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的过程不光是采写的过程，这是最不重要的部分

王心怡

深圳没有冬天，从去年的11月到今夏，关于毕设的每个夜晚，都有着难熬的聒噪，有时也会有吹来一阵风的喜悦。

我们时常感慨，尹老师当初所说皆为“真言”：

“这个选题很难”

“这场毕设也不仅仅只是毕设”

选题很难？刚开始的我并没有太深的体会，只是觉得要读的书，要看的资料，有些艰涩难懂，看完后也很难用自己的语言做一遍总结。我们越来越长的讨论时间，其实已经初露端倪。

我们六人小组很认真，但有时也太过于较真。

仍然记得一位组员外包稿子里的一句话，我们因为理解不一，关于是否要修改在星巴克里争执不下，不得已搁置。而后的线上讨论也因此花费了很长时间，最后无奈只能交给老师解答。

这样类似的场景很多（在此希望尹老师不要觉得我们烦哈哈），开会时间也越来越长，一次就要3个小时。过长的时间并不是好事，它往往让人失去耐心，引发情绪化的矛盾，因此我们也定了下了一个规矩，每次开会不准超过2小时。事实证明，很有效。

在最后的写稿阶段，我们在租的房子里大吐苦水，怎么这么难，实在是无从下笔。我们的采访资料也不理想，讨论“关系”必然要有双方的声音，但是我们却并没有公司高层方面的人脉，我和浩斌在脉脉骚扰的hr们也没有一位回复。

这些困难还体现在我的第四部分，最初的设想是总结和反思，3-4000字写得我是痛苦至极，一稿得到的反馈是直接删除，我也并不可惜，我太知道这部分是如何挤牙膏才出来的。也是在这部分，我觉得我并没有把握住这个题目。

其他的毕设选题或是针对某件具体的事，或是特定的人群，而我们，针对的是“关系”。

由“劳资关系”牵扯出的每一丝一缕或许都够我们写一篇毕业论文了，在这错综交织的大网中，我们该抓住哪个节点，我们想表达什么，我们的水平让我们能表达什么？

第四部分将我或者说是我们，打回原形。但是后来我们也想通了，毕业设计的稿件最多也就几万字，几万字妄图能把它说清？（那是不可能的）最后我们只能着眼于现有的素材，好在是改了7遍终于完成稿件，这是我们尽力能做到最好的了。

这场毕设不仅仅只是毕设。

在此借用尹老师之前说的一段话，我极为赞同，“毕设的过程不光是采写的过程，我甚至觉得这是最不重要的部分，而是在这过程中，我们逐步学会合作，学会思考，学会立意，学会试着把这个世界看复杂。“

它教会我们的，是终身受用的思维模式。

这是一段以后再难有的奇妙旅程，我们六人以稚嫩的眼光，一起看见象牙塔外更真实的世界，多少是有点沮丧和悲伤的，更难过的是，有些沮丧的经历甚至不允许被表达。

但好在，我们是六人前行。

现在距离答辩不到一星期，一些零散的场面总是突然浮现眼前。

去年的毕设现场，我们一起站在报告厅的边上，兴致勃勃地讨论着哪种颜色不能作为答辩ppt的底色；浩斌将含有所有选题的共享文档发错至大群时，我们暴跳如雷（当然他逃不过我们的严刑酷罚）；拿到尹老师修改过的稿子，从三万字砍到一万多，完稿的喜悦惨遭瓢泼大雨……不论当时的情绪如何，回忆总是被披上一层当下心境的滤镜，现在是觉得有点好笑，又掺杂着难过。

虽然今年的答辩现场已经取消，没有舞台，没有鲜花，没有掌声，遗憾和委屈在所难免，但我们终究还是要给它画上句号，不如带着明朗一点的心情去面对吧。

不要害怕，以后这段关于毕设的日子会成为每年相聚餐桌上闲聊的话资（多多相聚吧）。它还将成为，我们这群人记忆长河里共同闪闪发光的金子。

詹海滨

还有几日便是毕设线上答辩了，一年前，在去年的毕设现场，我们还计划着PPT用什么色调，才不会导致拍照时人脸“灯下黑”的情况，这种忧虑放到如今已经不复存在了。

当毕设遇上了疫情，除了史上最难毕设，亦是史上最长毕设，战线被拉长得近半年之久，其间艰苦，不言而喻。这里首先是要两位指导老师以及一路奋战的组员表示感谢。

和几个已经在互联网行业工作一两年的朋友讨论起我们所做的选题，他们对这个选题的的第一反应有的说加班，有的说维权。

加班是这个选题逃脱不了的话题，也是我感触比较深的话题，而加班是如何形成的呢？毕设临近尾声，对于加班，我自己列了一个逻辑以及感想，仅代表个人观点，欢迎批评指正。

一开始，互联网行业内是没有加班的。而后，出现了第一批宣扬加班的公司。显而易见，加班的公司战斗力和产出量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并且获利率更高，在竞争激烈的互联网市场上更具有优势。与此同时，那些没有加班，对员工好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劣势地位逐渐明显，他们或是破产或是退出行业。

