定”的出台一直是个饶富兴味的历史话题，蒋介石和毛泽东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决定展开此次和谈的？和谈是否有外部因素的促成？“双十协定”确立了“和平建国”的方针为什么最终演化成战场上的兵戎相见呢？

时值“双十协定”签署73周年，笔者拟依据相关史料简单回顾一下这起事件的来龙去脉。

一、突如其来的胜利

蒋介石与毛泽东对于抗日战争的突然胜利几乎都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由于国军在1944年日军发起的“一号作战”（Operation Ichi-go）中损失过于惨重，1945年初，蒋介石在《日记》 中规划的全年“军事目标”已将调门放得很低：

“甲、第一期收复南宁与柳州（六月）；乙、第二期收复香港、广韶，占领广州湾与香港海口（十月）；丙、第三期收复衡阳、长沙、岳阳与武汉、宜昌（十二月），并收复台湾。”

可见，当时蒋介石只是期待经由三期反攻，可逐渐收复华中、华南地区，而上述设想衡诸当时国军战力，已属相当乐观，至于在中国战场彻底击败日军，根本不在蒋的计划之内。

时间到了1945年夏季，各种迹象都表明盟军的对日作战已进入尾声。8月6日，美军向日本本土投掷原子弹，9日，苏联对日宣战，日本的投降似乎已成为了一个时间问题。

在闻讯苏军进入东北后，蒋介石在当日的日记中写道：“今晨接俄国已对日宣战之消息，忧喜参半，而对国家存亡之前途与外蒙今后祸福之关系，以及东亚民族之盛衰强弱，皆系于一身，能不战栗恐惧乎哉。”由于担忧苏联会借助控制东北的机会，积极支援中共，阻挠国民党在日本投降后恢复对华北及东北的统治，蒋介石直到此时方才开始真正着手战后准备的工作。

▲1945年8月15日，蒋介石在重庆街头接受民众欢呼

与蒋介石的情况相同，身处延安的毛泽东同样没有预料到抗战会在1945年结束。在“七大”闭幕后，毛泽东曾发电报给率领“南下支队”前往湖南、广东开辟新根据地的王震和王首道，对战争的进程有所预测：

“日、美决战当在明年夏季以后，故你们尚有一年至一年半以上之时间可以利用，过此则将发生变化，国民党有发动内战可能，到那时你们的根据地须具相当规模以便应付内战，造成南方一翼，此任务具有重大意义。”

可见，毛泽东将战争结束的可能时间设定在1946年下半年，因而，这一时期中共因应局势的各种策略，包括继续在舆论上宣传组建联合政府，延请黄炎培等六名国民参政员访问延安，在南方开辟新的根据地借以牵制国民党的军事力量，都是带有长期性的战略布局，并不是应对战争结束情况下的具有针对性的举措。

不过，苏联出兵东北的消息令毛泽东意识到抗战已进入尾声了。8月9日，中共召开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现阶段中国的任务是“配合苏军作战、制止内战、统一集中、国共谈判”，他认为，内战的危险正随着日本垮台而快速增加，为了能在即将来临的国共军事冲突中占据有利态势，共产党在第一阶段的主要任务应当是取之于日伪，扩大地方，扩大力量，借以“对付内战的威胁”。

▲1945年4月，毛泽东为中共七大致开幕词

就在苏军越境进入中国东北的第二天，毛泽东即向新四军发送电报，指令其利用日伪投降的有利时机，尽可能占领重要城市和战略要地，这其中就包括了上海、南京在内的华东各大主要城市。新四军已拟定计划，以总数三千人的部队潜入上海市内发动起义，一举占领这座“远东第一大都会”。

尽管占领华东城市的计划其后遭到了美、苏方面的强烈干预而没有成为现实，但毛泽东对于局势的应变速度明显比蒋介石要快上许多。8月11日，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日本投降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决定》中再次强调：

“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体情况发动进攻，逐一消灭之，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夺取武器与资源，并放手武装基本群众，不应稍有犹豫。”

面对中共在战后全面扩张的的态势，蒋介石及国民党亦不得不紧急筹谋有效的“善后方案”了。

二、一触即发的冲突

抗战接近尾声时，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解放区已经成为了拥有121万党员、9550万人口、91万军队及220万民兵的强大力量。抗战期间日军的不断进犯，使得国民党丧失了对中国大部分地域的有效控制，至1945年夏，尽管在军队的绝对数量上国民党较共产党仍占据显著优势，但此时大部分国军部队都处在西南、西北诸省，在日本投降后，要在短时间内将数量巨大的军队调往过去的日占区受降，恢复国民党对当地的统治，实际上面临着许多困难。

相反，包括八路军、新四军在内的中共部队，通过建立敌后根据地，在邻近日伪统治区的地带，尤其是在华北，逐步壮大了自身力量，此时反而处在更有利于接受敌伪投降和扩充占领区的位置上。

