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权的陨落：非常权力与非常风险

非常权力意味着非常风险，强大的外表下往往是脆弱的本质。

托克维尔在亲历数场残酷的大革命后，断言法国大革命的根源就在于路易十四以来法国中央集权的成功。他感叹，国王把原本属于地方的权力全部归于自身，虽然大权独揽但也承担了一切的风险。

过去，农民粮食歉收只会归咎于当地的贵族，而如今，所有的事情都可以赖到国家头上。国家管理一切、国家控制一切，国家承担一切，你掌握了一切权力同时也承担了一切的责任，你控制着国民的一言一行却也承担了国民的全部怒火。

对于丧失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政府来说，没有比过度集权更诱惑却又更危险的事了，他每一个决策都像是在钢丝上跳舞，一着不慎就可能引发惊涛骇浪。当路易十六因加税问题而失误时，他发现君主专制之下，再无任何贵族、任何中间组织可以替他承担风险，他只能独自吞下这份苦果，因自己的无能而孤独的走上断头台。

一、国王大权独揽，国王承担一切

为什么中国古代农民起义往往声势浩大，甚至推翻一个王朝，而欧洲则要小的多，原因就在于欧洲是分权的封建制，而中国是集权的郡县制。

封建制下，权力掌握在地方，地方贵族具有高度的自治权，当地的所有问题归咎不到国王身上而只能埋怨当地贵族玩忽职守，因此欧洲的农民起义往往只针对地方贵族，而不针对远在天边的国王，国王虽然没有大权，但也脱离了全国性起义的风险。
相比之下，中国皇帝大权独揽，地方由他任命的官员统治，最终的责任人都是他，任何一个地方官的失职都会让百姓联想到皇帝的昏庸，至高无上的皇帝，实际上也承担了所有的风险，任何地方性起义都可能演化为威胁皇权的改朝换代。在周朝和春秋战国时，中国也不具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但自秦朝以后，全国性的农民起义已经成为历朝历代的标配。

18世纪的法国也经历了这一过程。路易十四把原本属于地方贵族的权力全部集中到自己身上，以后地方不再由贵族所统治，而由自己任命的督办治理，曾经的贵族们被软禁在巴黎，他们要么到国王的军队中任职，要么留在凡尔赛宫取悦国王，法国诞生了一批没有社会功能但却空有特权的享乐阶层，曾经庞大的统治中间层瞬间坍塌。
在以前，贵族一直是国王和农民联结的纽带，而如今这个纽带被打掉了，直接变成了国王和人民，人民被高度原子化，以前曾经属于村庄和地方的权力，如今都是由政府的公务员予以操办。国王在剥夺贵族权力的同时也将所有的责任承担在了自己身上，使得原本地方的经济性问题变成了全国性的政治问题，任何一次地方的反抗都会对中央的王权构成挑战。
托克维尔说18世纪的法国人既依赖政府又埋怨政府，法国人有问题找国家，有怨恨找国家，面包管国家要，就业要国家保障，似乎天气不好也可以归咎于国王，法国进入了一个极不稳定的状态。

二、巴黎人不再虔信天主教，国王只能依靠绩效统治

国王大权独揽，国王承担一切，但这一风险未在路易十四时期爆发，原因在于当时法国人还虔信天主教，对于国王有着盲目的崇拜，国王即使做错事，普通人出于信仰也不敢归罪于国王，但是到了路易十六时期，情况发生了变化。

随着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的启蒙运动以及美国革命的发生，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横扫巴黎，巴黎人开始质疑天主教的教义，他们不再相信君权神授，而开始信奉人民主权，国王的统治顿时丧失了神圣色彩，路易十六尴尬的发现，他只能通过经济绩效来维持统治，这也是为什么路易十六极为重视民意，极为注重改善民生的原因，在丧失宗教合法性后，路易十六只能靠取悦巴黎人而获得合法性。

但是依靠绩效进行统治怎么可能稳定？国家的经济不可能一直增长，国王的道德也不可能没有瑕疵，只要有一次失误，加上合适的契机，都会演变为全国性的骚乱，国王的一丁点失误都可能造成王权陨落的风险。路易十六没有逃过这个魔咒，他因为加税问题触怒了民众和贵族，最终路易十六走上了断头台，但依靠绩效难以持久的魔咒依然没有终结。

之后的国王们，都深受其害。

路易菲利普被称为街垒国王，在天主教完全丧失合法性后，他作为法国国王，对人民百依百顺，但最终仍难逃厄运。拿破仑三世为了成就非常权力，竭力在巴黎人面前呈现出自己强大的一面，为此不惜进行巨大的军事冒险，最终，他被普鲁士击败，为俾斯麦的功名铺平了道路。

俄罗斯沙皇为了让俄国进入现代化，进行斯托雷平改革，废除了自治原始的村社制度，最终却因一战的失败而彻底覆灭，还有伊朗巴列维国王，为了伊朗的现代化鞠躬尽瘁，力求通过经济奇迹来让伊朗人民信服王权，最终他在伊朗宗教势力、传统商人和中产阶级的联合下土崩瓦解。

国王的集权让一个国家迅速现代化，但也埋下了巨大的风险，正如亨廷顿断言的现代化之子必将埋葬君主制之父，国王为了现代化呕心沥血，但他自己却成为了现代化的牺牲品。

三、非常权力与非常风险

西方选举制度的优势是什么？不是发展经济、不是富国强兵，而是推卸责任，他通过选举将政体与政府相剥离，合法性与政府相绑定而不与政体所绑定，人们只会把问题归咎于政府无能而不会质疑选举体制，既然不满意，把政府选下即可，能如此方便的更迭政府、发泄怒火，何必采用革命这一暴力的方式。

有了这一发泄的渠道，西方民主国家虽然社会运动频繁，小乱不断，但却没有足以颠覆政体和统治阶层的大乱，因为矛盾已经在无数次的游行、选举、斗争中消耗殆尽，而且政府本来就是人民选出的，政府政绩糟糕只能选民有眼无珠，最终的责任人还是选民，选举将权力和责任都推给了民众，从而完美解决了合法性危机。

种族问题爆发无数次，可美国人还是只能想到警察暴力、种族歧视，而不质疑美国政体、统治阶层和贫富差距，美国体制的忽悠能力世间罕有。

最典型的就是美国，美国社会矛盾之多，如果换在威权国家早就崩溃了，但美国因其地方分权和选举，将矛盾控制在极低的层面，美国爆发了如此多的暴乱，却没有一次触及美国的体制和宪法，美国体制化解风险的能力，堪称世界之最。

西方民选国家最大的优势，从来就是化解风险。

相比之下，威权国家虽然具有非常权力，但也承担了非常风险，他剔除了一切中间组织，使得社会运动爆发的可能性极低，但是一旦爆发，就是颠覆性的大革命，这种没有组织，全是民众自发的运动才是最大的风险。中间组织或许会挑战政府但他也约束了民众。

非常权力与非常风险，从来都是不变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