后来，加班变成了成功案例。某几个企业的成功加班案例更是让整个互联网行业看到了成功的必要因素——加班，行业内的大部分企业都开始向那些加班的公司学习。劣币驱逐良币，不加班的公司已经不能适应当前的市场环境了。有的企业老板更是硬刚劳动法，将加班极度美化，强行将加班变成了一种福报。

当加班成为常态甚至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行业规则，致使互联网人深陷其中，他们迫于压力不得不安于现状，让我想起《制度是如何形成的》里的一句话：“人要脱俗是很难的，因为俗就是一种约束人的制度。进一步地说，理论不来自理论，而只能来自社会生活”。

除了走不出这种困境，互联网人还需要对面与同事之间的竞争，劳方与劳方竞争，资方与资方不竞争，他们需要通过加班保住自己的工作，靠着加班提升自己升迁的机会。致使加班文化逐步成为一种通行规范，一切的起因可能是因为最开始老板提出加班的时候没人质疑。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正如王小波所说：“所谓弱势群体，就是有些话没有说出来的人。就是因为这些话没有说出来，所以很多人以为他们不存在或者很遥远”。 我们做这个选题的意义之一，便是将这一部分缺失的声音予以补充。

黄浩斌

记者能够“浪迹江湖”、“知道别人不知道的事儿”让人挺爽的。结果，就在我以为回家休养7天时，疫情这个黑天鹅出现了。我不得不回归宅男本性，在家呆了3个月。

激情被浇灭。我当初做大厂劳资关系的选题，是对标南周《系统》。当时觉得，就玩个《征途》都能写出对资本对人的异化、禁锢，那我们面对更为复杂的互联网，那不是更加高大上？

但深度报道不是由吓人的词汇堆起来的，它的基础是有血有肉的故事。我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故事。一方面，是因为没有采访各方，所以人物单薄；另一方面，也是没有走进采访对象的心中，不能够真实地反映对方的想法和感受。

最终，我采访到的故事没有击中自己的兴奋。可能是我不够好奇，不能共情？我羡慕何伟感受生活的能力，看完《江城》，我仿佛对万事万物更细致的感知。

毕设还是某种程度上解答了我的好奇。我一开始问自己一个问题：996明明是如此反人性的东西，为什么还有员工甘之如饴？后来采访得知，大厂有高工资和福利，有不停地开会，推进事项，还有那里年轻人激烈的竞争氛围。

有个做外包的男生，刚工作的时候为了证明自己，天天拼命工作。后来打篮球后全身僵硬、起红疹，被送去医院。

还有一个公司加班堪称变态，但是采访对象不会有抱怨。他只是把这个看成一种交易，用年轻换未来。在那个公司，年轻人去那里锻炼，然后就跳槽，这是提升职级的常规手法。

其实，里面还有很多有趣的问题。比如，留得很久的“老人”怎么想。为什么不跳槽？变态的加班是否能够吃得消？但采访碰壁了很多次，并不是每一个问题都追问到了答案。

《富士康工人八连跳》中的年轻工人，有欲望，有迷茫，但受困于贫穷，一整天都站着如机械一般装配零件。大厂员工与之相比，似乎更加幸福。工资高，福利好，社会地位好，平台更大更可能成就自我价值。并不诚然如此，大厂自有残酷：剥夺睡眠、没时间与亲人相处、考评全方位监测、暴力裁员。

但我总感觉文章没写出这种残酷，缺乏力量。后来反思，自己没有写出睡眠对于主角有多重要，亲人有多重要，尊严有多重要，于是这些东西被剥夺的时候，读者是不会感同身受的。

写关于劳资纠纷的稿子时，苦于找不到更多的叙述方，于是我的视角永远在劳动者那边，没有亲人、同事的看法，也没有公司的看法。我写得很痛苦，我读起来也很干，像是流水账。

毕设虽已完成，但时常会不自觉的反思与懊恼：多方采访，故事会更有层次（至少别总是站在主角的视角看问题）；抓住矛盾，故事会更有戏剧性。但如果非要将经验浓缩为一点的话，那就是保持旺盛的好奇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