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known Pleasures》的背后乐队曾担心会断送他们的前程

Qthemusic 娱乐 2020-05-19 16:03:18

四十一年前的4月，Joy Division来到斯托克波特的Strawberry Studio，捕捉他们现场演出中生猛的力量，制作成乐队的首张专辑。等待着他们的是制作人Martin Hannett，他为Joy Division设想了一种疏离现实的新声音。乐队后来告诉作者Dorian Lynskey，当时他们害怕自己会断送前途。但现实正相反，他们创造了不朽。

在1970年代晚期的一个春日，Joy Division走进英格兰北部的一间录音室，与一位有着非凡想法的制作人录制他们的第一张专辑。但那并不是1979年，制作人也不是Martin Hannett，那张专辑更不是《Unknown Pleasures》。那是一张从未存在过的唱片。

△《Unknown Pleasures》：“一座后朋克的丰碑。”

那天是1978年5月3日，Ian Curtis、Bernard Sumner和Peter Hook三人首次一同登台演出的一周年纪念日都还没到。自此，他们找到了Stephen Morris作为乐队的长期鼓手，把乐队的名字从Warsaw改成了Joy Division，并亲自制作了他们的第一张EP《An Ideal For Living》。从一开始几乎啥也不会弹，只会写些Sumner本人口中的“朋克仿作垃圾”，到后来，乐队以惊人的速度成长着。“对于Joy Division来说，‘一段很长的时间’可能只是一个礼拜。”如今的Morris回忆道。

通过RCA Records在曼城办公室的一位中间人，Curtis遇到了运营英国北部灵魂乐厂牌Grapevine的John Anderson。Anderson听说，KC&The Sunshine Band身后的佛罗里达disco厂牌TKRecords想在朋克乐的大潮里掺一脚，而Joy Division或许正符合要求。但这个计划有个问题，就是厂牌的预算只够在曼彻斯特的Arrow Studios赶工两天。还有个问题来自Anderson，他坚持给一些建议来帮助乐队“进步”，比如加入合唱人声、萨克斯风独奏和一个灵魂乐版本的翻唱。在录音头一天结束时，他建议Curtis回家听听James Brown的音乐去找找灵感。“Ian简直要疯了，威胁说第二天不来了，”[/i]Sumner回想起来，[i]“现在回头看，他还真是对的。我们当时都气炸了。”

△ Curtis像是“中了蛊一样被不安笼罩。”

跟Grapevine合作的那些录音现在可以在YouTube上找到，它们并没有你想象中那么糟糕，但还是跟Joy Division想要的效果有很大差距。那时的母带都被束之高阁。“我们当时很年轻，很天真，”Morris说，“有个人向我们抛出橄榄枝，说要给我们做专辑，我们就屁颠屁颠地说好好好，根本没有多想。事后我们在多个方面都学聪明了一点。”Sumner说，乐队的下一步，是要做出一管“解毒剂”。

那年，Joy Division足够幸运，在短时间内接连遇到了三位贵人。其中一位是Rob Gretton，他是一位有着炽热决心和超强主见的经纪人，他那时认为Joy Division是他见过“最好的乐队”。第二位是Tony Wilson，一名前电视台主持人，日后成了品味不俗的Factory Records主理人。最后是Martin Hannett，他留着一头前朋克时代风格的显眼卷发，是个古怪但聪明的录音魔术师。

△神奇的Martin Hannett。

三个人都在当年10月份进入Joy Division的世界，那时乐队刚为音乐人合辑EP《A Factory Sample》录制了两首新歌《Digital》和《Glass》。“Martin有些怪怪的，但那时我们认识的每个人其实都有点怪怪的，”Sumner说，“Martin是个标新立异的人，Tony也是，Rob同样是。他们才不在乎什么生意或者唱片销量呢，他们只考虑我们是否足够棒。”

围绕着《A Factory Sample》引发的一切讨论，让Joy Division登上了《NME》杂志封面、John Peel主持的BBCRadio 1音乐节目，主流唱片公司也对他们表示出兴趣，但Gretton认为，Joy Division应当继续在曼彻斯特与Factory Records合作。这份独立自由的代价，就是成员们为了生计，没法把白天的本职工作给辞了，他们只有三个周末通宵的时间来完成处女专辑：第一周录音，第二周叠录、加效果，第三周混音。