上述情况对于以国家正统自居，力图于战后恢复国民党在全中国统治的蒋介石来说，无疑是不可忍受的。潘公展在1945年8月29日的一份函件中称：“钧座（蒋介石）对此顽梗之中共问题，苦心焦虑，非常人所能想象。”

为了遏制共产党的扩张势头，蒋介石一方面严令日军只允许向国民政府所辖部队投降，并且在国军尚未抵达时，日军可继续保留武器，维持当地治安，击退任何意图解除其武装的进犯，蒋介石的这些要求获得了侵华日军司令冈村宁次的全力配合；另一方面，蒋介石则向美方寻求支援，他洽询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Albert C. Wedemeyer），是否可动用一定数量的美军运输机和舰船，将滞留于中国腹地的国军部队空运和海运至华东、华北各地受降，并恢复当地秩序。

▲1945年9月9日，南京受降现场，何应钦在日军投降书上签字

蒋介石的要求获得了美国的许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责成魏德迈妥善完成协助中国军队受降，以及遣返日军的工作。中国的天空开始充斥着巨大的四引擎军用运输机C-47的轰鸣声，从印度起飞的美军飞机将3.5万名国军士兵从柳州空运至上海，又将参与湘西会战的4万名士兵空运至首都南京，数千名士兵则同时被送往远在华北的平津地带，先行控制住各战略要点。

在美国的全力支持下，蒋介石的部队得以在相当短的时间内顺利接管了包括上海、南京、北平、天津、广州、武汉、徐州、青岛、济南等重要城市，没有给中共进占大城市以机会。中共对于美国公开协助蒋介石运兵自然十分气愤，延安的报纸和广播开始不断抨击美国的行为是在“支持中国的反动派打内战。”

如果美国真像共产党猜测的一样决定不计代价地协助国民党展开军事行动，事情反而显得简单了。实际上依靠武力解决“中共问题”一直是蒋介石心中腹案，这一方面是由于其多年来与共产党斗争所形成的严重的不信任感，另一方面亦由于对国民党自身军事实力的充分自信。然而，战后波谲云诡的国际局势决定了蒋介石无法独行其志，美、苏两大巨头，出于各自的战略利益，都不希望国共间发生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三、离心离德的盟友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中、美结成战时盟友，然而双方之间的合作却并没有预想中那么顺利。蒋介石与罗斯福派至中国担任参谋长的史迪威（Joseph Stilwell）关系长期不睦，史氏对蒋动用大量兵员在陕北围堵共产党而不是将其投入对日作战颇多微词，两人在缅甸作战的军事部署以及美国援华物资的分配上都闹得十分不愉快。

到了1944年9月，在日军“一号作战”的凌厉攻势下，史迪威请示罗斯福，由后者起草了一份致蒋介石的照会，要求蒋立即将中国所有部队的指挥权交给史迪威。9月19日，在重庆郊外的黄山官邸，史迪威以一种极具侮辱性的姿态将这份照会当面交给了蒋，双方关系由此不可挽回的破裂了。史迪威旋即在蒋的一再要求下被免职，其位置由魏德迈接替。

▲1942年3月，史迪威正式就任中国战区参谋长时与蒋介石合影

“史迪威事件”中双方的是非曲直，历史学家自有判断，然而不容忽视的一点是，这起事件极大挫伤了蒋介石的国际声誉，并增加了美国国内对于国民政府的负面观感。史迪威在美国的公众舆论中一直被视为诚实、正直和严肃的人物，史氏在解职前又将大量对蒋不利的机密信息透露给了美国媒体，导致了众多攻击蒋介石的报道在美国问世。

对蒋介石及国民党的负面评价还来自于活跃在美国驻重庆大使馆的一批职业外交人员的分析报告中。这批精英都具有长期在中国生活的经历，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通”，他们包括了使馆二等秘书谢伟思（John Stewart Service）、史迪威的政治顾问约翰·帕顿·戴维斯（John Paton Davies）以及历史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等人。

这批中国通依靠其对重庆政府的近距离观察，越来越深切体会到了国民党内部的腐化无能。相反，位于陕北的共产党却令他们感受到了一种新生的力量，他们认为共产党很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主宰中国政局，因此美国迫切需要建立与中共的直接联络渠道。

1944年7月22日，以包瑞德上校（David Barrett）率领的美国军事观察团，史称“迪克西使团”（Dixie Mission），历史性的抵达了延安，谢伟思随同前往，观察团在延安获得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的亲自接见，同年9月，戴维斯亦造访了延安。