“我们只会等着灵感从天上掉下来。真的，我们所做的，只不过是用潜意识写歌。”——Bernard Sumner

还好，他们手里已经有了一些歌。排练室是一座废弃的磨坊，他们进门后会在炉子上烧水沏茶，聊聊本地八卦或是昨晚电视上放过的节目。接着乐队会讨论那些他们最为钟爱的唱片——The Velvet Underground、Iggy Pop、Kraftwerk、Bowie以及The Doors的作品——以及像是David Lynch的《橡皮头(Eraserhead)》和Werner Herzo的《诺斯费拉图：夜晚的幽灵(Nosferatu The Vampyre)》那样的电影。“它们身上都有一些古怪的地方，有些跟这个世界格格不入吧，”Morris说，“这一点正是我们喜欢的。”

破冰的环节结束后，是时候开始创作了。Morris会敲出一段节奏，Sumner和Hook则跟着即兴，并用一台便宜的卡带录音机把即兴的成果录下来。第二天，他们会回放这些录音，把他们喜欢的段落挑出来，发展成一首首完整的歌。最后，Curtis会扯过一张纸来，试着写下可能用得上的词。

△Bernard Sumner近照。

Sumner用一种近乎神秘的方式形容他们的创作过程：“我们只会等着灵感从天上掉下来，秘诀就是，别去想它。每当你开始考虑这件事时，灵感就堵塞了。我们其实在做的只是用潜意识写歌。我们瞎聊的时候，就跟在酒吧里没什么区别，可一旦我们开始弹奏了，四个人就像身处四座不同的孤岛上，并没有什么实质的交流。”

根据Hook的回忆录记载，1979年4月，Joy Division已经“快要走向终结了”：Morris机械地打着鼓，就像Moe Tucker在玩儿Krautrock；Hook的贝斯旋律音调异乎寻常地高；Sumner的吉他声能震碎玻璃，折断金属；Curtis则像是中了蛊一样被不祥笼罩。那个4月，乐队和Martin Hannett以及他的录音师Chris Nagle一起去了斯托克波特Strawberry Studios。

这家录音棚当时属于摇滚乐队10cc所有。“那里就像个生产马麦酱(Marmite)的工厂，”Sumner解释道，“故意被设计成死气沉沉的模样，地上铺着地毯。我们就像在真空环境里演奏一样。当时设想是我们了无生气地演奏，后期再加上一点电子氛围，但是嘛，这始终只是个想法，不太能行得通。”

△ Joy Division(左起：Bernard Sumner、Stephan Morris、Peter Hook、Ian Curtis)，曼彻斯特TJ Davidson排练室，1979年8月.

那间录音棚正合Hannett之意，他能够掌控和捕捉Joy Division的声音。这位制作人要求多多的制作方式，在电影《24小时狂欢派对》(24Hour Party People)里体现得淋漓尽致，Morris被强制要求在屋顶上装好自己的鼓组，颤抖着打了一整晚的鼓。“这事在现实中从来没有发生过，但那是个很好的比喻。”Morris大笑着说，“我和Martin很处得来，就像老嬉皮那样，有各种古怪的点子。那时我也很难讲清他到底想做什么。他也没有多加解释。”Hannett给人的建议和指示是出了名的晦涩高深又自相矛盾。他会说什么“既要做得光芒万丈又要低调谦逊”，或是“刻薄点儿同时再善良些”之类的话。不过Joy Division尽力做了他们能做的一切。

往后的一个周末，Hannett的想象更天马行空了。从录音棚的电梯门开开关关的嘈杂声就可见一斑，在《I Remember Nothing》的背景里，你还能听到瓶子砸碎的声音。12寸黑胶版本的《She’s Lost Control》，Hannett想要喷雾器发出的嘶嘶声来模拟镲片声，Morris只好去录人声的棚里捣鼓一罐磁头清洁剂。Morris记得：“录音棚被难闻的易燃烟气充斥，我本来想点上一支烟，后来想想最好还是别了吧。”

在多年的酒精和药物成瘾之下，Hannett于1991年因心脏骤停而去世。他曾尖刻地评价，Joy Division“是给制作人的一份厚礼，因为他们根本啥都不懂”。在控制室里，乐队会坐在空调底下，躲在房间后面，如果成员们有什么意见让Hannett觉得不爽了，他就把空调调到最大挡，真正意义上地“冷淡”对待他们。最终，他在乐队成员不在场的情况下独自完成了专辑混音，也就是说，在Hannett把专辑磁带交到他们手里之前，Joy Division根本不知道自己都做了些什么。“第一次听的时候，你会想，‘这都是啥？！’”Morris说，“我们根本没时间做任何事，因为压根没有预算。”

△ Stephen Morris：现如今“Krautrock界的Moe Tucker”。

Hannett也许有某种联觉的能力，他曾经说过，想创作一些“声音全息影像”。在回声和延迟组件的帮助下，他制作的音频在物理维度上有了那么点意思，就仿佛dub reggae是诞生于英格兰北部的后工业都市，而非牙买加。Sumner说过，Hannett对把各种乐器的声音分隔开来有很强的执念(他让Morris拆了鼓组，分开演奏其中的每一部分)，让它们各自更为疏离，缔造出一种跟Curtis的作词相得益彰、听起来格格不入的声音。《Unknown Pleasures》就像是四个人身处广阔、黑暗而冰冷的空间内，各占一隅。

制作人Hannett对声音激进的布局，让Sumner和Hook感到气馁，因为他没有把Joy Division现场的那种癫狂的急迫感传达出来。Sumner喜欢专辑里怪诞的氛围，但他认为里面的配乐听起来很单薄，干巴巴的，完全不像乐队最好状态时的样子。“人们听到会怎么想啊？”他回忆，“大家会接受这样的音乐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我们的音乐前途就完蛋了。这事真的有可能发生。”

△ Ian Curtis逝世于第二张专辑《Closer》发行的几周之前。

1979年6月15日，《Unknown Pleasures》发行，Sumner的疑虑立马就被各路好评打消了。出自Rob Gretton、神秘兮兮的专辑名，以及Peter Saville令人过目不忘的封套设计，加重了他们的音乐中那种冷冽的肃穆感。Sumner选了脉冲星CP1919的电波图案，因为这让他想起《2001：太空漫游》中的巨石。不过最后还是Saville把它黑白倒转了一通，删去了所有文字，带来一股不祥的神秘感。

“说实话，当时的评论都有点把我们捧得太过了。”Morris带着高兴的语气说道，“在我看来，他们写的完全是另一个乐队——非常严苛、肃穆。你想象不到，这帮做出这张唱片的人平时想得更多的，是谁今晚在休息室会赢下桌球马拉松，或是今晚谁给薯条买单之类的小事。光看媒体报道，你会以为我们活在一个更脱离现实的环境当中。”

许多乐评人把这张唱片视作对孕育了它的城市——曼彻斯特的一种声音上的诠释。《Melody Makers》的Jon Savage称它“完美反映出曼彻斯特那些暗黑和空洞的空间”。这对乐队自己而言还是个新鲜说法。“我们就是在这种后工业化的大熔炉中成长起来的，这就是我们所知的一切。”Sumner说，“我们还以为全世界都差不多是这个鬼样，除了一个叫伦敦的地方，时不时还能从新闻上看到它。我想，可能这里的环境多多少少影响了我们，但它应该只是潜意识上的。”Morris同意他们是潜移默化之下与曼城的氛围相通：“如果你在1979年某一天来到斯托克波特，天气正好也阴森森的，你就能懂得为什么《Unknown Pleasures》与这座城市绝配了。”

当Joy Division写下这10首歌的时候，他们还在悄悄地对着他们的偶像有样学样，但他们用一张《Unknown Pleasures》从被影响方摇身一变，跨入影响他人之辈的行列。“我们有时候听着John Peel的节目，觉得里面放的乐队跟自己很像！”Morris回忆说。

U2的《11 O’Clock Tick Tock》(也是Hannett制作的)、The Cure的《Seventeen Seconds》以及Talking Heads的《The Overload》都是1980年代受《Unknown Pleasures》惠泽的一批作品。Joy Division受到狂热崇拜的神秘魅力无限增长，而Curtis在1980年5月18日的自杀，让那份鬼魅像一座墓碑般被死死封印，而那天距离乐队第二张专辑《Closer》发行仅剩几周的时间。

“我们没有留意过Ian的歌词，”Sumner说，“直到他过世，我们才发现，‘天啊，为什么之前我们都没注意到？’我们眼前的那个人和你我听到的歌词里的这个人根本不相符，他这人有两面。Ian写的词很沉重，有些句子令人不安，可一旦演奏完毕，我们并不会去问他：‘我的老天，Ian，你到底怎么了？你还好吗？’”虽然这事过去40年了，但说起那些他们忽视的征兆，说起他们没有选择走的那条路，Sumner的声音仍会颤抖。“你总觉得，如果一个人的心理状态有什么问题，那他肯定会告诉你的。”

“我们有时候听着John Peel的节目，觉得里面放的乐队跟自己很像！”——Stephen Morris

1980年3月，《Closer》于Pink Floyd在伦敦的Britannia Row Studios录制，乐队有了更多的预算和时间，也有了更好的硬件设施。这是一张整体性更强的专辑，几乎要被它自身无可挑剔的品质压得喘不过气来。当Curtis的队友们通过New Order步入了对电子音乐世界更深处的探索，他们开始影响另一个音乐流派。但《Unknown Pleasures》才是他们踏上未知领域的头一步，它既是后朋克的一座丰碑，其庇荫覆盖了从Interpol到Burial等一众音乐人，又是找对了的制作人成为乐队编外一分子的典例。