▲1944年7月22日，毛泽东、朱德与包瑞德上校在延安机场

中共领导人直爽热情、平易近人的态度以及边区欣欣向荣的景象都令中国问题专家们印象深刻，戴维斯在发往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表示，共产党必将在未来接管全中国，除非美国“以相当于日本侵略中国的规模进行干预”，否则国民党的统治无法维持，加强与中共的合作符合美国自身利益。他根据在延安的所见所闻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并不是典型的共产主义政党，毋宁说是一群土地改革者，把中共从苏联手中争取过来，对于维持美国战后在东亚的影响力是有利无弊的。

自1944年夏季开始，美国与中共的关系确实有趋暖的势头，毛泽东甚至提出了访问华盛顿的设想。然而，正如学者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Bermstein）指出的那样，美国对华政策不连贯和临时起意的特性决定了它在试探性的展开与中共接触的同时，不愿也不可能抛弃与国民党及蒋介石的既有合作。

1944年末，罗斯福任命的中国特使赫尔利（其后担任驻华大使）来到中国，很快就逆转了与共产党达成任何共识的努力。

赫尔利（Patrick Jay Hurley）并非职业外交家出身，对于中国的复杂情势不具备透彻的了解，他在上任伊始，便兴致勃勃地想要促成国共双方之间的政治和解，此番努力很快就遭遇了失败。赫尔利怒气冲冲地将调解失败的责任归罪在谢伟思、戴维斯在内的中国问题专家头上，他认为正是这些“亲共分子”的言论败坏了蒋委员长的形象，还提高了共产党的胃口，以至于他促成国共和解的努力不得实现。

赫尔利随即就对驻重庆大使馆的职业外交家群体展开“整肃”，谢伟思、戴维斯等人相继被调离了岗位。此后，美国的对华政策便一直维持在一种自相矛盾的状态中：继续向国民政府提供间接的帮助与支持，但避免介入国共间的军事冲突，并努力说服两党达成政治和解。

相形之下，中国另一个战时盟友苏联的对华政策则充满了简单明了的实用主义——利用日本战败形成的战略真空，极力扩张其在东北亚的势力范围。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以“秘密备忘录”的形式与斯大林达成交易，以外蒙维持现状、苏联享有中东铁路管理权、永久租借旅顺及大连港等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条件，换取了斯大林对苏军出兵中国东北，结束对日战事的承诺。

该项“秘密备忘录”是在中国政府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达成的，蒋介石直到同年7月份，才被华盛顿单方面告知了美苏协议的内容。对于蒋介石来说，美、苏的行为无异于违背道义的叛卖，但鉴于中国的弱国地位，蒋介石不得不无奈地接受既定现实。

更重要的是，自8月9日苏联对日宣战后，人数达150万的苏军越境进入东北，对蒋介石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如果不能及时满足斯大林的胃口，尽快与其签订条约，东北的苏军或许会与华北的中共武装连成一气，着手建立国民政府之外的共产政权，那么黄河以北就将非复国民党所有了。

▲1945年8月，进入大连的苏军坦克部队

斯大林有效地利用了蒋介石的上述恐惧心理，迫使其与苏联达成妥协。

8月14日，中方代表王世杰与苏方代表莫洛托夫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方全盘接受了雅尔塔”秘密备忘录”中苏联需索的一切要求，苏方则承诺只承认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并会将东北转交国军。

明眼人皆看的出，该条约中中方让渡的都是实际的权益，而苏方的许诺却并没有严格的法律约束，这也为之后国共争夺东北埋下了伏笔。不过从蒋介石的角度看，他在付出了惨重损失之后至少获取了斯大林亲口承诺不会支援中国共产党，这自然能够给毛泽东一方施加足够压力，迫使其接受国民党方面的条件，交出解放区的控制权。果然，斯大林在条约签署后，向延安拍发电报，阻止中共部队接管上海等大城市的行动，并要求毛泽东前往重庆与蒋介石和谈，毛泽东照做了。

四、心不在焉的和谈

毛泽东本来是不打算去重庆的，他于8月14日收到了蒋介石的第一封邀请函，请其前往重庆共同商讨“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

毛很清楚蒋的算盘，蒋需要摆出一副和平的姿态给不愿卷入中国事务的美国人看，而他此时已获得了斯大林方面对国民政府地位的背书，在谈判桌上压迫中共就范显然是可行的；谈判尚可以给国军在各地的受降争取时间，如果共产党不愿谈和，国民党就洗脱了发动内战的责任，更可以毫无顾忌地采取军事行动。

于是，毛泽东答复称会派朱德前来重庆，但蒋没有放弃，于20日再次致电，邀请毛泽东早日赴渝“共定大计”，23日三次致电，表示：“唯有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

在蒋介石几次三番的电邀，以及美、苏双方的压力下，毛泽东不得不有所让步，于次日致电蒋介石：“鄙人亟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晋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

8月27日，赫尔利由重庆飞往延安，次日，他陪同毛泽东搭机前往陪都参加和谈。尽管赫尔利与斯大林都已担保了毛在重庆期间的人身安全，不过毛泽东还是做了最坏的打算，在其不在延安的时间里，将由刘少奇代理党主席，处理党内事务。

由于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决定与中共举行会谈的，国民党并没有准备好腹案作为谈判的基础。不过在毛泽东抵达重庆的当天，蒋即在《日记》中写下了对会谈的方针意见：“对毛泽东应召来渝后，决以诚挚待之。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次日又写道：“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

总之，有关解放区政权和共产党军队问题，蒋介石不会作出让步。

▲1945年8月28日，蒋介石与毛泽东在重庆会面。前排左起：赫尔利、蒋介石、毛泽东，后排左起：蒋经国、张群、王世杰

和谈正式开始前一日（9月3日），由中共代表周恩来和王若飞提出书面《谈话要点》十一项，并由政府代表书面逐项答复，以此为谈判的基础。不出意料，双方争议较大的问题集中在了第九和第十项，包括了解放区的行政组织问题以及共产党部队的改编问题。

重庆和谈自9月4日开始，至10月5日结束，共进行了十二次谈判，国民党方面的代表为张群、邵力子和张治中，共产党方面的代表为周恩来和王若飞，蒋介石和毛泽东尚进行了八次直接会谈。

中共方面希望能保持解放区的现状并掌握相当的武装，而国民党则反复强调军令、政令统一，双方在原则问题上皆互不让步，谈判一度陷入僵局。此后，再经9月27、28日及10月2日、5日的四次会谈，10月8日，双方代表就周恩来起草的《会谈纪要》交换了意见，并于10月10日由双方代表签字，12日对外公布。这便是重庆和谈的成果“双十协定”。

“双十协定”规定：和平建国是基本方针，国共双方“在蒋主席领导之下，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关于双方军队整编的问题“中共愿将其所领导的抗日军队由现有数目缩编至二十四个师”，但对于争执之中的解放区政权问题和国民大会问题，则将“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

“双十协定”没有解决国共间的实际矛盾，双方的军事冲突也并未因和谈而缓解。从蒋介石一方面说，他对国民党的实力有信心，认为中共没有能力与他争衡，在毛泽东飞离重庆后，他于10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共毛十一日飞回延安，彼虽罪恶昭著，而又明知必乘机叛变，将为统一之大碍，但断定其人决无成事之可能，而亦不足妨碍我统一之事业。”

而就毛泽东一方面说，他对于和谈的不会有成果也早已了然，共产党部队的行动并没有因为和谈而有所限制，此时共产党确立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

就在和谈开始的第二天，第一支八路军部队开始进入东北。毛泽东在去重庆前曾对前线干部讲到：“我们提出的条件中，承认解放区和军队为最中心的一条，中间可能经过谈谈打打的情况，逼他承认这些条件······你们回到前线去，放手打就是了，不要担心我在重庆的安全问题，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谈得越好。”

在毛泽东看来，和与战是一体之两面。他在返回延安后，向各地党委作出指示：“解放区问题未能在此次谈判中解决，还须经过严重斗争，方可解决······解放区军队一枪一弹均必须保持，这是确定不移的原则。”至于在东北的行动，“我党一切既定计划，照样执行。”

由于国共双方都没有在“双十协定”签署后停止各自的军事行动，重庆和谈无法起到阻止内战的目的。不久之后，双方部队即在华北、东北陷入了“关内小打，关外大打”的局面。对于国共和谈无法成功化解战端的原因，邓野在《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一书的结尾有着精辟的阐释：

“国共两党之所以能够就国家权力的再分配举行和平谈判，从本质上讲，这是武力的对比互为消长的条件之下，所产生的政治现象。和谈本身就是武力的产物。然而，和谈的本质却又在制止武力，这样，也就产生了一个头足倒置的关系：以武力的产物——和谈，反过来，剥夺这个产物赖以存在的依据——武力。”

和与战的这种倒置关系，加上战后美、苏两强在东亚地缘格局中的巨大影响，决定了中国还需要再经历一场血与火的考验。

参考文献：

[1] 汪朝光：战与和的变奏：重庆谈判至政协会议期间的中国时局演变，《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1期。

[2] 陈红民：蒋介石、毛泽东在抗战胜利前后的政治判断与抉择，载于氏著《细品蒋介石：蒋介石日记阅读札记》，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89-208页。

[3] 杨奎松：《失去的机会？抗战前后国共谈判实录》，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年。

[4] 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

[5] 蒋永敬、刘维开：《蒋介石与国共和战1945-1949》，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

[6] [美]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Berstein）：《中国1945：中国革命与美国的抉择》（China 1945: Mao's Revolution and America's Fateful Choice），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